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 致 \ 深 入 \ 时 事 \ 生 活

陈德堂:海峡那边是故乡

来源: 2022-10-31 09:05

讲述/陈昭强  整理/《台海》杂志记者郑雯馨  图/受访者提供

倘若说,台胞陈德堂家族的迁徙史是“唐山过台湾”的一个缩影,那么陈德堂他本人的经历,就是从台湾重返“唐山”,对祖先故土从陌生到熟悉,重新扎下根的一个过程。不管是台湾、海澄还是厦门,他曾经生活过的这些地方,都寄托了浓厚的情感,海峡两岸近四十年的隔绝曾经使台湾成了他的乡愁。


跨海求学,立志行医

1908年9月23日,我的父亲陈德堂出生于台北士林。同许多“唐山过台湾”的故事一样,我们陈氏家族的先辈来自大陆的中原地区,而后为了躲避战乱迁徙至福建,传至第十二世祖时,定居于当时的同安县。清乾隆四十八年,年过五十的第十二世祖妣刘圭娘带着十八岁的儿子陈阳迁居台湾,经历了种种艰难险阻,最终才在台湾开始了新生活。

同我们陈氏家族开台第一世祖妣一样,我的祖母也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女性,我父亲四岁时,祖父陈屋病逝,祖母一个人日夜辛劳,将父亲和叔叔养育成人。虽然家境贫寒,但父亲从小就勤奋好学,五叔公金山也有意培养他,在他的资助下,父亲于1924年4月从台湾启程搭船前往厦门鼓浪屿,在日本人兴办的博爱医院附设的医学专科学校读书。

博爱医院创办于1917年,在当时的鼓浪屿上,博爱医院称得上是医疗设备最完善、技术力量最雄厚的医疗机构。父亲自然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虽然五叔公的资助有时接济不上,但他依然克服困难坚持学习,最终顺利完成了学业。

1928年3月,父亲从博爱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博爱医学校眼科实习了一年。1929年5月,在海澄开诊所的五叔公金山帮助下,父亲在海澄救济医院当医生。1931年底,五叔公回去台湾,将他在海澄的延年诊所托付给父亲,开启了父亲人生的新篇章。

从1931年12月到1937年8月,父亲在海澄的延年诊所开业从医,他当时也不过二十出头,为病人诊治时十分严谨,久而久之得到当地人的认可,他的生活也逐渐改善。海澄对我父亲而言,不仅是新生活的起点,还是爱情萌发之地:当年我母亲黄秀琴家里经营着一间干果店,店铺跟父亲的诊所在同一条街,母亲当年十五六岁,时常到父亲的诊所串门,有时也帮忙做些敷料。在他们结婚之后,母亲依然经常在父亲的诊所帮忙,虽然她没有上过专门的医学校,但多年的经验积累还是掌握了一些医术。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当年父亲和母亲就是在这样日常往来之间,逐渐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当我父亲到外祖父家中求亲时,我的外祖父一开始也很认可父亲。只是后来又有一位财主为他的儿子前来求亲,外祖父便想将母亲嫁到财主家。但母亲态度很坚定,她和父亲无惧阻碍,结婚之时,还是得到了很多长辈及朋友的祝福,他们俩携手相伴多年,感情依然如故。

 

陈德堂的妻子黄秀琴(左一)在他的影响下也掌握了一些医术。


排除万难,重返大陆

可惜由于时局突变,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打断: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台湾自甲午战败后被割让给日本,那时候在大陆生活的台湾人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当时的国民政府下令,要求在大陆的台湾人尽快离开大陆,无奈之下,父亲只能匆匆将诊所托付给一位名叫狮叔公的长辈,他带着母亲和我的大姐惠华、二姐惠年搭上开往台湾的船。父亲离开海澄后,延年诊所的房子就被军队强占了,再也要不回来了,这是父亲心中永远的痛!

日据时期的台湾,台湾同胞被视作“二等公民”,很多重要的工作岗位都由日本人担任,医生算是当时仅有的几个允许台湾同胞从事的职业之一,有条件的台湾同胞都争相报考医学校,像我父亲这样出身贫寒的年轻人,更是珍惜能够学医的机会,期望因此改善原本贫困的家庭环境,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因此,父亲刚回到台湾时,虽然一时找不到工作,但他并不气馁。他从博爱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曾专攻眼科专业。于是,他便到当时“台湾帝大附属医院”(台大前身)的眼科深造。通过一年的扎实学习,他的医疗技术有了很大的提升,对于后来开业看诊可谓获益匪浅。彼时,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一方面强化对台湾同胞的控制,另一方面对台湾同胞的压迫并未停止,目睹了种种状况之后,我父亲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1938年8月,他只身一人到厦门创业——当时母亲已经怀有身孕,加上时局不明朗,父亲也不放心带母亲和我的两个姐姐同行。

时隔十四年,父亲再次踏上厦门的土地,他几经波折才在大中路72号租下了两层楼房,一楼开办了陈眼科诊所,二楼为住家。父亲刚刚安顿好,在台湾的母亲就风风火火抱着我刚出生的大哥陈昭典,以及两个姐姐赶来团聚。我们在厦门有了一个新家,我的三姐、二哥还有我都是在这栋小楼里出生的。我出生于1945年,这一年抗战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分离了五十年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父亲自然由衷地感到高兴,他当时已经成为厦门一带有名的眼科医生,尤其擅长眼科疾病治疗和白内障等手术,抗战胜利后依然兢兢业业,为从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诊治。

 

一封家书,再续亲缘

台湾光复后,1947年父亲专程回了一趟台湾,他将原先五叔公资助他读书的钱加倍还给叔公一家,同时把祖母接到厦门来同我们一起生活。1948年,父亲用多年来行医的积蓄在思明北路157号购得一栋楼房,并加盖成三层小楼,一楼同样是陈眼科诊所,那时候我们几位子女经常在诊所里看父母亲如何诊治病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们八位子女中就有五位选择从医这条路,三个儿子都是医科大学毕业,都成为主任医师。我的大哥陈昭典还是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过浙江医科大学校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我们继承父亲“救死扶伤”的精神,为社会为医学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后,父亲积极投入到公益事业中,我们家客厅曾挂着一方“德望满堂”的匾额,那是由于父亲曾担任过复华小学的校董事长。因为日本殖民者曾经在台湾推行“奴化教育”,很多台籍子女一开始都只会说日文,甚至对中华文化也知之甚少,有鉴于此,在位于厦门新华路40号的台湾公会内办公的厦门台湾同乡会于抗战胜利后,在台湾公会对面的原旭瀛书院旧址上创办了复华小学,初衷正是为了让在厦门的台胞子女重新了解中华文化。父亲经历过日据时期、抗战时期以及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对于这一切都是感同身受,自然十分支持。开学时,学校来人,父亲将两个沉甸甸的盒子交到他们手中,里面装着数百枚的银圆,将他行医多年来的积蓄捐献给学校。后来父亲还成为中国农工党党员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盟员,并担任第五届厦门市政协委员以及做过开元区人大代表,积极参与社会的公共事务。

从1949年至1987年,由于两岸隔绝的时代背景,父亲与台湾的亲人一度失去了联系,甚至连书信都无法往来。大概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父亲收到了一封经由日本及香港转寄到厦门的家书,写信人是父亲在台湾的兄弟,那是父亲时隔多年后再次得到亲人的讯息,信中大意是告知父亲,台湾亲人的近况,并附上了联系方式和地址。可惜这封家书不知收藏在何处,我们也无法再重读当年寥寥数语间透露的牵挂,不过正是因为这封家书,父亲与台湾亲人的重逢才成为可能。

1987年11月,台湾宣布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台湾的叔叔急忙在我堂嫂的陪同下,通过报名参加旅游团的方式来到厦门。记得那一天,年迈的父亲早早地赶到码头,一路上他都十分激动,直到望见从远处走来一个熟悉的身影,他认出了那就是他阔别四十年的兄弟。父亲和叔叔见面的那一刻,两人紧紧相拥,眼泪不由自主地落下,旁人都被这样的气氛深深感染。父亲和叔叔多年不见,彼此都有很多话想说,但是旅游团在厦门停留不久就转往福州和杭州,我父亲特地追到杭州,在我大哥陈昭典家中等候我叔叔,再次团聚的那一晚,他们两人彻夜长谈,直到分别都意犹未尽。

随着两岸交流逐渐开放,我们一家与台湾亲人的联系更加频繁。一开始两岸尚未开通直航,需要先从厦门到香港后转机,虽然过程很麻烦,但挡不住父亲回台湾探亲的心。1990年他从台湾探亲途经香港回来,我到深圳接他,就看到他带着一大堆相册,里面都是和台湾亲人的合照,这些都是他最珍贵的回忆。因为父亲这一代人之间真挚的情感往来,我们二代子女至三代孙辈也逐渐熟络,如今我们与台湾的亲人通过微信就能互通往来,逢年过节互赠贺卡、互道祝福。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虽然现在祖国尚未统一,但不管任何人,都无法阻挡“血浓于水”的亲情。


扫一扫,关注台海杂志微信公众号

关于我们|广告投放|法律声明|友情链接|联系我们闽ICP备19007057号-1

© 2018台海杂志社版权所有,未经台海杂志社书面特别授权,请勿转载或建立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