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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险阻书写“情”与“义”

来源: 2022-09-23 15:15

1945年9月,旅居汉口的台湾同胞庆祝台湾回归祖国。

在台湾历史上,伴随着移民的陆续涌入,台湾与祖国大陆开始有了交流与互动。但日本殖民台湾后,强力推行同化政策,台海两岸一体性的联系被暂时切断。不过,由于历史、人文的原因,台湾人民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几千年文明史的熏陶下,有着自己固有的中华文化传统,台湾地区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历来十分密切,这就给日本殖民者的同化政策带来了严重的阻碍。

为了达成其统治目标,日本殖民当局实施了一系列旨在隔离两岸中国人政治、经济乃至文化联系的施政措施。例如,改变台湾的关税制度,使祖国大陆与台湾的贸易变成为“国际”贸易关系,而台湾与日本的贸易则成为“国内”贸易,从而大大降低台湾对祖国大陆的贸易依存度,提高对日本的贸易依存度,将台湾纳入日本经济圈;在人员往来方面,对于台湾人到大陆,实行“渡华旅券制”而予以种种限制,违反者则处罚之;对于大陆人民到台湾,自1895年即发布特别限制上陆条例,普通劳工入台,更要求携带渡海证明书,在规定的地点上陆等等。

然而,种种限制,改变不了硬核的两岸关系、改造不了坚强的台湾人民。到了最后,日本殖民当局终于承认:“虽然已经过了50余年,但是台湾人现在保持着以往风俗、习惯,信仰,这种汉民族的意识似乎不易摆脱,盖其故乡福建、广东两省,与台湾仅一水之隔,且交通来往也极频繁,这些华南地方,台湾人的观念,平素视为父祖墓坟之地,思慕不已……”。

 

排除万难赴陆求学与抗日

日据台湾50年,究竟有多少台胞回到祖国大陆?据相关资料显示,二次大战结束前,在大陆约有10万名台胞,至少有8.9万人散居在广州、香港、九龙、汕头和厦门。1899年台胞赴大陆人数有5172人,1933年10477人,1934年11864人,1935年21275人,1942年4391人。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从日据时期开始台湾人前往大陆人数逐步增多,尤其在抗战爆发之后达到最高,后期逐渐减少。

“一开始,台湾人民力求回到祖国大陆,主要是为了求学和求发展。”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教授陈小冲说,其中人数最多者,是赴陆求学的台湾青年。然而,那时有不少台湾青年赴陆求学,均经历过日本殖民当局对其的百般阻挠与刁难。当时,日警或将赴大陆求学的台湾青年召至警察局训斥,或推断其赴陆不是为专心求学,或赴陆也不会用功等理由,拒发“台民赴华旅券”,以阻其前往大陆求学。日本殖民当局甚至宁可容忍有反日倾向的“问题学生”赴日本本土求学并策划反日运动,也务必全力阻挠台湾学子前往祖国大陆求学。那时,不少台湾学子甚至因无法获得“台民赴华旅券”,而取道日本再转赴大陆求学。

进入20世纪30年代,台胞赴大陆的人数激增。许多台胞先后返回大陆,支持祖国的革命和抗日斗争,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挑起中华民族联合抗日之势,参与祖国抗战运动,才能达成祖国大陆与台湾两地最后的胜利,也成为台湾志士心向往之的任务。“1937年‘七七事变’后,被殖民统治已久的台湾同胞,纷纷返回大陆参加抗日战争,据估计一年之内有五万余人。”陈小冲说。

从1921年到抗战,台湾同胞在祖国大陆的反日团体有40个以上,依照地方的分布,则以上海、厦门为活动中心,其后随抗战转移到华南及重庆。其中除了以知识启蒙为导向的台湾学生社团以外,多是居留在大陆的台湾志士争取以台湾光复为目的的台湾抗日革命组织。

 

引进大陆书籍弘扬中华文化

除了人员的往来,日据时期,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文化联系也十分紧密。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的中华文化受到日本殖民者的百般摧残,虽然一部分有志之士组织各种诗社,以维护汉文、汉学的一线生机,但这种孤立的抵制只能是在殖民统治机器高压的缝隙中挣扎图存,缺乏生命力和持久性。”陈小冲说,“随着近代民族运动的兴起和台湾人民民族意识的高涨,台湾民众逐渐意识到振兴台湾地区传统的民族文化的根本途径,是恢复和发展同祖国大陆的文化联系,不断吸收祖国文化的新精华,提升台湾文化的品质,以与日本殖民者的同化政策做斗争。”

就这样,在台湾一批富有爱国心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积极促进下,台海两岸的文化联系开始得到了恢复和进一步发展。

书籍的传播是日据时期台海两岸文化联系的一个最重要方面。日本殖民者占据台湾之后,为了使台湾人民逐渐淡忘祖国并脱离中华文化的影响,对于来自祖国大陆的各类书籍采取严格的审查和限制措施。面对这种情况,以庄遂性、蒋渭水为代表的台湾民族运动领导者,分别开办了中央书局和文化书局,大力引进祖国大陆书籍,进行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弘扬工作。

其中,中央书局成立后,庄遂性于1926年亲赴上海选购各类书籍、文具,并与商务印书馆、开明、世界、中华等书局建立联系,书籍刊物源源不断地进入台湾,中央书局不久就成为全台中规模最大、书籍种类最丰富的中文书刊供应点。

通过中央书局流入台湾民众手中的中文书籍,对于涵养、保存乃至振兴台湾地区中华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台湾文学评论家叶荣钟曾评价道:中央书局“对于祖国文化之普及,与汉文的保存,实有很大的贡献。”

而在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后,祖国大陆报刊的入岛也开始慢慢推动起来。“读报社是以岛民启发事业之一开设的新闻杂志阅览所之谓”,以此为宗旨,台湾文化协会先后在岛内十几个县市开设读报社。在这些读报社里,除了台湾岛内及日本内地的报纸杂志之外,并特别备置各种大陆报纸杂志十数种,以供一般民众阅览。

 

日据时期,有志之士成立中央书局,从大陆购进各类书籍、文具,并与商务印书馆、开明、世界、中华等书局建立联系。2020年1月,原已沉寂的“中央书局”正式在旧址上开幕。

闽台农业交流始终热络

在产业交流领域,日本殖民时期,两岸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农业上,且多为闽台间的农业交流。

为沟通闽台农业技术,特别是为了引进当时台湾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福建省农业技术人员与台湾的农业技师等有颇多来往交流,同时台湾有关方面人员赴闽考察活动也时有进行。这些日籍或台籍的农业技师的来访,给福建省农业带来了一个接触和学习先进生产技术的机会。而福建省人员直接赴台参观考察,则是通过亲身经历进一步加强了对台先进农业技术的学习效果。

福建省立甲种农业学校校长何缵于1915年带领学生赴台考察,回到福建后与邱文鸾、刘范徵等合撰了《台湾修学旅行报告书》,详细介绍了考察所见的台湾地区农业、林业建设情况和经验。1935年茶业专家张天福参加了由时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陈体诚带领,由省府高级职员及社会团体代表所组成的“考察台湾实业团”赴台参观。上述种种,皆表明日据时期,两岸农科人员的交流还是保持了较为热络的状态。

随着闽台之间交往的密切,两地商贸交流日益扩大,台湾人对福建农业方面的投资也相应增加。台湾富商李忠仪在漳州武山乡浮山地区购置了数千亩田园、耕牛400多头,投资设立了展南公司,专门经营农田和荔枝、龙眼、芒果、栗子等经济作物。1936年,泉州地方知名人士秦望山等与台胞卢碧镛共同创立了温陵制糖公司。公司从台湾引进了优良蔗苗发放给当地民众种植,并利用从台湾引进的新型生产技术用新式机器榨糖,有效促进了泉州制糖业的发展。

同时,一些原本由闽入台的水果品种,在经过改良后也被带回了闽地。例如1930年,厦门人沈章发从高雄旗山镇将香蕉品种带回了家乡漳州天宝种植,得名“天宝蕉”,并因优良的品性迅速在厦漳等地推广开来。


 

1913年,林祖密向日本驻厦门领事馆提出退出日本籍的申请,同时向民国政府申请恢复中国国籍,成为1911年后台人恢复中国国籍第一人。图为当年民国政府发给林祖密的复籍证书。

大批台胞在厦恢复中国国籍

说起日据时期的两岸交流,绝对不能漏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厦门。日据台湾之后,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台湾同胞纷纷来厦定居,或经厦门转往大陆其他地方。后来台湾人民反侵略和反割台斗争失败,又有大批台湾同胞回到厦门。

民国《厦门市志》记载,据户籍统计,台湾沦陷后,来厦定居的台胞人数逐年增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仅500人,到民国6年(1917年)人数增加到近6倍,为2883人。民国15年(1926年)在厦台胞有6832人,加上未登记者,台胞总数已达8000—10000人。

当时厦门成为了台湾有识之士退守大陆的据点,而且这批人很多都是举家甚至整个家族集体内迁。其中,台胞卢东启陪曾祖父卢振基和母亲,带着新婚妻子郭莞卿,还有四弟卢文启、六弟卢心启、妹妹卢德璇内迁。中国科学院前院士卢嘉锡,就是当年卢家迁厦的后代。

除了卢家之外,回到厦门的台胞还有安平人王舜中、王人骥和嘉义人黄星华、黄鸿翔父子等。王人骥曾任厦门中学校长、厦门沦陷期间避居鼓浪屿,坚决拒绝出任日伪职务。清末民初时,黄鸿翔是厦门新闻界名人,曾参加厦门的辛亥革命活动,还是厦门大学校董会董事,其儿子黄启巽是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原副主任。

“说起那些回厦定居的台胞,就不得不提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林祖密。”陈小冲介绍,林祖密是日本殖民台湾后,申请恢复中国国籍的第一个台胞。1904年,父亲病逝,林祖密趁奔丧之机,举家迁回厦门鼓浪屿。其后几年,随着辛亥革命的燎原之火烧到台湾,林祖密毅然置在台湾的家产于不顾,到日本驻厦门领事馆注销日本国籍。其间,日本台湾总督府屡以高官厚禄相诱,但均遭其拒绝。1913年,林祖密获得中国国籍,归籍证号码为许字第一号。关于这一史实,1915年10月25日的新加坡《振南报》上也记载有“林季商脱籍”的新闻报道。

陈小冲说:“林祖密的这一举动,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后来,陆续又有诸多台湾同胞恢复中国国籍,其中就有台湾著名诗人、史学家连横。”

除了林祖密与连横这样的知名人士,选择在厦门恢复中国国籍的台胞还有陈金方父子。据悉,陈金方祖籍台中,他的父亲陈勉齐曾任福建扬武军舰医官,而他是一名台籍教育家,致力于鼓浪屿教育事业。同时,他还担任同盟会驻厦门代表,为与同胞共赴国难,曾向厦门市政府申请恢复中国籍。

无论是积极推动祖国大陆的书籍在台传播,勾连两岸文化联系,还是突破万难,赴大陆求学与抗日,台湾同胞努力构架起一段50年不变的、硬核的两岸关系。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抵制了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同化政策,充分显示出“台湾四百五十万人的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特性。

50年的时间,台湾人民用自身不屈的精神印证了一个大写的“情”与“义”,这是对祖国的思念之情,也是对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坚定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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