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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勇气的时空接力 揭秘“厦门号”十八年发现之旅

来源: 2022-07-11 15:41

一百年前,沃德船长举家从厦门港扬帆启航的时候不会想到,他们的故事在百年之后依然被人们传颂。当这件“厦门最浪漫的事”逐渐被人们所熟知,却很少人知道,这一故事被发现的过程,和这个故事本身一样,承载着爱、坚持、勇气。这艘闪耀着生命力的帆船,吸引着人们不断向它靠近,并为之着迷。


2022年5月17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在“厦门号”扬帆美洲 100 周年之际,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牵头举办了一场学术交流座谈会,以此向“厦门号”这艘承载了中国海洋文化精神的木质帆船,致以时空的敬意。“没有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林晓峰先生的持续不懈的推动,就不会有这一盛会的顺利举行。”《1922“厦门号”的故事》译者、座谈会特邀策划人詹朝霞说。

林晓峰会长带领省闽南文化研究会,通过办主题征文、开学术座谈等活动,把“厦门号”在扬帆美洲100周年那一天,让其从历史汪洋中跃上浪尖。而在她乘风破浪的“返航水路”中,还有许多人默默坚持与执着推动。

随着“厦门号”的故事再次掀起的热潮,顺着这股热潮,《台海》杂志深入走进这段前后长达十八年的“厦门号”发现之旅。通过几位在这段旅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成员讲述,试图还原一个关于热爱与执着、交流与互信的故事。正如萧春雷所说:“这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沃德太太的名字其实不叫“阿玉”

2004年12月,《厦门日报》“城市专刊”的一隅,登载了一张小小的老照片求解启事,集邮者翁如泉先生几经查找仍未获得任何相关史料。明信片上印着一艘白底福建帆船,张着三面矩形布帆,每面帆有四只架篙,主帆上有五处补丁。“厦门号”的发现之旅,就此展开。

这是一张由集邮者翁如泉先生收藏的“厦门号”帆船明信片,它与生产技术史学者许路的相遇,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彼时的许路,正在计划复原一艘中式帆船航向世界,环绕地球一周,但苦于没有案例佐证中式帆船越洋航行的技术可行性究竟如何。因此,看到这则消息的许路欣喜若狂:“这不就是我在寻找的最好范例吗?”

许路与翁老在厦门邮局老楼里见了面。翁老先生是厦门资深集邮家,此时两张明信片正在外地参加邮展,但全都复印了。除了那张已经在报纸上登载过的明信片以外,许路还看见了一张画面不同的明信片复印件,是一张停泊在岸边的“厦门号”,三面帆还张着,略有不同的是帆面不见补丁,并且每面帆都有五只架篙。翁老告诉许路,两张明信片是自己与邮友交换得来,先前他已请教过许多行家和专家,目前只能判断大概的年代在清末。发行该明信片的是著名的纽约Artvue公司,国际邮品市场上有许多20世纪上半叶的Artvue明信片在拍卖,但许路在目录中并没有查到关于“厦门号”的内容。他根据印在明信片上的黑白照片以及标识,推断发行时间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航空邮政开始盛行之前。

从此以后,许路开始大量寻找关于“厦门号”的相关报道。在网络并不普及的年代,找一艘跨海航行的中式帆船的来龙去脉,并不容易。

突破性的进展发生在2006年,时逢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Joe Kahn,一位普利策新闻奖得主,来到厦门采访福建传统造船旧事。作为采访对象的许路,便找准机会请Joe帮忙查询美国报章是否有对“厦门号”的报道。很快,许路得到了一系列1924年纽约时报关于“厦门号”的资料。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许路萌生了一个念想:找一个会开船的姑娘一起远航,就像1922“厦门号”帆船的沃德船长和他的太太秋怡。两年后,许路将手头不断采集到的资料一一梳理、翻译,整理成了一篇约六千字的文稿《“厦门号”帆船远航美洲的故事——一次鲜为人知的航海壮举揭秘》,交给了《厦门晚报》的资深编辑萧春雷,询问是否能刊登。在这篇文章里,许路起了一个小小的“私心”:用阿玉(即“爱玉”)代称女主角秋怡,以此铭记自己与女友的私人感情,以及对未来的憧憬。特别要指出的是,“秋怡”这个名字并没有在尼尔森的《1922“厦门号”的故事》一书中出现,该书自始至终都只有“沃德太太”,而知晓“沃德太太”的名字叫“秋怡”,许路称是从外国的资料中获得的。只是他在内心爱意的驱使下,发表《“厦门号”帆船远航美洲的故事——一次鲜为人知的航海壮举揭秘》一文中,把沃德太太以自己的女友名字阿玉来命名,致使以后的不少报道,甚至《1922“厦门号”的故事》的译者詹朝霞也在导言中称沃德太太为“阿玉”。直到本次接受《台海》采访时,许路才把隐藏在内心的秘密说了出来:沃德太太的名字并不叫阿玉,阿玉其实是我女友的名字。

“一篇很有趣的航海小说,叙述很生动,人物鲜明,故事也很完整。”这是萧春雷见到文章的第一反应。但许路坚定地告诉他:“这是真实的故事!80 多年前有一艘“厦门号”帆船横渡了太平洋!我写的一切都来自当时的报刊报道和航海日志。”并拿出了一系列包括《纽约时报》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以及美国发行的“厦门号”明信片作为图文佐证,萧春雷终于相信了这个他初听感到“匪夷所思”的故事。

为了进一步做好“厦门号”的专题报道,萧春雷通过网络查找与询问身边的人等多种方式,但都一无所获。2008年的厦门,不管是像他一样的文史研究者,还是收藏家,都没有听说过这艘名为“厦门号”的小船。“据我所知,“厦门号”帆船远航太平洋、大西洋的事件,中文世界罕为人知。”萧春雷表示。正因如此,他对这一专题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充满信心。

2008 年7月18日的《厦门晚报》“文化周刊”,用两个版刊登了许路撰写的《“厦门号”帆船远航美洲的故事——一次鲜为人知的航海壮举揭秘》,这是“厦门号”帆船远航事件在中文媒体第一次如此全面的披露。事实上,在2006年的《家园》杂志上,许路已发表过部分当时收集到的资料整理,但没有如此清晰而完整。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萧春雷还以“司空小月”的笔名撰写了一篇小文,名叫《厦门最浪漫的事》放在同期封面版,第一句话便是:“这是一个关于激情、梦想、浪漫和勇气的故事。”自此,“厦门号”从沉睡的海底睁开了眼睛,逐渐浮出水面。

 

藏品与译作让“厦门号”越来越清晰

许路的文章在《厦门晚报》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人开始挖掘“厦门号”的痕迹。同处厦门的收藏家陈亚元、紫日等人,因为那篇文章在心中埋下了一颗名为“厦门号”的种子。

陈亚元清楚地记得那年冬天,他到藏友家参观他收藏的明信片,惊喜地发现其中有一张“厦门号”帆船明信片。“好像见到了心心念念的梦中情人。”陈亚元笑着比喻。然而,藏友开出的1500元高价令陈亚元犹豫了,他还价1000元被拒。回家后的陈亚元一夜未眠,辗转反侧中他坚定了一个决心:必须要得到那张明信片。第二天一大早,陈亚元就跑到那位藏友家,好说歹说、软磨硬泡,藏友被他的诚意所打动,最终以1200元的价格卖给了他,陈亚元感到如获至宝。

此后,陈亚元收藏“厦门号”藏品一发不可收拾,立志要尽己所能收集关于“厦门号”的藏品。不会电脑、不会英文的他,听别人说很多藏家都通过网络拍卖购得海外藏家的藏品,便急忙拜托在国外的朋友帮忙拍回。就这样,陈亚元陆陆续续收集到有关“厦门号”的藏品30 多件,包括杂志残页、铜版画、明信片和报纸等,最珍贵的,莫过于那本带有作者亲笔签名的《The Story of The Amoy“厦门号”的故事)》英文原版书籍,而这本书的作者,正是“厦门号”的第二任船长尼尔森。

尽管只认识封面上的AMOY”一词,但书中精美的插图与老照片,依旧让陈亚元爱不释手。由于迫不及待想知道书中的内容,陈亚元找遍了自己英文较好的朋友。但由于书中涉及的航海专有名词过多,翻译起来困难重重。2017年,机缘巧合下,这本书与学者詹朝霞相遇了。

“当厦门收藏家陈亚元先生将这本发黄的小书《The Story of The Amoy“厦门号”的故事)》,连同珍藏的30余张“厦门号”原版照片及有关“厦门号”的各种报道,一一展示给我看的时候,我承认,我被击中了。”詹朝霞回忆道。

彼时已顺利翻译了《厦门的兴起》一书的詹朝霞,对于这种以他者的视角观察厦门人文历史的外国文献几乎毫无抵抗力。但当她真正仔细咀嚼这本书所写的内容时,她却发现与她的想象有着天壤之别。“我怎能想到,书封上的‘Amoy’居然指的是一艘船。”詹朝霞说。

詹朝霞坦言,不是没有过犹豫。这本书中涉及大量航海、帆船术语,以及地理名词、美国俚语,翻译的难度不仅在于要精通语言,还必须掌握专业知识。但她脑海中一直有一个声音:“我在做一件对厦门有重要意义的事。”正是这样笃定的判断,引领着詹朝霞翻译《The Story of The Amoy》,乃至一路走到今天。

一个月内,詹朝霞将《The Story of The Amoy》翻译成中文,那是 2018 年的春天。她曾苦恼于这本英文书太薄,就这样出版不大像一本书。在《厦门晚报》资深编辑萧春雷的建议下,詹朝霞写了一篇长篇导言,介绍厦门人发现“厦门号”的经过,并附录各种相关资料。

在书籍正式出版之前,詹朝霞通过茶座、聚会、思明区政协会议等多种形式,广泛地向身边的受众讲述“厦门号”的故事。厦门市政协委员、民革厦门市委副秘书长黄鸣鹤便是通过她了解到“厦门号”故事的成员之一,“詹朝霞经常将听者拉入一百年前那个场景,特别是她在讲述沃德船长根据闽南船家的习俗,给‘厦门号’‘开眼’的故事,很有场面感。”黄鸣鹤赞赏道。

2020年4月,由詹朝霞所编译的《1922“厦门号”的故事》正式出版,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发行,被纳入厦门市海洋发展局“海洋文化丛书”,成了迄今为止讲述“厦门号”远航事件最为详细的一本著作,并且以第一手图文资料为主,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此书一经出版,就引起强烈反响,“厦门号”再次掀起热潮。

 

故事 未完待续

正如詹朝霞所说:“有宝藏,就有发现宝藏的冲动与慧眼。”自 2004年12月厦门集邮老人翁如泉收藏第一枚“厦门号”帆船明信片开始到现在,“厦门号”的发现历程倏忽已十八年,而这一历程并未结束。

2022年厦门市两会期间,作为厦门市政协委员的黄鸣鹤,提交了《关于讲好“厦门号”跨洋远航故事的提案》。“‘厦门号’是厦门城市的一个故事、一段过往,是城市文史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很好的文化坐标、传播符号。”黄鸣鹤表示。

提案交办后,同时身兼民革厦门市委副秘书长与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的黄鸣鹤组织了专委会的大批人才,组成了一个小型的课题组,从不同的学科视角,特别是航海史、人类学角度,研究“厦门号”,课题最终确定为《我们该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以“厦门号”1922为例》。

通过检索资料、开小型讨论会的方式,课题组前前后后投入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此过程中,黄鸣鹤颇有心得:“从不同学科角度,我们打开了研究海洋文化的新视角,也有一些‘意外发现’。比如中国宋元贸易中,‘南海一号’沉船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粗瓷大碗,原因是它们是用来“压舱”用的,同时还作为一般等价物,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当地土著交换一些食物、水果,补充航海的消耗。正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交换行为,无意中对当地的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同学科的交流碰撞,正是黄鸣鹤与团队“越写越轻松”的原因,“这种学术串烧不仅好玩,更印证了‘世界是密切联系的’。”

“文化要交流,中国故事要说。但绝不能揪着别人的耳朵一直凭着自己的思维方式唠叨。很多事,要用巧劲,借力借势,要研究受众心理学,融媒体时代要抓好‘多维叙事’。”黄鸣鹤表示,正如他在政协提案中的建议:《“厦门号”的故事》有爱情、有航海冒险,有文化交流,很容易通过叙事打动读者、观众的心。厦门应运用好这个机会,探索同步将题材改编为“歌舞剧”或其他合适的周边文化作品的可能性,使“厦门号”这个题材,形成以电影为主轴的立体多维系列文化产品,塑造厦门城市形象。

这一课题的结尾,课题组成员们写下了对“厦门号”最深的感悟:“一次梦幻般的旅行,一次成功的商业策划,一次历时数十年,以厦门城市冠名的船舶文化科普。没有政府、基金会或商业组织的支持,没有风险投资,没有银行抵押贷款,沃德船长一家以‘一人一钵足矣’的精神,得以实现。”

镜头来到“诗与远方”的梦想之城大理,最早将“厦门号”的故事引入大众视野的许路,也仍旧书写着他与海洋、与帆船的故事。在他筹备、撰写了二十年之久,终于在今年准备出版的书籍《造舟记》中,用大量篇幅记载了他与“厦门号”故事的渊源。他在书封上写道:“以古船、以远航,探索一个个体、一个时代、一种文明能出走多远。造一艘中国古代的船,航向世界。”

当然,不止于此。在过去,还有很多为“厦门号”的发现之旅做了重要贡献的人,无法一一详细列出。在未来,仍会有更多传承与发扬闽南海洋文化的有识之士,续写“厦门号”爱与勇气的诗篇。“我相信,还有很多类似“厦门号”远航美洲的故事,等着我们挖掘出来。每一个远航故事,都充满了梦想、勇气、信仰和智慧,激荡人心,能够增进我们对于厦门海洋文化的认识。”萧春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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