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台海》杂志记者 郑雯馨
位于同安梵天寺后方的文公书院，与朱熹有着密切的联系。
闽南地区作为朱子过化之地，有明确记载或者相关传说与朱熹有关的书院就有十多所，他在自己创建或参与整顿的书院里传道讲学，著书立说，那些书院当中有些湮灭野蔓林间，有些转变为供奉先贤的祠堂，有些则延续着讲学育人之传统，直至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而失去功用，成为供人凭吊之地。然而受朱子教育思想所熏陶，被灌注了“为己之学”精神的那些闽南书院，它们所留下的宝贵财富，依然促使今人思考与实践。
漳州芝山书院的旧址就在如今漳州一中校园内，这里新建了朱子讲学雕像。图/张旭
绍兴十七年，十八岁的朱熹第一次参加科举就通过乡试，次年考中进士，不久便通过吏部的选拔考试，被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一职），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从京城临安往福建赴任的路上，沿途景致由微风和煦的繁华水乡过渡到碧水丹山的八闽之地，对于在闽北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朱熹而言倍感亲切，然而作为他的首仕之地，闽南又有着与闽北不尽相同的风土人情。当年这道看似平平无奇的诏令，却是朱熹与闽南不解之缘的开端，因为他的到来，在闽南的土地上播撒下了讲学办校的种子。
首仕之地，兴讲学之风
在同安大轮山南麓的梵天寺，总能见到虔诚的香客和举着相机的游人身影，当依次走过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吸引人们穿过藏经阁右侧小门，继续踩着石阶小路往上的，多是为了那座拔地而起的魁星阁，除了可一览同安全貌，它还延续着旧魁星阁主文运、祈求金榜题名的美好寓意。匆匆而来的人一不留心就会错过藏经阁后的文公书院，这里见证了朱熹“兴学育人”理念的实践，更塑造了同安“声名文物，甲于泉南”之美誉。
红瓦白墙、朱门雕窗的两落式宅院，门额处悬挂着“文公书院”的匾额，大门两侧一副“轮峰挺秀源远流长 紫阳过化祠院轩然”石刻对联；推门而入，映入眼帘的是一座设想朱熹讲学场景的石造像，与原先嵌于后墙的朱熹半身石刻画像的造型不尽相同，后者据说是朱熹生前对镜自画，只见他一身儒服纶巾的装扮，拱手正襟。只不过如今的文公书院不似当年读书堂的模样，反而更像是朱文公祠，究其原因，这座书院从创建伊始便经历数次毁坏与重修。
据《福建书院概览》一书中记载：元至正十年（1350年），同安知县孔公俊在同安城内学宫的东侧创建了大同书院，不过才四年便因闽地乱起，书院毁于寇；直至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另一位同安知县张逊在县城东门内重建了文公书院，至于书院为何又改迁至大轮山下，则与同安当地的理学名宦林希元有关。他曾言：“予思昔文公守漳，建书院于开元寺禅刹之后，……同，文公始仕之地，梵天尤其时常游咏之处，故余用文公故事，欲作书院于禅刹之后，以补东门书院之阙。”不过因林希元调任，迁址一事便被搁置，直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在同安知县彭士卓主持下，书院正式迁建于梵天寺后面，并改名为轮山书院。明清两代仍时有修葺，诸如蔡复一、蔡献臣、许獬等众多同安历史名人均曾就读于此书院，“文革”时书院遭到严重破坏，仅存基址，1987年由集美华侨陈文芳捐资、梵天寺主持厚学法师集资才令书院在原址重现。
在留有朱熹题刻之处办校兴学，许是为了让学子感念其对同安的教化之功。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二十三岁的朱熹抵达同安，正式上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他为官勤政，凡事躬行，更重要的是对同安县学进行了整顿。彼时的县学既缺乏师资，藏书也无人管理，朱熹一方面通过向民间征集藏书扩充县学藏书规模，一方面颁发《同安县谕学者》《谕诸生》《谕诸职事》《补试榜谕》《策试榜谕》《屏弟子员告先圣文》等告示整顿学风，同时他还亲自讲学，吸引了众多同安的学子前来，“立教思堂，日与邑人讲论正学，从游甚众”。朱熹开创的讲学之风，令同安呈现出“海滨邹鲁，文教昌明”的气象。
图为泉州小山丛竹书院清代的格局图，这里曾是朱文公的讲学处。
修缮改造后的小山丛竹公园由新建的小山丛竹书院、纪念泉州名儒欧阳詹的不二祠以及弘一法师圆寂的晚晴室遗址组成。图/潘登
父子接力兴学，发扬 “为己之学”
同安县主簿三年任期期满，朱熹还在泉州盘桓数月，他与泉州名士傅自得、李缜等人往来，还受邀前往石井书院、杨林书院等泉州各地的书院讲学，其中位于安海的石井书院，与朱氏三代人渊源颇深，朱熹之父朱松曾任石井镇镇监，他在政务之外，还在官署旁的鳌头精舍为学士讲习义理之学。父亲讲学的场景，应该给年幼的朱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同安为官时期常前往安海，与当地的名士谈经讲学，令安海学风渐盛。而后朱熹之子朱在任泉州通判，在当地官绅捐资下，他参与了石井书院的兴建，并绘朱松、朱熹两先生像而祀。如今修缮一新的石井书院不仅是展示晋江安海人文历史的展馆，每年九月还会举行开笔礼，以这样的仪式延续尊师重教的书院精神。
除了讲学，朱熹在泉州期间还积极推动办学，他曾参与建设的书院，至今依然有迹可循。漫步泉州古城的巷弄，不经意间就会发现名人的故居，或是有关先贤足迹的遗存，沿着模范巷一路往前走，随着游览的人潮散去，忽然看见在翠竹绿树掩映下“小山丛竹”四个大字，自然地拐进一个幽静的小公园，里面既有修缮后的弘一法师晚年曾住过的晚晴室，复建的纪念泉州第一位进士欧阳詹的不二祠，还有仿照历史原貌营造的小山丛竹书院的讲学堂。明代学者李光缙在《募修欧阳四门祠疏》云：“朱文公为同安主簿，每抵郡城，必登小山，称其山川之美，为郡治龙首之脉。徘徊数日而后去，自书曰小山丛竹”。那座“小山”即如今泉州市第三医院所在位置，令朱熹流连忘返的不仅是景色，更因彼时小山丘上一间由学子筹建的书斋，他曾数次前往讲学，因书斋四周遍植矮竹，他还亲自为书斋题名“小山丛竹”，自此便有了小山丛竹书院。
当年朱熹题刻的原石早已不存，仅遗“小山丛竹”牌坊，乃是明嘉靖年间泉州通判陈尧典收集朱熹的手迹，重新镌刻而来。穿过修缮后的石牌坊，见到的是复建的书院主体建筑诚正堂及过化亭，据史载：清康熙年间，泉州通判徐之霖重建过化亭，并于亭左侧兴建诚正堂作为讲堂，亭后另建斋舍6间，直至清末废除科举，书院才失去讲学的功能并被废除。另一座朱熹曾参与创建，且同样由书室转变而来的书院坐落于九日山，然而如今在九日山书院原址上的是东台庙，没有留下有关书院的痕迹，只能从史料中得知，当年朱熹为书院管理制定了若干教条，更亲自授徒教课，传播理学思想。
从藏书修书机构到聚徒讲学之所，书院逐渐发展为与官学并立的文化教育组织，“用今天的话来说，书院跟官学像是分层教学，到书院求学的人，更多是想提升自我修养而非考科举，这一点在宋明时期尤为明显，清代的书院就比较官学化了。”郑晨寅教授说道。朱熹对讲学及书院的重视，正是因为他认同这样的观点，他曾在岳麓书院告诫学子“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于他而言，书院所承载的精神之一，便是儒家的“为己之学”。即求学所求的是学问，是格物致知，经自身切实体验、修炼之后所通晓的义理，最终达到自我德行修养的提升。将这种方式广而推之便是以松洲书院为始、在闽南各地陆续诞生的书院所追求的开民智、化民俗。
难觅旧时书院，精神永绵长
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诏命朱熹任漳州知府（相当于今地级市长一职），这是他在闽南的第二次任职，此时他早已成为名扬天下的大儒，依然致力于在漳州兴办教育，开课授徒，譬如位于漳州龙海洪坂村的白云岩书院，据传就是朱熹知漳时所建，不过原址仅余一座百草亭，内设有一尊朱子像及“紫阳夫子解经处”的石刻。另一处令朱熹萌发兴建书院的地点则是芝山，相传他“登兹台而爱之，欲筑读书之室”，可惜不久后他便调离漳州。
实现朱熹设想的是另一位漳州知府危缜，然而他仿照白鹿洞书院规制所建的龙江书院被毁于宋末的战乱，此后陆续有有识之士参与到龙江书院的重建：漳州人黄元渊于元泰定四年（1327年）购置漳州北门外威惠庙左侧的土地，用于兴建朱熹文公祠，并附有讲堂和斋舍，沿袭了龙江书院之名；此后历任漳州知府王文、陈洪谟、孙裕以及龙溪知县蔡享嘉几经改建，增扩书院的规模，清康熙四十五年（1715年），知府魏荔彤先是在龙江书院旁另建了仰文书院，后将二者合并统称为芝山书院。这座书院一直延续至清光绪年间，随着科举制被废除，书院被改为漳州府中学堂，宣告了一个时代的谢幕。
芝山书院的旧址，如今已变成漳州一中芝山校区的一部分，学校的汤雪辉老师领着记者前往参观书院旧址，途中她介绍起芝山之名的由来，“相传因山上曾发现紫色灵芝，才被称作紫芝山。现在我们学校里还有一棵古树，偶尔还能发现灵芝呢！”这从古代延续至今的“祥瑞”，就如同从龙江书院到漳州一中，漳州文化教育的一脉相承。绕过图书馆及教学楼，记者见到一片被绿树环绕的草坪上，有一座新修的弘毅亭，挂着这样一副对联：“为人应笃敬而襟怀磊落 读书当循序以博学致精”。雕像后的墙垣上，悬挂着芝山书院溯源以及朱熹、文天祥、黄道周与漳州有着深厚渊源的名人生平介绍。亭子前方就立着“朱子讲学”的雕像：朱子端坐正中，一手持书，一手微抬，仿佛在与侍立一旁的学子讨论义理。这处僻静的小天地，还是一些学生温书的理想场所，当他们捧着书，坐在朱子讲学雕像旁的石墩低声背默，好像不经意间加入了这个奇妙的“课堂”，又像处于不同时空下的两代学子，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着“为己之学”。
在芝山书院的旧址上，早已寻不到往昔的痕迹，然而倒塌的仅是有形的建筑，朱熹对漳州书院乃至漳州文化教育发展有着长久且深远的影响，在他之后，漳州不少名士继承了讲学办校之风，譬如黄道周创办了邺山书院，他还在书院前楹奉祀朱熹及陈淳、黄榦、王遇、高登、陈真晟、周瑛、林魁、蔡烈九人，称为“九先生”，书院建成之时，大明已处于风雨飘摇，但黄道周依然坚持聚徒讲学，当明朝灭亡的消息传来，黄道周在邺山书院举行了最后一次讲学，他告诉弟子：“仁义礼智总亦同根。凡国家鼎革之时，士民绅弁政要探讨此项消息，仲尼一部《春秋》，主意是勤王、讨贼、复仇。”说罢他走出书院，动身赴弘光朝征召抗清，最终以身殉国。书院并非为科举及第而设，也不是“双耳不闻窗外事”，书院的精神象征，在于自孔孟、程朱、陆王等历代儒家先贤上下求索而凝练出来的价值关怀，所谓读书明道是为了落实于“行”与“治”，这便是黄道周向学子传授的最后一课。
在同安朱子书院举行纪念朱熹诞辰的活动上，人们身穿汉服，依据朱熹所著的《绍熙州县释奠仪图》，循古礼进行祭祀。图/陈嘉新
闽王文化研讨会在同安县衙旧址的朱子书院举行。
2017年10月15日，第二届国际朱子文化节在厦门(同安)朱子书院拉开帷幕。
书院再兴，弘扬朱子文化
朱熹在闽南度过的岁月，不过弹指数年，然而他的理学思想以及教育理念却深深影响了闽南，人们常以“紫阳过化”赞颂朱熹，即自他讲学办校以来，闽南之地“人皆知崇学校、敦诗书，风俗与中土不殊”，成就海滨邹鲁之乡。朱熹在闽南培养的弟子，更是积极推动理学思想在闽南的传播，譬如被誉为“闽南朱门第一人”的陈淳，他从朱子理学体系中摘取最重要的26个范畴，结合自己的研习，诠释每一范畴的深刻意蕴和各范畴间的内在联系，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学范畴体系，他的弟子根据他晚年讲学整理成了《北溪字义》，这部书影响了蔡清、黄道周、李光地、蔡世远等闽南理学家。
朱熹过化之后，闽南不少书院的创建者多遵循朱熹的教育理念兴校办学，并且在书院内专门建祠祭祀朱子，例如位于南安水头的观海书院就被改为朱子祠。时至今日，朱子文化依然能够成为推动闽南书院复兴的助力，在同安县衙旧址的西北角，一座翻修的古厝被挂上了“朱子书院”的匾额，百年前，这里是朱子办公的居所，当年他所见到的主簿廨“皆老屋支柱，殆不可居”，所幸西北角尚有一轩“亢爽可喜”，他为其取名为“高士轩”。此后这里还曾被改建为县府旧食堂，直至步入新时代，为了纪念朱熹对同安的过化之功，同时弘扬朱子文化，2016年朱子书院正式开院。
走进书院，首先见到的是宛如同安城南铜鱼池形状的水池，池中放置了三块古铜色的鱼形石，并刻有脍炙人口的名诗《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穿过小院，便来到书院讲堂，两侧的墙上依次挂着展现朱子任同安主簿时期，访贫问苦、兴修水利、兴办县学、百姓扳辕相送等场景的画作，这里时常举办讲学、讲座以及社区读书会等活动。作为一所公益性书院，朱子书院面向市民开展主题为“朱子家礼”的讲座，根据朱子家礼组织举办成人礼等传统祭祀活动，让朱子文化更贴近市民的生活。
此外，朱子书院举办了多场闽台学子共同参与的“共走朱子之路”研习营活动，以及通过朱子文化节和朱子文化高峰论坛，加强与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中研究朱子文化的专家学者的联系，同时由于闽台书院的深厚渊源，以及朱子文化对台湾文化教育的影响，每年的文化节和高峰论坛也吸引众多来自台湾的专家学者共襄盛举。这座在朱子首仕之地诞生的新式书院，依然延续着朱子的教育理念，以更多样的形式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和发掘朱子文化如何更加适应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