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台海》杂志记者 司雯
台湾书院源于福建。施琅率军收复台湾之后设置了西定坊书院，开创了台湾兴办书院之先河，此后一大批由福建赴台任职的地方官员和移民台湾的福建士绅积极参与创办书院，致力于发展书院教育。闽台一家，闽学东传，闽台书院具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渊源，相互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也十分频繁，以儒学、朱子学为圭臬的书院文化从福建传到台湾，也成了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财富。
凤仪书院是台湾现存规模最大且最完整的书院，2014年修缮改造后，新增了许多Q版真人公仔，为游客演绎着书院中的故事。
现代的闽台书院，作为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深化两岸交流交往、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究其根本，在于从古至今，台湾书院与福建的关系就十分密切。清代施琅收复台湾之后，闽学东传，台湾书院迅速发展。整个清代，台湾书院创办者多是福建赴台官员，山长、主讲等多由闽南籍学者担任，他们致力于发展书院教育，为台湾书院的创办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福建官员主导台湾书院修建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领清军打败郑氏政权，收复台湾，正式将台湾纳入清王朝的版图。同年，施琅在台湾创办西定坊书院，该书院也被认为是台湾最早出现的书院。但目前学术界并未有这所书院的详细资料，也无从了解当时的运作情况。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原所长黄新宪所著的《闽台书院的历史渊源》一文中写道：“然由于施琅并未带来名重士林的硕学巨儒，所建书院能如颜习斋、李二曲等之讲论道德等的可能性很小。所以这所书院的运作可能已落在月课季考，近似后世的义学、社学，而不似宋朝的理学各书院，更不似批评时政的东林书院。”在此后的20余年间，在台湾府治及其周边地区相继出现了多所书院。这些书院多属于义学性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院。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台湾知府卫台揆始建的崇文书院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台湾最早设立的书院。台湾著名史学家连横曾在《台湾通史》中写道：“康熙四十三年，知府卫台揆始建崇文书院，五十九年分巡道梁文煊亦建海东书院，各县先后继起，以为诸生肄业之地。内设斋舍，延师主席，设监院以督之，每月官师各试一次，取生童各二十名，每名给膏火银七钱。课外各四十名，每名三钱七分。而山长束脩四百圆，加考小课一百二十元，监院月薪十两，扃试之日，别给饭膳五十元，均归学租支之。”
从连横所介绍的崇文书院的管理、考试、生童和山长的生活待遇等情况来看，均与同一时期大陆的书院没有什么区别。从施琅等人创办名为书院实为义学的西定坊等书院，到卫台揆始建真正意义上的书院——崇文书院，福建地方官员为台湾书院的萌发与正式成型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如《台湾的书院与乡学》一文中写道：“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台北的明志书院设立之初，当时管理福建的最高行政官员、闽浙总督杨廷璋亲自撰写了书院碑记，明确阐述了‘明志’的立意：‘志在圣贤，义利无淆于滤，志在经济，王霸必究其源，爰标明志之名，冀成致元之器。’”“乾隆五年（1740年），巡台御史兼理学政杨二酉亲自到海东书院视察，并建议书院多选宿儒者为良师，培养更多人才，以便与福建的鳌峰书院并峙，被台湾官员称为‘海外督学有功于书院者’。”
还有不少福建地方官员虽非闽籍，但一生都在闽台两地为官，主导闽台两地书院的修建工作，将福建书院的制度与流程延续至台湾书院。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江苏南通人徐宗干任福建汀泉龙道，任内对漳州当地的丹芝书院进行整顿。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徐宗干就任分巡台湾兵备道后，仍一如既往关注书院的教育教学，他亲自到海东书院检查教学情况，参考丹芝书院课程安排，增设“赋诗杂作”之课，并将学生的优秀习作集中印行，名为《瀛洲校士录》，在台湾具有广泛影响，是台湾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
明志书院内供奉南宋大儒朱熹（中），以及捐地兴学的客家先贤胡焯猷（右）、郭宗嘏（左）。
闽南士绅主持台湾书院教学
福建地方官员为台湾书院的创建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一部分福建的士绅亦为此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些士绅中，不乏闽南籍的身影。
一部分的闽南籍士绅，选择为当地书院的建设出钱出力。《台湾文学史》记载，福建晋江人吴洛，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定居台湾彰化后，热心文教事业，不但购置良田并以田租作为当地清源书院的办学经费，还分别向海东书院和白沙书院捐赠数百石稻米供师生食用。
还有一部分身负科举功名的闽南籍士绅到了台湾后，积极介入台湾书院的教育教学工作。特别是道光至光绪年间，台湾书院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除原有的书院规制日臻完善外，还涌现出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书院。书院教育的发展迫切需要高水平的山长和主讲，于是一批闽南籍士绅纷纷跨海前往台湾，到各书院任山长或主讲。《台湾文学史》记载，当时台湾的著名书院，如仰山书院、海东书院、明志书院等都有闽南籍士绅主持或主讲。
仰山书院与福建的渊源极深，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书院便有来自福建的三位举人、秀才出任院长。其中，福建晋江人陈友松是最为知名的一位。
道光二年（1822年），陈友松为探视身患疾病的叔父而来台湾，道光八年（1828年），在艋舺（今台北市万华区）教书，道光十年（1830年），应聘担任仰山书院山长。陈友松除勤于教学外，还与书院诸生如杨德昭、李祺生、林逢春、蔡长青等编纂了《噶玛兰厅志》，并将书院周边地区的八处风景分别命名为：龟山朝日、隆岭夕烟、西峰爽气、北关海潮、石港春帆、沙喃秋水、苏澳蜃市、汤园温泉。他还写下了著名的“兰阳八景”诗，为台湾士子所喜爱。
台湾另一所著名书院——海东书院，长期以来也是由闽南籍的士绅主持或任主讲的。
道光年间，进士出身的福建晋江人施琼芳主持海东书院的院务。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施琼芳与徐宗干等在海东书院实行教学改革，“以赋诗杂作相与切磋”，鼓励学生联系台湾民情民风进行创作。随后，施琼芳的儿子施士洁于1886年底，由当时的台湾巡抚唐景崧聘请出任海东书院山长。施士洁在海东书院时“倡为诗古文词之学”，后来在台湾文坛久负盛名的丘逢甲、许南英、汪春源、郑鹏云等人都曾受教于施士洁。而施琼芳、施士洁父子都是进士，且先后任同一所书院的山长，也堪称中国书院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
明志书院，为台湾北部的书院，文风冠于全台，号称“北台首学”。道光九年（1829年），台湾第一名进士，福建同安人郑用锡任明志书院院长，后赴京任官，由郑用锡族弟郑用鉴继续接任明志书院院长一职。郑用鉴执掌明志书院三十年，其间台北举人陈维英受业于郑用鉴，后陈维英掌教台北及宜兰仰山书院，名震台北、宜兰，也使得台北、宜兰两地文风间接受到新竹明志书院的影响。
除此之外，台湾书院内还活跃着一批闽南籍文人士绅的身影。例如福建晋江人王式文主讲蓬壶书院；福建同安人张赞忠于光绪年间任台湾府儒学训导，卸任后任明道书院山长；福建同安人林豪曾于同治和光绪年间三度主讲于文石书院，当地文风大振等等。
彰化孔庙是台湾学宫体制最完整的学府，台湾四大书院之一的白沙书院曾设于孔庙西侧，上世纪二十年代被拆除。
闽南文化影响台湾书院建制
受朱熹影响，福建书院历来是闽学传播的重要场所，与福建书院一脉相承的台湾书院自然也不例外。
“以朱熹理学思想为代表的闽学在清代具有较高的地位，福建的士子对朱熹十分景仰，在福建的书院中大都祭祀朱熹，这种传统通过移民中的读书人传入台湾，于是台湾地区的书院也大多祭祀朱熹，从而进一步促进了闽学在台湾的传播。”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凌斌介绍，祭祀是书院的一项重要的教育活动。在封建社会里，书院的主持者往往通过祭祀来扩展师生的精神空间，提升书院的文化品位。各地书院祭祀的对象不一样，但多以大儒或对当地人文有突出贡献的学人为祭祀对象，反映了对某一思想家及其思想流派的认同与尊崇。连横在《台湾漫录》中写道：“台南风俗纯古，多沿紫阳（朱熹）治漳之法。数十年前妇女出门，必携纸盖障面，谓之‘含蕊伞’”。表明了台湾书院对朱熹及其理学思想的崇拜，对台湾社会乃至民风民俗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深刻变化。
由于主管的山长或者主讲的老师多为闽南籍，台湾的书院沿袭福建书院传统，多以朱熹手订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为圭臬，秉承古昔圣贤的教人为学之意，强调通过学规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而不在于让学生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
刘凌斌指出，闽学对台湾书院的影响还体现在收藏理学（闽学）典籍上。台湾书院对收藏理学典籍都十分重视，因此台湾书院里大量收藏了反映朱熹理学思想的典籍，地方官员也常常强调书院生员学习这些典籍的重要性。这些典籍不仅丰富了台湾书院的藏书，而且扩大了闽学在台湾的传播与影响，推动了台湾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除了教学模式外，台湾书院的各项制度与福建书院的也具有许多共同性。刘凌斌指出，这与两地同属一个行政区划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地域、客观条件的不同，两地书院在一些具体制度的制订和实施方面也存在着差异，但这只是大前提之下的差异。在清代的整个社会大氛围下，应该说闽台两地的书院没有太大的区别。
虽然，台湾许多古代书院已经淹没在漫长时间中，我们只能通过某张古图或者某地残骸来了解书院的样貌。但在清代这段不太长的时间内，台湾书院建设以福建书院的各项制度功能为蓝本，完全照搬并逐步演化，形成自己的特色，台湾书院教育以一大批闽籍学子士绅为基础，或以儒学教官身份兼掌书院，或以专任身份投入书院教学，带起地方文风。最终，小小台湾岛，涌现出了一大批在海峡两岸具有重要影响的书院，对后世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闽台一家，闽学东传。如今，闽台书院交流热络展开，不仅增进了两岸的中华文化认同，推动两岸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对两岸融合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