文/郭倩 孙吉龙 图/孙炳炎教育基金会提供
在孙炳炎的人生历程中，陈嘉庚是其最尊敬的长辈，也是最重要的精神导师。1920年，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有感于母亲的家乡孙厝没有新式学校、学子上学不便，便在孙厝创办了“乐安学校”。作为该校的首届学生，出生于1912年的孙炳炎从少年时代起就深为嘉庚先生爱国兴教思想所感动，嘉庚精神早早便在其心中扎下了根。自南渡新加坡后，有了更多机会聆听嘉庚先生的教诲，更深刻地受到了嘉庚精神的熏陶。此后便一生追随嘉庚先生创业海外、回报祖国家乡、服务社会，穷一生之力践行嘉庚精神，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将嘉庚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回顾孙炳炎一生，我们就会深切地感受到他与嘉庚精神渊脉的密不可分。
踵继前贤，奉献一生
1926年，年仅14岁的孙炳炎阔别家乡，远涉重洋南下新加坡谋生。为了改善境遇，他自强不息，白手起家，从学徒、店员做起，一边打工积累本钱经验，一边刻苦自修充实自身，不到六年就创办了自己的森林木材公司。此后近半个世纪，他兢兢业业、艰苦奋斗，善观时变、敢为人先，凭借诚实守信、重诺重义的品格和坚韧不拔、爱拼敢赢的精神，将“森林”由一家小作坊发展为一个多元化经营的商业集团，创造了“独木成林”的商界传奇，在为新加坡的建设和腾飞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宏图大志，奠定了自己的社会历史地位。虽说公益义务不待富而后行，但经济实力的增长，进一步加深了孙炳炎对财富价值观的深刻体认，也扩大、深化了他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
爱国精神是嘉庚精神的精髓，也是贯穿孙炳炎一生的主线。他虽身在南洋，却始终心系祖国，在开创事业的同时，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自觉担当，积极关注着祖国和家乡的命运。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孙炳炎出于义愤，在新加坡的报刊上撰文痛斥不抵抗主义，并以乐安学子的身份拜谒嘉庚先生，积极参加嘉庚先生组织的抗日活动。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孙炳炎毅然将刚有起色的事业抛在身后，选择积极投身嘉庚先生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总会”，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并当选为芽笼区筹赈分会主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陷新加坡，因为在抗日筹赈活动中表现活跃，孙炳炎成了日军重点搜捕的对象，不得不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抗日救亡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孙炳炎早早进入了嘉庚先生的视野，此后二人交往渐多，成为忘年之交。
在祖国解放战争期间，孙炳炎又明辨是非，坚定地追随嘉庚先生，高度认同嘉庚先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政治论断，在中华总商会会长任上，他立场坚定地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1949年，嘉庚先生回国参政，孙炳炎对此全力支持，并不负重托，努力完成嘉庚先生在南洋的未竟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嘉庚先生回国定居，但二人在诸多方面皆有密切合作。1956年，应周恩来总理和嘉庚先生的邀请，孙炳炎组织带领新马工商考察团，冒着极大的风险，辗转来到中国进行商务考察。在华期间，孙炳炎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国庆观礼，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亲切接见和鼓励，使他备受鼓舞。新中国建立伊始，国家经济艰困，孙炳炎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长期向海外代理经销中国产品，帮助中国政府突破西方经济封锁，为中国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外汇。
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一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孙炳炎就冲破种种阻力和藩篱，多次率领新加坡华商访闽团来到中国考察、投资，支持和推动中国的发展。他自己率先在家乡厦门投资了新加坡酒店、同成食品有限公司、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同森园艺开发有限公司等企业，在黑龙江、吉林、贵州等省份也有不少大型投资。在以孙炳炎为代表的第一代侨商的引领和示范下，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中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合作，形成一股助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
殚精竭虑，报效祖国
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所有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嘉庚先生的毕生追求。这位可敬的爱国侨领在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台湾必须回归中国”，深切地表达了渴望祖国统一的心情和愿望。为了完成嘉庚先生的遗愿，孙炳炎在创建世界同安联谊会时特意吸纳台湾的同安乡亲入会，其初衷，除联络乡谊、交流商机外，也还有彰显“两岸一家亲”，以民间特有的渠道和方式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考量。1996年在同安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同安联谊大会，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4个代表团中，就有12个来自台湾，会上倡议的由厦门莲花水库向金门供水的建设项目，在台湾同胞中引起了强烈反响。2013年，第九届世界同安联谊大会在台北市成功举办，对进一步扩大海峡两岸的经贸合作和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新加坡，孙炳炎以毕生的辛勤和汗水滋养着这个承载着他的梦想的国度，他殚精竭虑，领导各大华社、会馆、商业机构，为新加坡社会各族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追随先贤脚步，沿着陈嘉庚、陈六使、陈光前诸先生以及历代先贤努力的方向，遵从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的殷殷嘱托，扎根南洋，开枝散叶，组织和领导了维护华商合法利益、推动对外经济交流、支持创办南洋大学、支持华人争取公民权、支持新加坡独立建国、组织向日本“追讨血债”，促请修建“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等活动，同时为发展华文教育、争取华语官方地位、筹建中华医院、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等作出了巨大贡献。
孙炳炎关心祖国的建设和家乡的发展，更是倾注了海外游子全部的爱与赤诚。其中在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等在内的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更是孙炳炎服务社会、践行公益的聚焦点和着力点。早在1947年，为减轻嘉庚先生的办学压力，生意稍有起色的他就主动请缨，要求接办乐安学校，独自提供办学经费。之后又出资捐建乐安小学、乐安幼儿园校舍。1957年，孙炳炎借回国访问之机专程回到集美拜会嘉庚先生并处理乐安小学建设一事。嘉庚先生与他一起赶赴集美学校抗日时期内迁旧址参观，对于嘉庚先生的信任和期许，孙炳炎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在20世纪80年代，又出资出力倡办了乐安中学，在孙厝建立起了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在内的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解决了乡亲子弟上学难的问题。
1999年，在森林企业遭遇困境、资金紧缺之际，孙炳炎仍多方筹措资金，捐资人民币200万元在厦门市教育基金会设立“孙炳炎教育基金”。直至今日，孙炳炎教育基金仍源源不断地为厦门的奖教奖学、助教助学等活动提供支持。正如孙炳炎的儿子所说的“到后来，父亲剩下不多的钱了，但还在不停地捐，可以说，父亲在晚年捐出去的，都是‘血钱’”，孙炳炎的捐资促学与嘉庚先生毁家兴学、“出卖大厦，维持厦大”的壮举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昔日的学子受到嘉庚精神的感发而效仿校主，反哺母校，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源源不断地加入捐资助学的行列，将家乡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进一步发扬光大，这就是嘉庚精神代代相传的最好例证。
家国天下，继往开来
20世纪初，南洋华侨在嘉庚先生号召之下空前团结起来，共赴国难，展现出超帮派、超地域的爱国精神。孙炳炎在负责“南侨筹赈总会”芽笼分会期间，其视野和格局也受到嘉庚先生的深刻影响，逐渐养成了更为深远的目光和广博的胸怀。在嘉庚先生归国、接手新加坡华社领导工作以后，孙炳炎沿着嘉庚先生“跨帮派”凝聚南洋华侨而开辟的道路，继续致力于海外华人华侨社团的交流促进工作，并使华人社团工作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世界经济逐渐走向区域化，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日趋密切。孙炳炎在领导社团工作期间，出于对嘉庚先生抗战期间联合东南亚华人社团经验的领悟，及其洞察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敏锐眼光，突破了传统社团交流的血缘、地缘局限，放眼天下，不断将社团活动推向深入、推向国际，从而推动东南亚华人社团步入跨文化整合发展阶段。他在1965年3月就任中华总商会第三十三届会长时提及的四项新任务，其中两项就是“经常组织工商业考察团前往外国考察访问”和“扩大文化教育工作，经常举办学术讲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孙炳炎对华人社团未来发展的思考：立足工商本业，扩大国际经贸和文化交流。而这一系列活动中影响面最广的，无疑当属孙炳炎1994年5月筹办和成立的“世界同安联谊会”。“世同会”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同安乡亲为纽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经贸交流与合作。至今为止，世同会已经举办了十一届，在加强中国与新加坡乃至世界各国的互联互通、共圆中华民族复兴梦的行动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世界同安联谊会的成功举办和运作，孙炳炎居功至伟。
改革开放之后，以孙炳炎为代表的海外华人又起到了连结内外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其功能从“输血济困”渐渐转为“造血发展”。1980年，孙炳炎听闻厦门设立国家经济特区，立即组织投资力量返乡考察。一来希望能找到新的商业机会，二来也是为家乡的经济成长尽一份力。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经济建设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客观上来说投资条件和环境还并不完善，这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来说是存在一定风险的。但孙炳炎仍然毫不犹豫地亲自回乡投资兴业，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不仅如此，他还通过筹办世界同安联谊会带动大批海外同安乡亲回乡团聚、考察交流，“让同安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认识同安”，在厦门与世界之间架起一座乡情浓浓的沟通之桥、机会之桥。
坚守发展，融合传扬
早期下南洋谋生的华侨面临的最大困境，除了难以适应的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外，莫过于文化习俗上的陌生和疏离了。艰难的谋生之路叠加心灵上的孤独感，共同催生了对故土文化的依赖与渴求。要生存必要抱团，要抱团必要维系认同。而对于出海的华侨来说，最能维系这种认同的，则一定是熟悉的乡音、习俗、信仰、价值观及各类物质和仪式载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在以嘉庚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华侨身上，我们常常能看到这种对中华传统文化令人动容的坚守，不论是“父债子还”的故事、“诚、信、公、忠”的人生信条，还是慷慨报国的行动，无不彰显着他们身上强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优秀基因。而当他们漂洋过海、身处异国，又能充分吸收外来文化中有益之处，对传统文化精神起到了补充和助益的作用。
孙炳炎承嘉庚衣钵，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也可谓不遗余力。他在经营同安会馆时，就常常通过举办传统诗词培训班、灯谜会，举办“华人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发扬”学术讲座并广邀两岸、香港以及美国、澳洲、日本、马来西亚学者参加等方式传承传统文化。就连1970年筹建新加坡中华医院，“弘扬中医文化”也成为其目的之一。但同时，孙炳炎对文化事业发展的开拓性眼光又使其并不囿于传统文化在华人圈中的传承，而是争取得到当地不同文化族群的普遍认同与接纳，并藉此使中华文化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孙炳炎在新加坡同安会馆给第三届世界同安联谊会的献词“四海同安”时说，“四海同安”的另一个意义是“四海之内，人人平安”，“除了希望同安同乡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之外，也希望其他的人群（籍贯/人种）和平安康”。这无疑就是孙炳炎对传统的“大同”思想所作的现代阐释和发扬。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曾任新加坡同安会馆副主席的杨松年先生在忆起孙炳炎时也曾说道，孙炳炎领导的社团由最初的服务乡亲，“慢慢发展到承担起中华传统文化在新加坡乃至东南亚继续传承和发扬光大的使命，一直到现在走出新加坡、走出东南亚、走向世界，发展越来越好，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说：“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只要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起来，有力出力，有智出智，团结一心奋斗，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梦想的强大力量。”回顾孙炳炎光辉的一生，我们深信，有了千千万万海外同胞的鼎力襄助，有了团结起来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就一定能够实现！（本文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