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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港:开启郑氏海商之路

来源: 2022-03-28 16:33

文/《台海》杂志记者  郑雯馨


回望郑成功的一生,最重要的几个阶段都是在滨海之地度过的,其中少年时期在安平港的生活,对他往后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凭借这个天然的避风港,郑氏家族得以开启海商之路,安平港的兴盛与郑氏家族的兴起,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而郑成功在安平港所获得的,是“藉芝龙余业,经商亦其家传”。


“爰有僧祖派,始作斯桥”,始建于南宋的安平桥上留存着各类石刻,见证了这座古桥八百多年的光阴,当中十几方记载了修桥事迹的碑刻里,一方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所立的《水心亭记》碑,记载了当年任潮漳副总兵右都督的郑芝龙倡修安平桥一事。尽管自幼在安海长大,但至今依然留存的、能证明郑芝龙曾在此生活的物件却不多,这方碑刻便显得尤为珍贵。郑芝龙祖辈原本生活在安平桥西岸的石井村,而后他搬到了桥东岸的安海镇,从桥西到桥东,见证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人生重要的转向与郑氏家族的崛起。

 

安平港的“新贵”

晋江安海的水心亭古渡头旁,千帆竞过之景早已不再。百年前,少年郑芝龙所见的则是“港通海外昆仑舶,贾舶市艘市有声”。自宋元时期,安平港作为古刺桐港重要口岸之一,海上贸易往来频繁,满载各地物产的商船在此停泊、交易,直至明清时期依然热闹不减。形形色色的商贾、水手,来自异邦他乡的奇珍异宝,这一切在少年郑芝龙面前,是一个崭新世界在召唤的预示。

被吸引的并非郑芝龙一人,据万历《安海志》所言:“安海濒海山水之区,土田稀少,民业儒商。”正因安海当地的地理环境及社会状况,出海经商的人不在少数,《台湾外纪》中记载,郑芝龙乘船至澳门,投靠母舅黄程从事对外贸易,“程有白糖、奇楠、麝香、鹿皮,欲附李旭船到日本,遣一官押去”,一官即郑芝龙小名,据考证他前往日本时18岁,不久便跟随当时在长崎平户经商的泉州人李丹,并在李丹死后获得了他大部分的财产;与此同时,他与长崎平户岛主田川七左卫门之女结为夫妻,生下了郑成功。

凭借多年海上贸易的积累,郑芝龙的海商集团不断扩大,1628年,他接受明朝招抚回到安海镇时已然海上称雄,《东南纪事》里评价他:“芝龙兵益盛,独有南海之利,商舶出入诸国者,得芝龙令乃行,八闽群不逞归之。”荣归故里的郑芝龙以一座豪华府第,向世人昭示了自己的身份。1630年,当7岁的郑成功从日本被接回安海镇,他见到的应该是这样的郑府:“亭榭楼台,工巧雕琢,以至石洞花木,甲于泉郡。城外市镇豪华,贸易丛集,不取于省城。……第宅弘丽、绵互数里,朱栏绵幄、金玉堆砌。”

结合《嘉庆·赤店乡土志》的资料,可知郑府格局为“三通门双火巷五进院落,东有敦仁阁,西有泰运楼,前厅为天主堂,中厅为孝思堂,大厝背后辟有致远园,疏以丘壑、亭台、精舍、池沼、小桥、曲径、佳木、奇花异草。”俨然就是中式院落的模样,而天主堂与郑芝龙在澳门时接受基督教洗礼有关,可以想见他曾经在此做礼拜的场景,不过没有史料表明,郑成功是否同他的父亲一样信教。可惜这座富丽堂皇的建筑没能保留下来,1655年为了抵御清军,郑成功无奈将其焚毁,如今仅能从字里行间去想象,令人扼腕。

《荷牐丛谈》里还特别提到郑府中“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竟达海。”专门开通一条海道,让船只能够直达府第内的码头,这样的设计令人惊叹,也符合郑氏家族从事海上贸易的利益。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教授吴凤斌在《明郑家族与安平港》一文中总结道:“芝龙府第建筑之豪华为泉州第一。而其府第外之市镇繁荣兴盛,能与福州省城媲美。可知郑氏在安平镇的建设和发展上的重要作用。”

 

海港少年初长成

虽然郑家的宅邸化为乌有,但在安海还留有一处遗址,即安海镇星塔村成功中心小学内一座楼阁式实心砖塔。塔身第三层嵌刻着一篇《重建星塔小引》,撰文者是郑成功的叔叔郑芝鹏,他在文中称“以其地去水之处,有塔曰星塔,而乡因名焉。乃年久颓废,未有鼎而新之者,甚非所以壮方隅,而耸诸乡之形势也。”可见此塔之前就已存在,至于《安海志》里说此地为“郑成功少年读书处”,则无其他更确凿的凭证,无论是在星塔附近的书院,还是家中的书斋里,郑成功的少年时期确实与这座城紧密相连。

郑成功的叔父郑鸿逵(芝凤)所著的《及春堂诗集》,其中有两篇《秋中西畴勖弟姪》和《勖弟姪读书篇》就描述了少年郑成功是如何勤奋苦读,毫无疑问,他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学教育,“尊王攘夷、忠君爱国”的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此外他更感兴趣的则是《春秋左传》及《孙子兵法》,他曾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儿初识字,辄佩春秋之义。”此外,父亲还传授他武艺,据杨英所撰《从征实录》记载,郑成功不仅精于马术,而且因为生长于海滨城镇,对于航海也十分娴熟,这一切与他所处的环境必然有一定的关系。

直到1644年被送往南京国子监为止,郑成功在安海生活了约十四年。这一时期因郑芝龙驻扎安海,安平港的海外贸易愈加繁荣,郑氏家族中不少成员也都参与商业活动,据杨英所撰《从征实录》中引用郑宏逵复郑芝龙书所说:“所有大小战舰,尽为渔商。”郑氏家族的商船前往日本、朝鲜、暹罗、真腊、占城等国,“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从此富敌国”。于郑成功而言,父亲那些开往日本长崎的商船还承载了特别的含义:它们会带回远在日本的母亲的来信,并送去银钱以资助母亲的生活。

安平港之所以受到以郑芝龙为首的郑氏家族的青睐,因其“江海流平、出入无风涛之险。较之泉州湾口江海争流,风高浪急”的港口优势,尤其是从安平港往返日本长崎的商船更是频繁,吴凤斌在《明郑家族与安平港》中指出,“据统计,1610年到1633年,每年到日本中国船数为20-60艘之间。1634年后不断增加,1639年增至93艘,1641年则达97艘。而这时期正是郑芝龙把海上畏途变为坦途的时期,日中贸易船只才大为增加。”安平港在郑氏家族海外贸易方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日本长崎荷兰商管日记里有这样一条记录:“一官(芝龙)的儿子所属的船只一艘,自安海入港。听说装载白生丝5000斤,绢丝5000斤,以及其他织物等类颇多。据云,近日属于同一船主的船只三、四艘就要来到这里。”可见郑成功开始经营海上贸易之后,安平港依然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口岸。

 

承袭家业成海商

就在郑成功入南京求学的那一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次年郑芝龙兄弟在福州拥戴唐王朱聿键称帝,改元隆武,郑成功也得隆武帝赐名“朱成功”,并开始领军作战,然而不久他便接到了父亲降清以及清兵攻打家乡安海的消息,此时郑成功的母亲已经从日本来到安平港,不幸遭遇战乱,当他返回故乡,只见到了母亲的遗体,让他更加坚定了抗清的决心。

延续和继承家族的海上贸易活动,亦是为郑成功的军事活动提供保障,自小生长于从事海上贸易的家庭,他对此自然十分熟悉。在延续了郑氏家族曾经设置的“五大商”基础上,分别以“山”和“海”两条商路各设置五商,其中“海路”便是以安平港为主,其结果便是“其舶岁至长崎”及“积资累百万”。甚至在1656年清朝颁布“海禁”之后,郑成功的商船依旧在“安海-长崎”这条线路上畅通无阻,《巴达维亚城日志》中有这样一段记录:“1656-1657年度,驶入长崎的47艘中国帆船,全部属于国姓爷及其一伙。其中自安海发航的占首位,达28艘,柬埔寨11艘,暹罗3艘,广南2艘,北大年2艘,东京1艘。”看似平淡的叙述,透露出郑成功海商集团的雄厚实力,也让人记住了安平港这个助郑氏家族称雄海洋的港口。

郑成功继承的不仅仅是父亲的产业,还有郑氏家族多年来的经商理念。有别于一般的家族,郑氏海上贸易既有族人自主经营,也有合作经营的情况;此外除了自己的商船,郑氏家族还采用“招商”的方式:给予其他商船主出海贸易所需的资金,等商船主完成生意回来后,需要按利息返还资金给郑家,譬如“澄济伯(芝豹)洋船二只,助洋银十余万于太夫人(成功夫人董氏)”,还有“曾定老就伪国姓管库伍宇含手内,领出银五万两,商贩日本,随经算还讫。又十一月十一、二等日,又就伍宇含处领出银十万两,每两每月供利一分三厘。13年四月内,将银及湖丝、缎定等货搬运下海,折还母利银六万两,仍留四万两付定老等作本接济。”

郑成功的海商集团能给予其他商船主的,不仅仅是经商的资本而已,人们更看重的是郑氏家族在海上贸易中能给予的安全,“(领取)同安侯郑府令牌各一张,牌内俱有备写本府商船一只,仰本官即便督驾。”而且从郑府获得的令旗在海外贸易时是身份的暗示,能够在航行时得到庇护,郑芝龙驻守安平港时,就有“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得来往”的情况,反之拥有郑氏令旗的商船,经商之路势必会顺畅许多。郑成功的海商之路,正是有赖于郑氏家族多年的积累:一方面,安平港见证了郑氏家族的显达;另一方面,郑成功父子的海上贸易事业的发展,也促进安平港社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英《从征实录》

       2、吴凤斌《明郑家族与安平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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