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台海》杂志记者郑雯馨 图/受访者提供
许多城市记忆往往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倘若没有亲历者的讲述，这些记忆多半会一直沉睡着。在厦门鱼行口街道附近，即距离民族路不远处的演武大桥下的绿化带，行人与车辆来来往往，不会在此过多停留，不过在汪锦树、汪锦星兄弟眼中，这个地方承载了他们父亲与“厦门号”有关的记忆。“这里原先是一个船寮，老板名叫汪守地，是我父亲汪三九的宗叔，据说‘厦门号’就是在这里造出来的。”汪锦星对我们说道。
汪三九（前排左三）与家人在1973年春节的合照。
惠安的匠师
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繁荣的海上贸易带动了造船业的发展，当时泉州所制造的船舶早已广泛使用桐油灰捻缝技术和水密隔舱技术，自然也培养了众多能工巧匠。汪三九出生于泉州惠安县洛阳镇西方村，村子里聚居了许多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造船师傅。汪锦星回忆道：“我父亲从小父母双亡，他12岁就正式成为学徒，跟着师傅学造船，26岁就已经小有名气，是泉州造船小五虎之一。”
起初的厦门港是一片形如月牙的海湾，人称玉沙坡。清末民初，随着港口发展，一批惠安籍的船老板、造船工匠来到玉沙坡一带，逐渐形成了颇具规模的“造船业集群”。可以想见，当已经在厦门生活多年的乔治·沃德和妻子决定造一艘船穿越太平洋时，很容易就能从厦门港周围的造船厂找到经验丰富的帮手。汪锦星依稀记得，过去父亲曾对家人说起参与制造“厦门号”的始末：某天宗叔汪守地特地来找他，对他说自己接了一艘“番仔人”订的木帆船，需要他来帮忙。“我父亲听了二话没说，就带着全家人跟地叔到厦门来。”
据尼尔森所著《“厦门号”的故事》所记载，“龙骨是在1921年—1922年冬天铺设的。一片一片地慢慢安装，1922年5月‘厦门号’下水。”由此可推测，汪三九开始参与制造时，一些前期准备已经陆续展开，沃德船长还从各地采购木材，譬如有助于预防海洋生物侵蚀的香樟木、船板所用的杉木及龙骨所用的铁木等，大多来自福建深山。他雇佣的木匠用凿子、锯子、扁斧和大锤等工具处理，不依靠机械，几乎全都采用手工制造，这一切体现了中国传统造船师傅的高超技艺。
如今的鱼行口街街景，据传参与建造“厦门号”的汪守地船寮原址就在距离这不远的地方。图/厦港街道沙坡尾活态展示馆收藏
汪三九和家人在海边的合影。
制造“厦门号”
据汪锦星回忆，父亲汪三九当时在船寮主要负责“传料”：即对造船木料画线，指挥工人将木料分解为各种半成品，接着造船师傅将这些半成品进行深加工后再总装到船体上。“听厦门造船厂的老师傅说，我父亲‘传料’可神了，经他的手，再小的木料都能派上用场，哪怕最小的木料也能削些筷子备用。”这种物尽其用的习惯想来也体现在参与建造“厦门号”的过程中。
造船过程中，立桅杆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工序，在尼尔森这样的外国人眼中，“这是中国人智慧的高度体现”，因为中国造船师傅不是死板地将桅杆固定起来，而是将其嵌在两块厚重的樟脑木之间，既牢固又可灵活移动。汪锦星很自豪地说：“立桅杆是我父亲另一项绝活。桅杆要固定在船体上，只能靠物理固定，要在船体的适当位置开些小于桅杆直径的圆形母榫，然后借助冲力，将桅杆冲进母榫内立起。”
从汪锦星的讲述，我们可以想象当年沃德船长见到的立桅杆应该是这样场景：工匠在现场计算好恰当的方位，在一旁备好准备用的工具和材料，然后将桅杆架起绑紧；紧接着他见到工匠们架起桌子，摆上所谓“三牲五果六荤六素”和金银纸及鞭炮，众人上前虔诚地祭拜，口中念念有词；完成这个仪式后，众人点燃鞭炮、焚烧金银纸，负责立桅杆的人松开桅杆上大部分绳索，接着举起手中斧头砍断最后一道绳索，只见桅杆以极快的速度向母榫滑去，一蹴而就，瞬间徛起，从此与船体紧密相连。
“厦门号”的制造沿袭了传统的福船制造技艺，从最开始的安装龙骨到最后安装桅杆、帆装索具、锚和舵，中间还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包括安装龙骨翼板、船底列板、四道基本隔舱璧的底座；形成底部船壳后，紧接着装四道隔舱璧和其余舱壁横梁；其余隔舱璧、侧向肋骨和舭部列板也陆续完成后，安装首尾骨架、舷部列板；随后将甲板等铺设完毕，安装含檀梁、舱口围板、桅夹和舷墙结构等。接着用桐油灰给木板中间的缝隙捻合，以防止船在海上航行时发生渗水的危险。
1922年5月17日，沃德船长一家终于坐上了他们期待已久的木质帆船从厦门港启航，对他们一家来说，充满冒险的旅程和理想的新生活在向他们招手。对汪三九而言，“厦门号”的启航仿若一个好预兆，给他带来了新机遇。
汪三九之子汪锦星于2021年12月19日应邀参访厦船重工。
船与人的际遇
就在“厦门号”离开厦门港后不久，1925年，汪三九在今厦港避风坞对岸的沙坡尾22号创立自己的船厂。汪锦星回忆说：“当时地叔觉得我父亲手艺很好，就鼓励他自己开船厂，还拨出手头的一艘船订单让他做。”在他记忆中，住家和造船厂都在一处，只是现在沙坡尾22号周围早已不见当年造船的痕迹，唯有几棵大树依然郁郁葱葱。汪三九船厂聚集了众多来自惠安的造船工匠，造船的订单几乎没有断过，这与汪三九的待人处事息息相关。从前许多造船工匠都是拖家带口讨生活，哪家要造船，他们就去哪家做工，一日三餐也就有着落，没做工的也就不管饭了。“但我父亲不会太计较这些，不管你有没有在我家做工，都可以来吃，哪怕做工时带着一大家子，也会管饭。” 正是这份仁义，很多工匠都愿意到汪家做工。
汪三九船厂还是当时唯一能制造“电船”（即以蒸汽机、柴油机、汽油机作为动力的船）的船厂，当时有客户询问汪三九是否能造电船，他没有立刻回绝，而是请对方介绍电船大致的情况，然后自己前往漳州的电料行，“我父亲问人家，有没有卖柴油机，能不能帮忙安装之类的问题，搞清楚后他就回来造船，给柴油机和其他设备预留位置，造好后就请人来装上就好了。”谈起往事，汪锦星流露出对父亲的崇拜，正因如此汪三九船厂规模能不断扩大，成为厦门港一带知名的造船厂之一。
1938年，正当“厦门号”在大洋彼岸受到广泛的报道之际，汪守地船寮却遭受了灭顶之灾，据汪锦星回忆，“这一年五月，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厦门，他们以挡住港口视线为由放火烧掉了船寮，地叔逃到鼓浪屿，望着对岸的大火，边看边流泪，因伤心过度从此一病不起。”
早在1937年抗战爆发时，汪三九船厂就迁往鼓浪屿大德记海滨，1941年由于日军强占鼓浪屿大德记，他们又搬回沙坡尾继续经营。1955年1月，汪三九船厂接受政府赎买后并入国营厦门造船厂，而汪三九作为员工一直工作到1978年才退休，此时距离“厦门号”毁于飓风已过了17年。步入21世纪，随着厦门一些文史学者重新挖掘、讲述“厦门号”的故事，与之相关的记忆开始苏醒，汪锦星的兄长汪锦树老先生在看到相关报道后致电媒体，告知父亲汪三九曾经参与制造“厦门号”，由于汪家后人的讲述，为这个传奇故事又补充了新的细节，引发大众更多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