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南洋，闯世界”，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选择。远离家乡，走向这片烟瘴烈日长的土地，他们带着家乡的记忆，带着对未来的希望，带着“三把刀”——剃刀、剪刀和菜刀，披荆斩棘地在异乡拼搏立足。生活虽艰，但他们始终没忘记家乡，稍有积蓄，便托水客带回“唐山”，稍富裕者则买田做屋，购店置产。所以有“南洋钱，唐山福”之说。
厦门海沧新垵古厝
文/《台海》杂志记者 刘舒萍
福建是著名的侨乡。明清时期，海上贸易繁荣，一支一支浩浩荡荡的商队，沿着前人的足迹下南洋，烟波浩瀚的大海，艰险万分而又充满希望。在清末民国时期，“下南洋”与“闯关东”一样，成了当时人们到外地谋生的一种时髦话语，以至出现了有海水处就有华侨之盛况。如今在东南亚乃至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闽南人的足迹，都可以听到闽南人的声音，感受到闽南文化的影响。
远渡异邦的无奈，愁肠百结的倾诉，最终凝结在侨批的词句间。侨批是“银信合一”的特殊寄汇方式，一封薄批，几句嘱言，深藏了数不清的思念、辛酸和苦痛。对侨眷来说，侨汇不仅是赡家费用，也是海外亲人平安的信号。
古厝见证华侨下南洋
在海沧新垵村有许多百年红砖古厝，村里的人从元末就开始过番经商，足迹遍布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地，经商发财后他们纷纷回家乡建起大厝，在当时轰动一时，也给新垵村留下了绵延不绝、美轮美奂的古民居遗产。
庆寿堂是这些古民居中最有代表性的建筑之一，主人叫邱得魏。当年邱得魏跟随村里人出外谋生，先是到越南西贡当杂役。由于吃苦耐劳，手脚勤快，他很快得到老板器重。慢慢有了积蓄后，他便自己开办碾米厂，经营大米生意，发财致富后，携巨款回到新垵村惠佐社，建起庆寿堂。
庆寿堂的大门是实心的，据说是用长在海中的越南海柳木制成的，特意从西贡运来，其质如铁、遇火不燃，即使过了百来年，仍然坚固如初。而门庭前的石雕，材料用的是“青斗石”和“泉州白”，廊庑下的地砖据说从国外运来，厅堂上装饰着西洋镜和西洋钟，画屏上镌刻着古典诗词和古人警句，东西方的技术在这里完美融合。在新垵村，像庆寿堂这样的屋舍当年共修建了500多座。
除了中式古民居，深入福建，时常可见历经上百年风雨洗礼的番仔楼，三三两两耸立在乡村，那是离乡背井的番客们用血汗和生命垒筑起来的。番仔楼大而高，这是飞越山山水水抵达家乡的寄托，是在乡亲们面前凌空站立的荣光，也是建在番客婶心上的安慰。从建筑的不同风格亦可判断出华侨下南洋的时期。
漫步在泉州晋江梧林这座有6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里，你可以看到12幢南洋风味番仔楼和11幢罗马式、哥特式洋楼。这些华侨建筑多为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末所建，盛满闽南华侨的乡愁。据史料记载，梧林村落形成于明洪武年间。清末，梧林开始有人旅居海外，逐渐形成了“一个带一帮，一门带一户”的风气，随后陆续有旅居海外的华侨回国出资建造了大量精美的洋楼，村庄规模逐渐扩大，建筑风格亦逐步多元化。
在众多洋楼中，有这样一栋外表仅由闽南红砖砌就的洋楼，名为“旧学堂”。旧学堂建于1938年，楼主蔡顺意常年旅居菲律宾。据说，当时蔡顺意看到家乡往菲华侨众多，每年有大量侨汇寄回，便准备拓展侨批业务，办个侨批馆，以服务梧林及周边的华侨、侨眷。但大楼开始内部装修时，因日寇侵华，楼主蔡顺意毅然把准备用于装修侨批馆的一笔巨款全部捐给抗战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顺意家族还慷慨地将该楼借与乡民兴办学堂，一直到1984年，这里都还是村里的学堂，这就是这座大洋楼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旧学堂”的原因。如今，这里被开发为梧林侨批馆，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侨批的故事。
福建泉州晋江梧林传统古村落。图梧林传统村落
梧林人更乐意把“侨批馆”称为“旧学堂”。图梧林传统村落
漂洋过海，路途遥远
“清末，婆太（客家话对曾祖母的称呼）从有600年历史的初溪土楼嫁到中川古村的片月楼，新文化运动时期她和公太（客家话对曾祖父的称呼）一起下南洋到了印尼，生下三个女儿，后来公太在动乱中丧命，我的爷爷成了遗腹子。婆太在印尼生活了15年后带着公太的骨灰和年幼的爷爷返回唐山，没想到1937年抗战爆发，日本人封锁了出海港口，婆太和她的三个女儿就此远隔重洋。”作为曾孙辈的老幺，从小在厦门长大的胡靖彦和她的曾祖母素未谋面，但对曾祖母的故事，可谓信手拈来，原来每次过年回龙岩土楼，胡靖彦总会拉着爸爸胡红平，一遍一遍地听曾祖母的故事。
中川村是闽西著名的侨乡，涌现出“锡矿大王”胡子春、胡重益、胡日初、胡曰皆和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等名人。胡红平介绍说，清末以前，客家地区地薄人穷，老百姓要改变贫困无非两条路：一是科举高中，走向仕途；二是过番闯荡，下南洋发财。龙岩地区山重水复，自古以来交通极其不便，要想出洋，首先得步行数十里才能到达搭船的码头，多数是经潮汕出洋。马来西亚“锡矿大王”胡曰皆在其回忆录中，对其下南洋的经历有详细的记录。胡曰皆1924年18岁时下南洋，先是从永定下洋中川村步行50里到大埔老县城茶阳汀江码头，乘小船到达汕头后，因船期不遇，等候10多天才登上载重约4000吨的“沙士顿”号轮船。可见，当时出洋之不易。
在胡红平记忆里，奶奶推崇耕读传家，对父亲的教育抓得很严，家里再穷也要供父亲上学，最终，父亲考取了厦门大学后留校工作。在印尼和香港的亲戚常常给奶奶寄来各种洋货和书信，触景生情，奶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远方的亲人。朝也盼，暮也盼，终于在1979年等来了。奶奶和父亲带着胡红平兄弟几人赶往广州华侨大酒店，见到了定居香港的姑姑及其儿子，团聚之时自是悲喜交加、老泪纵横。
据业内人士估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闽南和潮汕地区靠海外侨胞寄回“批款”维生的民众，就占了当地总人口的一半甚至更多，有些乡村比例高达70%～80%。在寻找侨批的故事中，笔者邂逅了一段段闽南人在海外的开发史，故事里有远渡重洋的谋生之难，有千里之外的家事纷扰，既包含了家族故事，又涵盖了地方历史，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巴眼亚比渔港的拓荒故事。
在千岛之国的印度尼西亚东海岸，有个举世闻名的渔港巴眼亚比（旧译“峇眼亚比”），岛上居民绝大多数是福建华侨的后裔，从事渔业生产。据悉，清朝年间，下后滨人洪尔魁、洪尔城、洪思报等18位村民乘木船到吕宋岛一带打鱼，后辗转泰国谋生，又流落到印尼巴眼亚比岛生活。目前巴眼亚比岛有2万多人都是下后滨人的后代，很多人都讲同安话，逢年过节还保留着古同安烧王船的习俗。这段写在《同安县志·大事记》的史料，可以从一封侨批找到相关证据。
翔安区新店下后滨的洪允举老人精心收藏一封父亲洪志双在1927 年之前寄回家乡的侨批，信封上写着“由岜眼洪志双记(寄)至浏江厚平社”。洪允举说，在1910年至1927年的10年时间里，他的父亲到印尼巴眼亚比岛讨海谋生。“厚平社”就是下后滨的旧称，历史上属于泉州府同安县管辖，如今隶属于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100多年前，有一支移民船队从下后滨出发，经过漫长而艰险的漂泊，到达马来西亚和印尼，开发当地的渔港。当时印尼巴眼亚比岛出海口淤泥堆积、无人居住，但油产丰富，下后滨人到了那里之后继续从事熟悉的讨海生计。此后，下后滨的渔民源源不断涌向巴眼亚比岛。据洪允举介绍，1910年前后，大约有一两千人去苏门答腊，他的父亲就是和这一批人一同前去的。因为洪姓多，当地人都称此港为“洪峇眼”。洪允举的侨批证明了到印尼巴眼亚比岛开埠的就是下后滨人。
侨批的研究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图刘舒萍
留守的番客婶
20世纪30年代初，社会学家陈达在闽粤侨乡开展社会调查表明：“华侨于结婚后往往单身南行，新娘留守家中。若携眷同行，往往遭翁姑的反对，以为此种举动可以减少寄款回家，或回家省亲的机会。”
晋江籍侨眷林居真在其自传《五十一年之心声》中写下了自己的坎坷人生。18岁那年，她嫁给了一位旅菲乡侨杨邦针，婚后半年两人生离，丈夫再度旅菲。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丈夫有家难返。抗战胜利后，正当她盼着与亲人团聚，丈夫却意外罹难，这时，她的儿子还不满四周岁。她写道：“我结婚后仅六个月在坦荡之中过日子，其后历尽坎坷，内心的伤痕是重重的。”
有大量的学术研究考察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华人移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这个主题通常是从男性的角度进行研究的，然而，“留守中国”的现象却很少被提及，这些妻子如何看待她们的丈夫出国？她们如何应对没有丈夫的生活？她们与丈夫的家人关系如何？她们如何处理从丈夫那里得到的汇款？当她们得知丈夫可能已在东南亚再婚时，她们是如何反应的？带着这些问题，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副教授沈惠芬曾在2004年到泉州对18位跨国家庭留守妻子(即番客婶)进行口述历史访谈，结合档案、报刊、文史资料等资料，她探讨了国际移民和社会性别研究视野下被忽略的番客婶课题。
1935年，移民新加坡的中国妇女到达码头，正在下轮船。
用沈惠芬的话来说，对这些妇女的访谈不但充实、佐证、丰富了研究资料，而且解决了她研读纸质资料时产生的困惑和遇到的问题，同时也打破了过去的刻板印象——认为华侨都是有钱的，侨眷依靠侨汇生活。实际上，侨汇主要是一种补贴，只有少部分人完全依靠侨汇生活。“这些妇女中，有丈夫定期寄侨汇的，不定期寄侨汇、寄一段时间侨汇之后失去联系，或出洋后无音无信的。既有丈夫回乡探亲一次或一次以上的，也有丈夫离家之后再无见面的。既有丈夫在外组织另一个家庭而放弃国内家庭的，有丈夫组织家庭后把海外出生的孩子送回泉州给番客婶养育，也有年老得病、空手回乡依靠番客婶生活、服侍的。”据沈惠芬介绍，当时，这些番客婶大多已进入老迈之年，最年轻的是75岁，最老的是100岁。最终这些访谈有力地协助她完成博士论文，即后来出版的China’s Left-Behind Wives: Families of Migrants from Fujian to Southeast Asia, 1930s-1950s（《中国留守妻子：1930年代—1950年代福建籍东南亚华人移民家庭》），也让我们得以一窥番客婶所经历的喜悦、痛苦和挫折。
早期往南洋者的家庭分工模式遵循中国传统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因此，下南洋的男性，如已成婚，则将妻子留在家里侍奉公婆、养育子女、维持家业；若未婚的男子赴南洋，他们希望在几年后积累了一些财富回乡娶妻，同样，新婚的妻子一般留在家中，而他们则再度踏上南洋之路。许多家庭父子两代都下南洋谋生，留下“守活寡”的婆媳撑持家业。“虽然大部分番客婶遵守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婚姻价值观，守着跨国婚姻，然而一些番客婶却因为各种原因提出离婚。”沈惠芬考察上千份泉州地方报纸上刊登的结束婚姻关系或家庭关系的启事后发现：如果丈夫的侨批一段时间，比如两三年或者长期不来，妻子可以提出离婚，或者登报脱离婚姻关系或结束家庭关系，“这是为侨乡社会所接受的。因为不寄侨批被视为对家庭的不负责任和对妻子的抛弃。这样，婚姻和家庭就面临着破裂的可能。因此，华侨经常性的侨批对维持婚姻和家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外，海外丈夫的重婚或死亡、公公婆婆或者叔伯兄嫂等对她们的虐待及对番客婶名誉的不实指责也是她们脱离婚姻关系的重要原因。”
沈惠芬发现，番客婶了解自己丈夫的情况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侨批与口讯。如果没有按时收到侨批，妻子会担心丈夫在海外发生不测或建立另一个家。事实上，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归家，一些人在南洋重新娶妻生子，此举常常伤害留守妻子的心，尽管许多番客婶无可奈何地接受，但这也是造成她们一生郁郁寡欢的主要原因。
不知何时，番客婶青丝扎成的小辫变成了散乱的白发，如泣如诉的南曲从深闺传出，满含幽怨愁苦之声……但她们对跨国家庭的维持与发展做出的重要而不容忽视的贡献，铭记在其家人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