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台海》杂志记者 刘舒萍
1894年程稚周致儿子的家书复制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展出。图/张丁提供
也许你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或是正要发出电子邮件向友人问好。在电子邮件如此普及的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有机会提笔写信，甚至很难想象曾经有那样的时代，写信给家人竟会如此沉重艰辛，字字血泪，当然也不乏苦中作乐的亮光。当年有家归不得，此中多少离人泪，都化作了一封封饱含深情的信件，信的一端系着回忆的线，一端是等待再叙的血脉。与其说它是家书，不如说是一种生命的自白和对命运的控诉。
我们已无从查证，两岸之间的通信联络是始自何时，能确定的是早在清朝初期，虽然当时交通尚未便捷，但两岸的行政机构与民间就有通邮的事实，如，一封写于清道光年间，从台湾寄回内地的信函。
133年前，清光绪十四年正月三十日（1888年3月12日），台湾巡抚刘铭传改驿为邮，仿照外洋邮政办法，首创地方邮政——设立台湾邮政总局，并发布《告示》，宣布开始收寄商民邮件，同时印发邮票。此举既开我国地方兴办邮政之先河，亦拉开了台湾地方近代邮政的序幕。1892年，知名学者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先生，在台南任官时寄回安徽故里的家书，说明那时两岸的交流已非常频繁。
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被割予日本，台湾地方近代邮政存续6年后停办，但两岸的通信并没有中断。家书成为对抗分离的强大武器，薄薄的不起眼的几张纸在很多人眼里“家书抵万金”。
1893年，胡适母亲冯顺弟带着三岁的胡适到台南与丈夫胡铁花相聚，一切安定后寄回安徽故里报平安的家书。图/何辉庆提供
两岸家书
简言之，就是台湾和大陆亲友之间往来的家书。如同家书的概念一样，两岸家书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两岸家书是指台湾和大陆的家人（包括亲戚）之间往来的家书；广义的两岸家书是指台湾和大陆的家人（包括亲戚）及友人（同学、战友、师生、朋友等）之间往来的家书，也就是泛指两岸之间所有的私人通信，不包括公函和商业信函。
最刻骨铭心的深情
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封写于台湾割让之前的家书。这封信写于1894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是程稚周从台北长发客栈写给儿子的家书，全文5000多字，主要内容是教育其次子戒骄戒躁，以传统的道德观做人做学问。家书中引用多篇家训文献教育子弟，读圣贤书，修圣贤德，做孝子忠臣。此封家书曾被多人阅读，上面留下了圈圈点点的痕迹。
这封家书被程稚周的后人精心装裱保管下来，2005年由程稚周之孙程里尧捐赠给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2006年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程稚周应朋友之邀赴中国台湾从事文字工作，后卒于台湾。这封家书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是程氏家族留下的祖父唯一的一封家书。
一封家书诉说着一个家族的故事，一群人的家书则可以见证一个时代的轨迹。打开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官网，一封封家书映入眼帘。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是大陆首家以家书为主题的博物馆，现馆藏家书5万余封，主要是晚清民国以来普通人的家书。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丁一直致力于抢救家书工作，17年前，他们提出了“抢救民间家书”的口号，发起了抢救民间家书的文化项目，以“抢救”的心态做工作，与时间赛跑，争取收集更多的家书。
据张丁介绍，目前馆内至少有上千封两岸家书，“现存家书主要是民国以来的，从时间上来看，大概一个世纪左右。其中1949年以前的，有一些，也不太多，所保留的大多都是名人的，特别是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国民党接管台湾，从大陆派去不少工作者，两岸通信频繁。1949年至50年代初，两岸也有通信，但据了解保存下来的不多。之后两岸隔绝三十多年，通信有，要靠第三方转寄，比如美国、日本、香港地区等，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后期。从1988年开始，两岸可以直接通邮了，家书就多起来了，但也只有10年左右，电话、互联网就发展起来，家书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现存家书主要就是这十年的。”
解读这些家书，张丁最大的感触是“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在家书中表现得最为刻骨铭心。张丁说，两岸分隔数十年，亲人之间的通信除了谈家事外，往往还介绍了双方的经济、文化、教育、习俗等，促进了两岸人民之间的了解和互信，“形式上，从台湾寄来的家书普遍遵循中国传统家书的写作规范，比如竖写、繁体字，对收信人的称谓、写信人自称以及对家中人员的问候，多循古礼。”
这些家书的内容多半与离散、思念、感伤有关。本来无意发表的书信，就像一个人在自己家客厅一样，穿着随便，展现的都是人性最真实的一面。直至今日，打开一封家书，追寻作者的思绪，时时能够感受作者情感的温度。当年有家归不得，辗转收到从对岸寄来的家书，每一封都小心翼翼地保存，字字句句，诉说着一个个家族的喜怒哀乐，道尽了历史的悲凉。
隔绝年代鱼雁往返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国民党元老、书法大家于右任1962年作的《望故乡》无限悲痛地抒发了自己对故乡、对祖国深深的怀念之情。晚年羁留台湾，于右任非常渴望叶落归根，但终未能如愿，这才有《望故乡》这刻骨铭心之作。
1987年，一群老兵为推动可以自由返乡探亲，而成立“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在抗争运动中时常可见“返乡促进会”的成员们身穿“想家”上衣，走上街头争取回家权利的身影。一件“想家”上衣，道尽近40年的思念。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开放老兵返乡探亲，并于1988年同意台湾民众给大陆亲友的信件可由台湾红十字组织经香港邮局转寄大陆。据了解，开放探亲后短短两年，两岸来往信件就达到了1300万封。“我想回家！”是许多人当年唯一的心愿，不能享受天伦之乐，孝养父母，也是他们心中的痛，所有的思乡情绪，透过文字记忆下来。
出生在山东菏泽的高秉涵13岁时随老乡前往台湾，临行前，他手里拿着娘给的石榴，娘就在车后跟着。车转弯时，他贪嘴低头吃了一口石榴，再抬头车拐了弯，看不见母亲了。没想到那次竟是永别。从此以后，他这一辈子不再吃石榴，他说，看到石榴就伤心。在当时肃杀冷冽的政治氛围下，写信算是容易，困难的是如何找人把信带过去。1979年，高秉涵曾给母亲写过一封信，后来辗转通过一个美国朋友，才将这封信寄出去。在信中，他说：“娘，我会活着回来，我也深信我一定会见到我健在的亲娘……”但母亲没有等到他归来的那天。收到弟弟回信的高秉涵抱信号啕大哭。1991年，年过五旬的高秉涵终于再次站到家乡山东菏泽的村庄外，可到了菏泽老家，他却徘徊在村口，久久不敢进去。过来一个老者，认出了那就是儿时的玩伴，那一刻，四只长满老茧的手紧紧相握，满面泪水地笑起来，笑得像哭一样。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是有的人唯一能睹物思亲的照片竟是母亲的讣闻，只因为那是唯一留有母亲照片的物件。又有多少人回去时，家乡的父母已只剩墓碑上的几行字。相比之下，六岁离家到台湾的卢振中是幸运的，盼了四十年，在1988年收到母亲寄来的照片与家书，母亲在信里写着：“品头论脚，你是最像你爸爸的。”卢家母子终能再续亲缘。
“80年代以后，两岸恢复交流和交往，我们家就是通过一封家书找到了台湾台南的亲人。我的奶奶当时已病入膏肓，目不识丁的她捧着家书，见字如面，泪如泉涌。她从二十多岁来到大陆至今，终于以一封家书看到了台湾的亲人。”在厦门市台联副会长张劲秋看来，作为闽台文化的重要元素，两岸家书不仅仅是两岸同胞遥记乡思，互通音讯的纽带，更成为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
01>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老兵寄到老家东山的家书，多与离散、思念、感伤有关。
02>1987年，“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会长何文德抗议国民党不准老兵返乡探亲。
03>1991年，年过五旬的台湾老兵高秉涵终于回到家乡山东菏泽。
1987年，台湾老兵返乡宣传单之《我们已沉默了四十年》。图/邱万兴提供
家书里夹带公告与结婚照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信一样的雪花白／家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四韵》本已动人无比，后又被谱成歌谣传唱，记者虽然不是那个年代出生成长的人，但每当听到这首歌，常常为之黯然。纵使政治隔绝了两岸，也断不了他们对家的思念。半世纪的时间，遗忘未带走伤痕，泪依旧满载。
“在50年代我们家乡遇到了不测风云，我们就离开家乡，当此之时，在亲营村的海边，一片父母老幼的凄惨啼哭呻吟，送别我们别离家乡，但我们此时的心情，每个人之的心情，如山垮在压，大家都仰天之叩其泣不敢出声，这是天意，无言可说……”台湾老兵老张于1982年12月31日从台湾省花莲县辗转寄往家乡东山岛亲人信件，这封长达5页的带血家书真实反映1950年3月初国民党在东山岛抓壮丁的真实凄惨场面。当时人口仅6万左右的东山县被国民党军抓壮丁的去台人员有4792名人，是大陆去台人员最多的县份，其中铜陵镇铜钵村只有289户，被抓走147名壮丁，占全村青壮年总人数的95%以上，造成91位妻子守寡终生，铜钵村故有“寡妇村”之称。海峡尘封的时代，两岸亲人盼团圆却难圆。年复一年，翘首期盼锦书来。当那来自海峡彼岸的家书从天而降那一刻，铜钵村的亲属除了欣喜若狂，更多的是柔肠寸断。
“东山县档案馆目前征集到300多封的两岸家书，最早的一封是1975年从台湾寄出，经新加坡转寄到东山的。当时我正好与信的主人一起吃饭，我谈起这件事，对方便无偿把这封信捐献给我们档案馆。第二年，老人家就过世了，所以，这封信尤其珍贵。”福建漳州东山档案馆副馆长沈福山告诉《台海》杂志记者，这些家书主要有两个“秘密通道”：去台人员或把信寄往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美国等国家，换个信封转寄祖国大陆；或通过停靠东山的台轮，私下带回，由台胞接待站转交亲人。同时，大陆亲人也通过这两个“秘密通道”把家书辗转寄往台湾。通过家书这一古老且唯一的方式，两岸亲人维系着血浓于水的亲情。
“两岸家书承载天涯海角的牵挂，诉说着海外游子思乡的深情，饱含几代人的家族期望，不只是两岸亲情、爱情、友情，更见证两岸血浓于水的关系及家国情怀。”台湾收藏家洪明章告诉《台海》杂志记者，他当初是以收藏侨批为主题，才接触到两岸家书，侨批数量比较多，偶尔才有一两封两岸家书，所以“两岸家书非家稀有、珍贵！”有一次，在一封两岸家书中，洪明章发现了一张黑旗军刘永福写给日本人的公告，内容令其非常震撼，“甲午战争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非常不服，委任刘永福为全台抗日首领。刘永福写给日本的告示大意是，清朝皇帝两百多年爱民如子，武功盛世，让日本军不要来骚扰台湾，否则本将军亲自率军一路往北，顺势收复琉球，重定朝鲜，直接打到日本。落款时间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洪明章2015年在福建龙岩永定收到一封泛黄的信封，打开信封，信纸有些地方被虫蛀了，里头夹带着这张公告。洪明章曾试图寻找公告被夹到家书里的原因：刘永福是客家人，永定也是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他怀疑公告是刘永福寄给住在永定的亲友。
享誉中外的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卢嘉锡常对人说：“我的父母来自台湾，我生在福建厦门，海峡两岸都是我的故乡。”卢家本是台南的书香世家，日本占领台南之后，深受中华文化传统熏陶的卢家人“不愿为日寇顺民”，决定离台内渡厦门，卢嘉锡的爷爷离台时带走的是长子这一支，而将其他几个儿子留在台南，卢氏兄弟几家人从此隔海相望，但书信往来没有中断。卢嘉锡的儿子卢咸池手上有一张四伯父卢敬亭1937年的结婚照，与卢家人乘同一艘船从台湾来到厦门的王人骥应邀担任卢敬亭的证婚人之一。据卢咸池介绍，四伯父的结婚照当年洗了不少张，给每一房都发了，当然也包括在台湾的亲友。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黑旗军刘永福写给日本人的公告，它就夹在一封两岸家书里。图/洪明章提供
1937年，台胞卢敬亭在厦结婚照。卢家人把这张照片随家书一同寄给台湾亲友。图/卢志明提供
为两岸家书申遗鼓与呼
“两岸亲人的牵挂之情，我也深有感触，因为我也有不少亲属在台湾。由于过去交通不便，一封家书需要转好多个月才能到达。后来又因为两岸隔绝、音信不通，无法联系的两岸家人彼此失联、互相牵挂，那是一种深埋于心的痛苦。”为此，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林晓峰在福建省政协教科卫体委任职时，就曾写过政协提案——《关于在全省开展征集以两岸家书等涉台文献资料工程的建议》，呼吁大力开展两岸家书征集及研究工作。在林晓峰的推动下，2021年11月25日—26日，“闽台民间交流与两岸家书”研讨会在福建泉州举办，他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呼吁两岸有关部门应该尽早联合开展家书征集活动，尽最大努力收集更多的家书。
“闽南厦漳泉是台胞主要祖籍地，两岸家书相对集中在这里，时间跨度长，数量最多，我们应重视两岸家书抢救、征集、开发工作，并组织一定的人力和资金，扩大社会参与及响应，增进两岸对于历史记忆的保存及传承。”林晓峰建议选择闽南厦漳泉等重点地区，先行一步，重视“两岸家书”抢救保护和开发，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联系台湾有关团体，如沈春池文教基金会、各地同乡会、宗亲会、台企，广泛征集大陆寄发的信函、老照片，增强两岸家书的完整性，逐步把“两岸家书”征集量做大做足。
两岸家书到底能做多大的文章？“我们都知道，2013年，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粤闽侨批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从此侨批受到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传承。那么，家书也可以申报‘记忆遗产’，在这方面，我跟国家档案局的同志探讨过，中国家书不可能整体申遗，可以选择其中有特色的一个品种，比如抗战家书、两岸家书等，抗战家书存量有限，实物很难集中，但是两岸家书就不一样了，量大、容易集中，所以，我认为，只要我们加大力度广泛收集两岸家书，深度挖掘其文化价值，拿出有影响的成果，申遗是很有可能的。”张丁认为，家书不仅属于文化遗产，而且兼具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双重属性，两岸家书申遗大有可为，大有可行，他建议，在征集家书的同时，还要把与家书有关的资料一起征集入藏，比如日记、照片、证章、家书当事人的介绍等。
现存两岸家书的作者主要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去台人员，随着他们年龄渐长，陆续去世，健在的己经不多了。可以说，对于两岸家书的征集就是实实在在的抢救。中国闽台缘博物馆，自2019年发起两岸家书征集研究工作，眼下馆内收藏的两岸往来信件已达1947件，已成功解读1138封。1947封家书，纸短情长，比如其中有36封是从台湾新北市直接邮寄捐赠的。
“我们长期面向社会征集两岸家书，目前所收藏的家书主要来自台湾收藏家许伯夷先生的捐赠。”闽台历史文化研究院秘书长蔡丽华博士告诉《台海》杂志记者，家书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1946年以后，福州和台北，一对父与子长达30年、97封往来书信；二是日据台湾时期，两岸的往来信件，“两岸家书主要散落在民间，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家书在家庭变迁中都找不着了，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正因如此，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广泛收集家书，把它们保护起来，活化利用起来。”
台湾沈春池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沈庆京也有同样的遗憾。2020年9月29日，在“我家的两岸故事”史料展开幕式上，沈庆京直言：“我遗憾这件事情做太晚了,很多前辈凋零，这段历史记忆面临流失，所以发起抢救这段历史。通过不同身份者的生活故事，拼绘出两岸系出同源的轨迹地图，让未来的人能够共体两岸一脉相连。”沈庆京幼时随投笔从戎的父亲沈春池先生赴台，1987年他赞助凌峰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2016年起开始“迁台历史记忆库”抢救计划。值得一提的是，同主题展览曾于2019年在高雄、上海、台北、福州等地巡回展出，观众达3万人次，泛黄的信件、黑白老照片、地契和旧旗袍等物品带领参观者穿越海峡两岸跌宕起伏的大时代，隐藏在历史深处的悲欢离合画面也逐渐被勾勒出来。
2019年，“我家的两岸故事——迁台历史记忆两岸四城巡展”先后在高雄、上海、台北、福州四城展出，用书信、老照片、实物等向观众讲述了一个个“我家的两岸故事”。
抢救两岸家书，需要两岸有关部门联合开展，以“抢救”的心态做工作，与时间赛跑，争取收集更多的家书。图为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