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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祥:对象不变则自己变

来源: 2019-02-01 09:15

很多人问我,一样的表演重复看,如何才能延续按下快门的热情?

我的答案很简单,对象不变则自己变,拍摄的过程可以用各种角度去诠释表演,不论是用观众、编舞家或表演者,诠释方法不同就会带来不同的感受。以自己为例,如果第一次拍摄我会用导演的角度看戏,用镜头去思考导演想表达什么?想分享什么讯息给观众?当拍过一次、两次,我就会跳脱宣传的角度,换作观众的身分记录舞台,不同的思考方式往往会造就影像本质的差异,再加上许多表演不是一次就能掌握,所以重复拍摄既是乐趣也是机会,我从中熟悉舞作、从中取决拍与不拍,最后累积出丰富的表现手法,锻炼我对舞台的洞察与应变能力。



 

刘振祥:对象不变则自己变

 

/《台海》杂志记者 刘舒萍  图/刘振祥

 刘振祥,这个摄影圈里不陌生的名字,许多人知道他是因为他把云门之美通过平面的方式展现给大家,透过他的镜头,人们看到舞者在舞台上舞出人间百态。常年穿梭各大剧场,于他而言,有光的地方是剧情,不管是传统戏曲、音乐、舞蹈,或是科技展演,他总是敏锐地找到独特的摄影切入点,留下一张张禁得起时间纵深考验的照片,让观众自行去体察自己的感情。

很多人问他,一样的表演重复看,如何才能延续按下快门的热情?他的答案很简单,对象不变则自己变,用各种角度去诠释表演,不论是用观众、编舞家或表演者,诠释方法不同就会带来不同的感受。

选择的眼光是美学的真正考验。为此,他常常建议大家从积淀艺术涵养开始,再来才是熟练相机,不要用看摄影的角度学摄影,试着从美学的角度,从画作、文学字里行间去延伸影像的关联性。他鼓励身边的年轻人要多参加比赛,这样摄影才有动力,记者反问他是否也需要动力?他笑着说,自己是每天被追着跑。经常被追着跑的他,常会驾着车,带着两百公斤以上的器材奔赴目的地,但请不要误会他是器材控,摄影本质和相机好坏终究是无关的,他只是严谨地对待拍摄,因为不晓得会遇到什么现场环境。其慎重的态度值得学习。

 今年5月,他受邀来厦门担任第六届台赛评委,这是他第二次来厦门,而大陆其他城市,他大多去过,其中贵州是他最经常去的地方。为什么?这得要问发出邀请的单位。早年,他经常受邀参加大陆著名摄影家王苗组织的24小时主题拍摄,抽签是他最喜欢的环节,抽签的有趣就在于不确定性,抽到哪里就到哪里拍摄,他形容说,这是一段奇异的冒险。

本次台赛评选也有采风环节,去的地方有他熟悉的乡音,健谈的他一边观察细微,一边用闽南语跟对方交流,热络的乡音互动,让被摄对像与他多了互动,以致当地居民误以为他是当地人。我们的访谈是在午饭后前往机场的路上进行的,他说,因为要送小朋友上学缘故,每天都是6点半起床,晚上12点前会休息。

 

不用摄影的角度去学摄影

《台海》:听说您原来学雕塑?

刘振祥:学雕塑,也画画。毕业后,因为喜爱上摄影,就一直拍照,就没有时间画画或是做雕塑。我是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开始接触到摄影,台湾很有名的谢春德老师找我去他工作室,跟他一起工作。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刚对摄影产生兴趣,又有一个这样的老师愿意带你,二话不说就跑他工作室,跟了2年时间,有点像学徒制。

《台海》:当时的摄影是比较偏向于纪实摄影?

刘振祥:一开始比较偏向于纪实摄影,想要用图片说故事。那时,谢老师在做《时报周刊》报道摄影,我常跟着他到各地跑,延伸扩大视觉地图。用镜头延伸一些视觉和观念,把一般读者没机会或是不知道、不了解的东西,拍回来,呈现在杂志上,既增长见闻,也把感受的东西传达给读者,那种感觉很棒。

表演艺术这东西,又是很迷人的,舞台上呈现的都是最美的东西,一开始接触,你就会马上喜爱它。当有机会接触到表演艺术,你当然会很想去尝试。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拍这一块的人很少,它的少是因为没有什么活动可以拍。我的老师辈很多都跟云门舞集合作过,我后来是退伍后才真正有机会跟云门合作。那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林怀民老师还在北艺大(台北艺术大学)当舞蹈系的系主任,我又刚好帮舞蹈系拍年度演出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林老师看到我的作品,透过照片认识我,“云门有演出的时候,可以来帮忙拍。”当然好呀,这是所有摄影师梦寐以求的东西,都很想去拍。没想到,这样一拍,拍到今年是30年。

《台海》:美学素养造成的眼光差异让您的作品又美又耐人寻味,在美学或艺术方面,有受哪些熏陶?

刘振祥:在学校学画时,一开始画素描,素描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变成黑白,留下的就只有光线和造型,受过这样的美学训练,再来从事摄影工作,拿起相机时就会去顾虑到用什么样的角度可以把它表现得更好,而不是拿起来就按,你要去重新调整,用你的观点重新转化、沉淀它,让它变得更突出。我常常鼓励年轻的摄影爱好者,不要用摄影的角度学摄影,拍照时如果太着重于技术或构图美的表现,就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就会变成“哦,就是美。”容易流于通俗,看过就忘了,试着从美学的角度,从画作、文学字里行间去延伸影像的关联性。


01>1992年,云门舞集《涅槃》 。
02>1993年,云门舞集《九歌》 。
03>2013年,云门舞集《稻禾》 。

 

与舞者同呼吸

《台海》:您多年来与云门密切合作。不只拍摄舞台上的云门,也定格了排练、休憩中的舞者。舞者要怎样拍才美?

刘振祥:其实是要抓到舞蹈的感觉,很多时候,你跟舞者的呼吸节奏要在同一节拍。通常拍舞蹈,你从观景窗里看到的其实那个已经太慢了,你必须跟他是同步的,当他准备要跳跃,在他还没跳的时候,你就必须先把快门启动,不然,等你从观景窗看到再按下快门时,那已经是下一秒的事情。

一个舞可能30分钟或者40分钟一段,比较短的大概也有十几分钟,在这十几分钟,你怎么去选择一个画面代表这支作品,这就充分考验摄影者诠释的能力,他如果在这十几二十分钟里头,可以选出一张照片,人家一看,这时某个人的作品的某一个段落,如果没有这样的掌握能力,就是所有东西拿出来,好像都似曾相识,但没有办法说出到底是谁的作品。比如,你拍一张风景照,大家都是同样的角度,你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拍的,舞蹈这种东西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把自己的观点跟风格放进去,好像谁拍都一样。

每次拍一支新的作品时,我会边拍边找边试。在试的过程中,我会思考编舞家编这支作品时他内心的想法:他为什么会叫舞者这样做,为什么这个时候是独舞,或者两人舞,三人舞,群舞,他到底是如何安排这些舞者。一开始,我们没有办法有很长的时间跟编舞家沟通得这么清楚,而且拍的当下有很多时候是编舞家自己也还不知道作品会呈现出什么样子,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

明年的演出,今天要拍海报,舞者都还没有练到那个部分,怎么办?我只有一张的表现机会,你就必须介入,必须抓到一些点从里面发展出一些肢体动作,那些肢体动作可能就是要编舞家慢慢调整跟形塑出来的,你要很敏感地抓到这个点,把它的元素尽快地整合在一起,拿来作为一个主视觉的宣传,不然的话,作品的辨识度可能就不高。

《台海》:拍台上演员正式演出,您一般会站在哪个位置?

刘振祥:第一次我一定会站在中间的位置,用编舞家、导演的角度看。通常彩排时,编舞家大概会站在10排左右,我可能会在七八排,用相同的角度看他的作品。如果再有机会的话,才会再调整不同的角度。不然的话,第一次通常是用编舞家的角度来看。

《台海》:剧场拍摄中,户外的难度比室内更高,拍户外,要特别注意什么?

刘振祥:云门舞集每年有四五场户外演出。在室内剧场,演员所在地没那么重要,以演出的作品为主;在户外,最重要的图片不是演员在舞台上演得有多卖力,必须表现出所在环境、演员、观众三者之间的关系链接,三者必须全部涵盖进来。

《台海》:拍户外时,您一般会提前多久到现场考察?

刘振祥:大概提前一天吧。池上那一次拍了三天,第一天彩排,后面两天演出。事实上,知道云门舞集准备到池上量身编舞后,为了完全地呈现云门舞集为何选择在池上演出,我提前一年,先把池上的风土民情、春夏秋冬拍一遍。

《台海》:您提前一年了解池上四季的风土民情,跟那两天的表演能结合的有多少?

刘振祥:作品里就是在呈现池上的四季,演出当天同步发行了一套明信片跟一本月历介绍池上。看过池上四季的变化,你再看舞蹈作品,就可以完全了解舞台上舞者做的动作,“哦,原来他是在表现稻米生长的周期”。

《台海》:当时怎么会想到有这个创意?

刘振祥:这是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林怀民说他先去池上,对池上有很深的感觉,他想在这边编一个舞作,所以他就邀我过去一起创作,他用舞蹈,我用影像。

 

1990年,台北立法机构,民众反对军人身份的行政机构负责人而与警察爆发冲突。民众流血送医后留下面具。

1992年,台北工运团体到“劳工委员会”抗议,在地上留下人影。

离开报社是为了拍照

《台海》:有些报道做您访谈时,经常会放一张面具的照片。这张是您个人比较满意的?

刘振祥:那是蛮有代表性的图腾与符号。“戒严”时期,国民党设定了很多黑名单,将一些在海外的人划为思想犯,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偷偷跑回来,其中有一个回台公开露面演讲。在这之前,警察一直抓不到他,他们心想,“这次你应该跑不掉了,因为你就在台上。”主办单位很厉害,进场时给每个人发一个面具,演讲者一讲完,主办单位就把灯关了,请大家戴上面具,等灯再次亮起来时,警察傻眼,根本不知道谁是谁。

这个事件结束一段事件后,在另一个抗争场合里,参加的民众跟警察产生很大的冲突,其中一个人戴着前面提到的那个面具,对方被警察打到送医,现场遗留下这一面具。我拍下了这张照片。解严后,台湾社会运动的过程很复杂,我不想直接地采用人直接面对镜头的画面,于是,选择用一个面具来说明这件事。这个面具在那个时代有它的意义。

《台海》:除了这张,还有其他代表性的图腾作品吗?

刘振祥:有啊,大部分新闻摄影记者会拍比较冲突性的画面,比较少跳出来看整个事件,太投入在不同观点上的碰撞,这意味着画面需要的张力和震撼也比较大,会令人太直接联想到事件本身。

我整理出来的图片比较不是直接冲突的场面,希望借此让人们看到那个时代、那个过程中的一些印象。这是我整理那时期台湾运动图片时秉持的概念。如果事件本身太清楚的话,人们就直接联想到事件,而不是那段历史。

《台海》:您当时是摄影记者,提交这样的照片给主管,主管是什么态度?

刘振祥:当时当然还是以工作为优先,每一类的图片都有拍,只是后来挑选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作品时,不会去选那些比较冲突性的新闻性图片。

《台海》:您早期是一名摄影记者,后来为什么离开报社?

刘振祥:我在30岁时就决心离开报社。我在媒体呆了7年,第3年就当主管,带报社的整个摄影组,不用出去拍照,但那个不是我规划的目标,那样不好玩,我要去拍照,所以我就离开报社。一个喜爱摄影的人,不会整天拿着手机通知别人去拍照片,晚上再跟编辑一起讨论图片,那太无聊了。出来,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可以去到很多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可以探讨很多东西。

 

嘉义新港乡是心灵的故乡

《台海》:台湾您应该都走透透了,哪个地方是您内心最喜欢的?

刘振祥:我最常去的地方应该是嘉义新港乡,那是林怀民老师的故乡,我用镜头持续记录了30年。我会去那边,起初也是因为林怀民找我去。他说,他回故乡后发现民风有很大的变化,由香港的大家乐衍生过来的赌博游戏在当地开始流行。林怀民老师觉得这样子不行,在当地当医生的叔叔告诉他,应号召乡人在这里成立一个文教基金会,用基金会的力量来改变这里的民风。我去的那一年刚好是大甲妈祖首次绕境到新港,以往都是绕到北港,那时新港文教基金会还没有成立,我便先把风土民情了解一遍,等到行销基金会时就可以派上用场。

《台海》:最近一次去新港是什么时候?

刘振祥:这个五月初刚好又去拍了一遍,现在拍的主要是因为基金会而成立的一些团体,或者因为基金会而改变的一些人。我刚拍完一批承租基金会地种植的农民,他们每个人有一块地,一半种植基金会规划的农作(都是有机的农业,基金会派专人负责收),另一半农民自行决定种植什么,最终,他们的种植收入一半给基金会,一半留给他们自己。

新港文教基金会常常会想出很特别的理念跟做法,让当地的人愿意全心全意地参与,真心地付出。我虽然不是在这边长大,但因为认识、了解,这里变成我心灵的故乡,很多时候,每当我有新的想法,我的心就回到新港,反倒不是回到自己出生成长的阳明山老家。我每月会选择一个假日或者礼拜日下去,事先规划好想拍什么东西,然后请基金会帮我联络,一般呆两三天时间。

《台海》:拍的都是当地的农民?

刘振祥:对的。去年,当地成立了一个社区,把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组织起来,老人们年轻时结婚的嫁衣都还在,当然现在都穿不下了,她们把嫁衣拿出来,以嫁服为主题,每一个人叙述她嫁到这个地方来的故事跟过程,看到这个报道,我觉得很有意思,就从台北下去新港,请她们把嫁衣拿出来,跟她们一起拍照。在我眼中那些嫁服是情感的传承,不应该只是拿着衣服随手拍,所以我决定用拍摄肖像方式慎重地留下她们和嫁服的合影。那是岁月长河累积出来的底蕴。


 

若好玩给一块钱也拍

《台海》:摄影对您意味着什么?

刘振祥:这是一种生活。我算是蛮幸运的,我喜爱的兴趣跟工作可以做一个结合,我不需要为了钱,为了养家活口,而必须把整个工作顾好,每次人家委托我,是因为要我提供我的专长去完成他们想要的东西。常常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会一直在拍剧场这种非常艺术的东西?”我说,这是非常幸运的工作,在剧场里,为尊重演出的创作权益,观众不能录音不能录影不能拍照,对很多喜爱摄影的人来说,看到舞台上那么美的画面时,大家肯定很想拍照,可是,他们不能拍。我是所有人给我拍,我常常在底下拍的时候,旁边没有任何观众。

《台海》:想想好幸福。

刘振祥:对啊,所以我说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工作。

《台海》:您的相机也是专门调成无音?

刘振祥:这也是到这两年才有的机器,以前也没有,拍的时候就很痛苦。

《台海》:为什么痛苦?

刘振祥:万一现场有观众,你就会干扰人家看现场表演。有了无声相机,现在比较有多的机会,可以在有观众的状态下拍照。不然,以前只有内部的技术彩排的时候,你才能拍。

《台海》:您也非常擅长拍电影剧照,分享下这方面的创作。

刘振祥:电影这块也是很好玩。我最早跟侯孝贤、杨德昌导演在1986年的时候合作了一段时间,刚好也是台湾新电影转型的时候,后来我进入媒体,没有时间再拍电影。因为跟拍电影要花很多时间,要跟着剧组一起活动,所以,我大概有21年没有再接触电影,只是偶尔帮忙拍个海报。

拍广告的时候,我认识了钟孟宏导演,他说,自己要拍剧情片,邀我帮他拍剧照,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因为他本身很喜欢平面摄影,对平面影像很了解,希望我在拍剧照时,能够有不同的诠释角度。这个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一方面给我很大的自由,好像我拍什么都可以。另外,他第一部片子主要场景都在台北,且都是晚上,这对我白天工作完全没有影响。结果一拍,今年已经是第五部。

《台海》:导演给您很大的自由度,您会不会觉得压力大?

刘振祥:不会,因为那就是我擅长的。我就喜欢在片场乱拍,他给我的自由度,包括到我不必跟着剧组一起活动,那是一般剧照师没有办法得到的待遇,我什么时候要到,什么时候离开,完全自己做主,这样的一个自由度,让我连续跟他合作这么多年。

我们彼此互相欣赏,有些导演会强加你一定要拍出什么东西,那样的话,你压力会很大。我现在拍这个很有经验,他们能够想象的、他们所需要的,我应该都能提供给他们。比较难的是我必须找到自己的观点,然后去诠释这个脚本,这个比较有挑战性,也是我比较喜欢的。现在再接剧照case,工作报酬是另外一回事,自由度跟好不好玩比较重要。你要找我拍的话,给一块钱我也会帮你拍。

《台海》:跟拍电影很好玩吗?

刘振祥:很好玩,你有很多时间可以思考,因为电影就是等待,每转换一个场景,每变化一个镜头,就需要很多人去调整。拍电影的时光虽然辛苦,但是都蛮好玩蛮有趣的。

 


你把摄影当兴趣就好

《台海》:利用泡水的底片进行再创作应该也是很好玩的事情?

刘振祥:每次泡水都跟台风有关。第一次,我家屋顶被台风扎了一个洞,漏水漏到暗房的位置。经过一两个月后,发现的时候,几百卷的底片都已经发霉了。第二次,好像是2001年,那一次也是淹水很严重,我的工作室刚好在地下室,大批的底片泡水了,我一直整理,整理到最后,很多底片又发霉了,前后两次整合起来,就有一批发霉的照片。后来发现里面还有一些不错的影像,反而因祸得福。

底片不是定影完就没事,它还是一个有机的东西,不断地变化,我就利用后来拍的一些东西进暗房做一些破坏性的处理,最终呈现的画面就没有那么写实,有点像画,又有点像照片,把二者结合在一起,呈现了《生命风景》系列。

《台海》:您是第二次才想到进行这方面的创作?

刘振祥:对,第二次以后。在整理过程中,因为在暗房里头,没有办法控制,可能就看老天爷让那些霉菌爬到哪里,造成了怎样的效果和结果。接下来,就变成在我可以控制的范围里重新去破坏它,让它变到我想要的一个结果。

《台海》:利用被霉菌感染的二次创作在台湾流行吗?

刘振祥:不流行,有些人会这样做,可是效果并没有很好,故意去做这样的破坏,跟因为时间累积而发酵所自然做出来的,会有一些差异。

《台海》:您经常受邀参加演讲,尤其是到高校,听众比较困惑的、需要您帮忙指点迷津的是什么?

刘振祥:很多人喜爱上摄影后,都很想将摄影当作职业。其实,职业摄影师很辛苦,尤其在台湾,职业摄影师没有那么受尊重,没有很好的收入,除非你可以拍明星(明星代言通常有指定熟悉的摄影师来拍,收入会比较好)。如果去媒体,生活都还蛮辛苦的,工作拍照的辛苦是另一回事,报社或杂志社能够付的薪水真的太少。以正常的开销来讲,那是不够的,如果又结婚又有小孩,在这方面会很辛苦。所以,我基本上是鼓励人家当兴趣就好,有第二个专长比专职摄影来得更好。

《台海》:现在台湾的新闻摄影记者跑现场时,又要拍照又要录影,挺辛苦的。

     刘振祥:新闻摄影这样的发展趋势,真的是让人很头痛。一张照片并不是用所谓的几分之几秒拍出来,而是经过你人生阅历的浓缩累积后按下快门所呈现出来的。可是现在,你要变成一只八爪鱼,看到什么马上就得要转化,对真的喜爱摄影的人来讲,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工作,你很难同时一心二用,录影和拍照是完全不同的观念。



刘振祥

台赛评委


台北草山人。二十岁举办第一次展览后,职涯就跟摄影画上等号,曾任职于媒体,后开设工作室,孜孜于拍摄报导、表演艺术,长期与云门舞集等表演团体合作,偶尔拍拍广告、电影剧照,镜头涉猎几及所有题材,摄影界前辈张照堂先生曾以“八眼蜘蛛”形容他的摄影风格。2010 年获“吴三连奖艺术奖──摄影类”奖项,评审肯定其摄影作品“见证台湾社会与文化的时代变迁与脉动,并成功捕捉舞者瞬间美妙的舞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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