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杨渡 整理/《台海》杂志记者 郑雯馨
海洋对闽南人而言，意味着机遇、财富以及生存，当然也有数不清的危险与未知，但从宋元时期直至今日，一代代闽南人依然没有停下往那片深蓝探索的脚步。安土重迁与流动迁徙，看似矛盾的两种性格塑造了闽南的内核，台湾作家杨渡从自己的家族故事为起点，讲述了大航海时代下的闽南与台湾的故事。
今年九月，我应汪毅夫老师之邀，前往厦门参加厦大台研院举办的主题为“台湾文学研究的视野”的学术讲座，我演讲的主题主要围绕闽南与大航海时代，之所以对这个话题产生兴趣，是因为我所写的《一百年漂泊》这本小说，从我的家族为线索，一直追溯到了大航海时代的闽南人。
祠堂里的“唐山石”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有一块特殊的“唐山石”，它被静静安放在家中祠堂的供桌下，小时候我们几个调皮的小辈将它拿出来，互相推来推去地玩闹，祖母看到后就生气地教育我们说：“那是祖先从唐山带过来的，你们不要这样玩哦。”当时我特别惊讶，心想：祖先为什么要带一块石头到台湾？长大后我追溯家族的历史，了解到我们的祖先早在清朝时便从漳州平和渡海到台湾，当时他的行李就是一个挂在扁担上的包袱，也许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他还往扁担另一头放了一块石头。从明清时期，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有许多闽南人迁徙到台湾开垦，他们往往会带上一抔家乡的泥土，表示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对我们家族而言，那块石头便是家乡的象征。
我在创作《一百年漂泊》这本自传体小说时，将这段回忆作为家族历史的开端，正因为从家族历史延伸到对台湾历史上的移动迁徙的研究，我注意到大航海时代的闽南海商对整个东亚文明的影响。对闽南人而言，倘若以自己的家族史为起点，再往前延伸到更深远的大历史中去，很自然就会找到整个族群历史的渊源，我就是在这样追寻的过程中，意识到闽南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海洋文化。过去我们提到闽南文化，总是先想到其源于中原地区的河洛文化，还有族群在陆地上的移动迁徙，鲜少讲述其海洋的那一面，尤其当闽南人远渡到东南亚各国经商、生活，就深刻影响了当地的生活习惯、饮食、建筑、婚姻习俗等，比如新加坡的肉骨茶，据说早期闽南人到新加坡讨生活，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东西吃，他们就用一些中药材和便宜的大骨头煮成肉汤，后来便发展成了肉骨茶。可见闽南对于东南亚的影响。
在我看来，闽南人是一个不畏迁徙、努力求生存的族群，早期那些因为北方战乱而从河洛一路南迁到闽南的族群，他们带来的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融合就形成了闽南文化，这也是为什么闽南语里会保留许多唐代古音的缘故，而我们用闽南语读唐诗的感觉也格外不同。虽然闽南人的性格中有“安土重迁”的那一面，譬如表现在浓厚的宗族观念，以及大部分人下南洋成功后，都会返回家乡修祖祠、盖新屋；但我们不要忘记，闽南这个族群之所以安土重迁，是因为想要生存下来，然而在闽南这个狭小的地方，要求生存就必须往外、往海洋扩展，台湾早期有不少行船人的歌谣，歌词很多都是“我去打拼我的未来，等我成功了一定归来，带给你幸福”这类主题。
对于一个闽南家族来说，当家族不断繁衍，年轻一代势必要外出打拼，即便到了陌生地方开始新生活，他们也会倾向与同宗族的人聚集在一处。比如我们家族早期到台湾也碰到不少困难，据说祖先后来找到了另一位杨家的人，他帮助我的祖先在一座庙旁租了一块地，我们家族才得以在台湾生存下去。从这段家族故事就可以看出，闽南族群的宗族观念，宗亲之间的相互帮助反映在诸多方面，包括大航海时代活跃于东亚海上的闽南海商。
杨渡祖籍漳州平和，图为童年的杨渡（右）和母亲、弟弟合影。
2019年，杨渡莅临厦门海沧的书香阳光书店，与读者分享自己创作《大航海时代的厦门、台湾与世界》的感悟。
大航海时代的闽南人
为了进一步研究大航海时代下的闽南，我曾多次前往闽南地区进行调研，包括漳州平和、龙海，厦门海沧以及到泉州参观海上交通博物馆，其中对厦门的印象很深，过去因为两岸隔绝的关系，厦门的发展受到了限制，随着两岸开放交流，厦门的城市建设才真正开始，我到厦门看到很多崭新的建筑和新规划的痕迹，无论是生态环境，还是居住环境都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
我有几次厦门之行都与一位特殊的闽南人有关，那就是被称作“开台王”的颜思齐，在台湾历史上，他是一个十分神秘的人物，关于他是否真实存在过，学界众说纷纭。我想弄清楚这段历史，除了查阅明朝的历史资料，还翻阅了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办事人员从台湾地区写回巴达维亚的工作报告，从那些历史资料中确认了颜思齐的存在，了解到是他带郑芝龙到台湾，他开发台湾的时间也比荷兰人更早。我曾经带着《1624，颜思齐与大航海时代》这部作品到厦门进行“大航海时代的厦门、台湾与世界”讲座，分享我在研究这段历史时的发现和感悟，其中有段有意思的记录，是1540年发生在厦门的一起冲突事件，大致情况是两家商船发生碰撞，被厦门当地的官员扣押下来，一查才发现，其中一位名为陈贵的船主居然有26艘载货的船，官员问他：“你这么多艘载货的船，是在搞走私吗？”他否认道：“这是有人订货，我只是帮忙把货带回来而已。”
从这个插曲可以看出，当时闽南一带的海上贸易经营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可以想见正是有这样的贸易系统，使得来到东方的葡萄牙、西班牙商队选择与这些海商合作，成为贸易伙伴，否则一艘初来乍到的外国商船怎么知道去哪里采购货物和取货。一位闽南海商李旦曾经同颜思齐一起在台湾与福建商人进行丝绸的贸易，他们将买来的丝绸运往日本长崎及平户，李旦本人也将长崎和平户作为长期的贸易点，除了台湾地区、日本，他的贸易范围还囊括了整个东南亚。
作为李旦和颜思齐的继承者，郑芝龙利用他曾经担任海防官员的身份，加上他优秀的经营才能，几乎控制了当时整个东亚的海上贸易，那时候中国商船出海贸易会挂上郑芝龙的旗子确保安全，而他们每年就要交给郑芝龙2000两银子作为保护费，可见当时郑芝龙在东亚贸易中的地位。后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准备进入东亚进行商贸，他们最初的贸易对象也是这些闽南人。总而言之，以颜思齐、郑芝龙、李旦为代表的闽南海商很早就开始了海上的开拓，这些活跃在大航海时代的闽南人，对闽南和台湾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位于厦门海沧的两岸同根开台文化展示馆，通过照片、文字、影像等展现了颜思齐敢闯敢拼、拓垦台湾的一生，吸引民众参观。
杨渡作品《1624,颜思齐与大航海时代》。
杨渡自传体小说《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
从“家族”看大历史
元人汪大渊曾两次从泉州出海，游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他将这些经历写成《岛夷志略》，当中不仅提到澎湖“自泉州顺风二昼夜可至”，还写了自己从澎湖到台湾后，在山顶上看海潮涨落，目睹清晨的太阳慢慢升起，直至照亮整座山的场景。这些描写与今天的我们去阿里山看日出的感觉无异，同时流露出这样的信息：早在元代台湾就受到了关注，到了明朝，颜思齐和郑芝龙将台湾作为海上贸易线路中的一站经营，而且他们还带领不少从闽南迁徙而来的人开垦台湾，之后荷兰人才逐渐注意到这里，并将台南作为他们贸易的港口。正因如此，郑成功准备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的时候，他不是对荷兰人说我要攻打你，而是“我要收复我父辈曾耕耘过的土地。”
因此，当我们在讲述闽南时，叙述的角度不应忽略掉海洋，因为闽南人在海上的开拓，以及他们通过贸易在东亚的活动范围，正是他们对大历史产生影响的所在，可以说，闽南的这段历史跟大航海时代、跟第一次全球化是联系在一起的。近些年来在闽南文化研究方面人们也开始关注到大航海时代与闽南的关系，我觉得这样的方向是很好的，在我看来，要进入这个主题的研究，首先要找回论述的话语权。以往我们总认为，大航海时代是由欧洲人主导开启的，事实上东亚在当中也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那应该是一条从东亚到欧洲都很繁荣的贸易航线。大航海时代，中国与西方贸易的商品都属于高端产品，当时世界大量的白银都流入了中国，失去世界的话语权则在鸦片战争之后，也就是西方进入所谓工业化时代，蒸汽船打败了风帆船，继而失去了自身文明的主体性，导致了我们看待历史时好像都会很责怪自己，因此要做研究就不能只局限在欧洲方面的书籍史料；其次要思考在欧洲人来之前，东亚文明之间的交流对彼此产生了哪些影响？因此有必要涉猎东亚文明之间交流的历史，这样我们才可能找到大航海时代东亚的主体性。
就我个人而言，倘若真的要针对大航海时代这一主题做研究，我会希望从文学层面去做一些家族史的研究课题，比如从新加坡、马尼拉、印尼、越南等地的华人家族史去映射大历史，不管是唐山过台湾还是下南洋，闽南地区那些家族的迁徙、流动，正是整个大历史的一部分。正如我写《一百年漂泊》，以一个家族的故事入手，让整个大历史丰富起来，变成有血有肉、有生命的故事，还有不少两岸家庭的故事也是如此。要进行这样的写作，首先要做好相应家族史的访问工作，尽可能详细完整，这样当你提笔时，才能知道如何阐述在特殊时代下家族遭遇的变故、机遇，将那些或显赫或平凡的家族故事更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一起思考个人或家族的命运是如何与时代变迁交互影响。对大航海时代的闽南的研究与再创作，其实也是在思考闽南的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