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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永远反映时代的趋势 专访著名电影人焦雄屏

来源: 2023-05-22 17:13

文/《台海》杂志记者  司雯

她是知名导演侯孝贤、杨德昌、李安、王小帅、蔡明亮、张作骥走向国际的主要推手;她在2007和2008年任金马奖主席,推动评审改革及国际化;她在近百个世界级电影节担任评委,推介华语电影,促进产业发展。她就是著名电影人焦雄屏。

从业四十年来,焦雄屏身上累积了多种身份,杂志总编、影评人、教授、译者、电影奖创始人、华语电影国际推广者、监制、节目制作人等。她既见证过华语电影的辉煌,也曾感受过新浪潮的洗礼。对电影这门艺术,焦雄屏有着自成一派的深刻洞见,她视自己为“救火队”或者是“补洞者”,哪里的环境、制度有了缺憾,有需要补墙的地方,就会努力去做。

4月21日,首场2023年“全年金鸡”系列活动——法国电影大师特吕弗作品展映在厦门举办,焦雄屏为活动参与者导赏特吕弗的经典电影作品“安托万五部曲”。活动结束后,《台海》杂志有幸专访了焦雄屏,跟她认真地聊了聊华语电影的发展历程以及对未来大陆电影的展望。

 

年轻的焦雄屏(左)与法国大导演 贝特朗·塔维涅(右)在纽约电影节。

焦雄屏与张国荣在戛纳。


法国电影更加诗意与写实

《台海》:这一次您来厦门参加法国电影展,整体感受如何?

焦雄屏: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次来了非常多爱好电影的观众,其中不少是青年学子,在提问环节,大家也非常踊跃,我觉得蛮好的。因为通过这些观众,我感觉电影文化逐渐在厦门生根了。我相信,这一批年轻的观众很快会成为我们新电影产业崛起,让华语电影有实质上变化的新生力量。

《台海》:这次法国电影展上,展映的是电影大师特吕弗的作品。他是法国新浪潮的领军人物,而您也著有《法国电影新浪潮》一书。当初,您为什么会去研究法国的电影?

焦雄屏:因为早期台湾看不到法国电影,而我有机缘接触到法国文化,就觉得我有责任让台湾观众通过我能够了解一些法国电影和文化。那时候,相关的研究材料获取非常困难,因为没有录像带、网络这些东西,所以要吸收每一个电影资讯,得自己付钱去买票,然后从影院看,一场一场的累积,然后到图书馆一本一本找相关的杂志,再影印回来研究。但那时候能够了解到的东西也只是皮毛,后来我认识了很多法国人,年年去戛纳影展,经过了20多年的研究,我更理解法国的文化来源与状态,所以我才开始着手写介绍法国电影的书籍。等于我把自己吸收的知识整理出来,给两岸朋友分享。

《台海》:您觉得法国电影的特色是什么?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就了不一样的风味?

焦雄屏:法国电影有自己的风味,跟我们熟悉的好莱坞是完全不一样的。从大系统来讲,好莱坞的运作是以获利为主,他们做电影要保障最大的收益,再辅以明星制度与发行制度,这是美国对电影的诠释方式。但法国就不一样了,他们相信电影不完全是娱乐跟商业,电影更多是文化与艺术的,这是法国电影呈现不一样风格的先决条件。正因为法国人有文化上的骄傲,所以他们的电影更加诗意与写实。

上世纪30年代,法国电影都带着抒情与淡淡忧伤,电影拍得跟诗一样美,但是二战爆发后,法国电影的潮流就断掉了。战后,法国电影重新崛起,开始挑战美国电影。法国导演认为美国电影太庸俗不堪,所以他们要重新拍一些电影,打破美国式的讲故事方式。于是,他们做了一个对世界电影界影响非常大的电影革命,被称为法国新浪潮。这一批带动新浪潮的法国导演,叱咤了整个20世纪的后半段,直到现在,他们的遗风还在不断影响世界,带动各国都掀起电影的新浪潮。

 

1989年,焦雄屏(后排左二)与《悲情城市》制作团队参加威尼斯电影节获金狮奖。

2022年,《悲情城市》出品33周年后,焦雄屏(右三)参加纪念活动。


行销国际要熟知规则与文化

《台海》:您在电影行业从业近40年了,经历了大多数的岗位,能否请您介绍下当初进入电影行业的契机是什么?这么多年,您选择尝试不同身份的考虑是什么?

焦雄屏:其实我一直从事的职业是电影教授,40年来,我一直在教书。其中,真正开始转行做电影应该是1996年。一开始做纪录片,1997年香港回归,虽然人们可以在各个新闻台看到很多影片记录这个时刻,但是很少人会从文化角度进行记录。所以我请了许鞍华和关锦鹏做了两个纪录片,从个人化的角度记录香港回归,跟其他新闻报道做一个对照。然后我开始对电影进行投资,又做了编剧,做了监制,还是真做了很多事。

事实上,当你把电影当作一生的职业志向,就会不断观察环境的需要。我常常把自己比喻成“救火队”或者是“补洞者”,哪里的环境、制度有了缺憾,有需要“补墙”的地方,我就会去。比如教授的身份,我一开始教书的时候没有教科书,很多时候理解一些观念仅靠讲授是不够的,而给学生们下发讲义或笔记,还不如直接把教科书翻译出来。再比如评论家的身份,当时台湾的电影文化一片荒芜,我就会通过评论引领某些观念,为现实把脉。我还办过很多电影竞赛,在竞赛中给新导演或者是新思维的电影很多机会,相应地就把电影环境做了清理,使得一些旧的电影观念很快被淘汰。再比如到国际上推动华语电影的营销和沟通,为华语导演做翻译。

《台海》:您还经常帮华语电影做国际发行,为什么会去做这份工作?

焦雄屏:对我而言,推动华语电影走向国际其实是一个偶然,当年没有谁会做这事,我也不太会做。因为我是专业学电影的,正好学历也比较高,我就一直致力于帮助当年的那些年轻导演们,以我自身的国际经验来推动他们在国际电影节上的交流。所以包括侯孝贤、张艺谋、陈凯歌、李少红等等,他们在国外接受采访的时候,我都有帮他们翻译。

这些导演对我的信任都是无以复加的,我也喜欢把导演推到台前去,把他们推到国外,让他们跟国际接轨,帮这些导演成长,因为这些导演对西式美学,以及对国际现实理解有限,很多东西是我在中间穿梭,把电影带到国外,再把国外一些对电影的看法间接地带回来,让这些导演受到启发或者想法。

《台海》:早期,华语电影在世界格局中处在什么样的位置?现在的影响力又如何?

焦雄屏:早期,国际电影宣传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对威尼斯电影节、戛纳电影节、柏林电影节,都只有模糊的印象,根本不清楚具体情况,被强迫着边走边学。电影创作者在国际上所受到的挑战,都会大大地帮助大家拓展认知,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都在飞速进步。

早期,国际上存在着对于中国电影的陌生、无知和刻板印象。所谓陌生,是指外国人从来没看过、也不知道什么是中国电影;所谓无知,是指外国人搞不清楚为什么有不同的文化景象和讲故事的方法;所谓刻板印象,是指外国人觉得中国人就是怎样的,始终带着一种猎奇心理。这些刻板印象会不断被强化,而不会尊重中国文化本身的内涵和尊严。

现在,国际上开始接受华语电影了。首先是李安的《喜宴》,它的行销成果让国际资本开始陆续进入华语电影,这些资本的进入,效用并不在于协助改善电影的内容或美学,而在于帮我们打开了国际市场。资本投入之后,投资者在各自的本土市场上一定会卖力气,所以华语电影在国际上开始变得有些名气。第二个就是《卧虎藏龙》,《卧虎藏龙》的成功,把华语电影的创作人才和国际上的创作人才大熔炉式地会合在一起,从而造就了一种模式、一个华语电影走进世界视野的投资案例。

现在,大陆电影业也正在努力地打进国际市场,比如在各个重要的城市建立发行机构,尝试去行销跟推动国际化。但是,我认为,华语电影想要成功打入国际市场,一方面,要熟悉各个国家产业规则,要熟悉电影该怎么分配。例如,我做制片,向全世界卖片,要跟制片人打交道。有一次我对一位负责人说,这部电影你为什么不买?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对方说,我们Benelux(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小国融合而成的区域)一年只能买一部中国片,我们的市场没有那么大,只能容纳一部华语电影,那么,这个名额要给谁,就必须认真思考,一定要挑选最容易行销的电影,要不然就一部都不买。另一方面,要切合当地的文化认知。例如,这个地方非常讨厌暴力,你就不能把功夫片往那里卖,这个地方很喜欢娱乐,你拼命把艺术电影往那推也卖不动。

我们不能轻易说什么走向国际。“走向国际”的定义是什么?是说我在电影节得了大奖吗?这不叫走向国际,这只是参加国际竞赛。电影走向国际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多方因素的叠加。

 


2021年,由焦雄屏监制、海峡两岸暨香港共同合作的电影《再见,少年》杀青。


要做到口碑与商业价值平衡

《台海》:近几年,中国大陆的电影市场出现了一系列高票房、高传播度的大片,例如《战狼》《我不是药神》《流浪地球》等等。这些影片是否代表着中国电影流行文化的某种转向?在叙事上,这些电影较过去有哪些重要的转变?

焦雄屏:我们讨论商业电影或类型电影时一般认为,大量商业电影出现,基本上都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就像大齿轮中间的任何一个小齿轮,都需要对时事、产业变化和市场作出非常细致的观察,并与时俱进,这是电影最可贵的地方。它永远反映时代的趋势,永远能够跟时代紧密结合。

当下这个社会特别需要中国人在国际上的自信,这个时候,《战狼》就出现了,满足了当下中国人心理上的硬需求。又如贾玲现象,《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很可爱,有一些小的笑点,但是在艺术质量上绝非顶尖。之所以取得高票房,也是由于观众的集体心理硬需求:大家对于亲情、对于母爱的需求。每年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是春节、过年,然而在疫情之下,在没有完全解封之前,很多人回不了家,对亲人有一份歉疚,有一份怀念。这种集体心理需求,带来了《你好,李焕英》票房的爆炸。如果换一个时代或换一个情境,《你好,李焕英》不一定有超高的票房。

我们作为专业电影人,面对任何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都会看到这个社会真正需要什么。就像法国导演特吕弗,他讲过一句话:当一部电影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它的社会意义就大大升高,它的美学反而退为其次。当电影有足够多的观众,美学表现就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观众需要什么,观众用脚投票,集体相信电影所要表达的东西。很多人只会用一种标准看待,就会觉得某某电影拍那么烂,怎么还会赚到那么多钱?这种看法不一定对。

《台海》:您觉得当下大陆的电影产业发展到怎样的水平?

焦雄屏:我想现在的大陆电影产业,是在一个从伤痕中重新站起来的状态。我说的伤痕是指疫情,三年疫情对于电影产业伤害非常重,是对整个行业的打击。疫情打破了影视发行窗口曾经的状态。以前影视作品会先在院线发行,然后是有线电视、无线电视,再到DVD。现在影视作品会在Netflix(网飞)和院线同时放映,有时Netflix还会领先。

可以说,疫情期间,流媒体当仁不让,占尽便宜。观众不需要走出家门就可以观影,由此视频网站用户飞速增长,它们在行销上的优势又吸引了更多订阅人数。流媒体打破了国家之间的疆界,比如Netflix会把影片交给不同地区的团队来制作。影视行业会逐渐形成更加一统的世界霸权。流媒体还可以便捷地知晓受众群体。因为流媒体机构可以依照大数据探测到更准确的观众群,然后面向准确的观众消费需求进行创作。通常电影公司需要经过漫长的发行才能得到回馈,而流媒体可以实时看到数据,它的制作、宣发和策划变得非常科学化和数字化。

如今疫情过去,大陆乃至整个世界电影产业开始恢复。但是大陆电影站起来碰到一些新的瓶颈,比如国际局势,两岸的变化等等。对当今电影产业而言,它必须找到重新站起来的力量根源。现在大陆电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两极分化的现象,一方面是带有主旋律的大片深受院线欢迎,票房很高,一方面是独立的、文艺的小电影,在国外的电影节大放异彩,但国内知名度不高。未来,我希望能出现更多属于这两类中间型电影,做到口碑与商业价值平衡,这样才是最好的发展状态。

《台海》:疫情影响下,国际电影产业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一个是漫威、迪士尼这样的商业巨头兴起,压制了很多独立电影的发挥,另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流媒体兴起。您觉得这几方影响之下,对整个世界的电影产业会带来怎样影响?

焦雄屏:这个问题很先进。我其实也在关注这个现象,因为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迪士尼、漫威的兴起让电影变成一个更极致的抛弃文化艺术的娱乐产业。大量的现代科技堆砌,造就极致的画面效果,却忽视了讲故事的能力。这是很负面的,是对传统电影文化的冲击。而Netflix的崛起,就是对迪尼斯、漫威的冲击,它不仅可以对电影制作带来更多的平台,还会将电影延伸至普通发行所没办法触及到的地方。同时,Netflix制作的电影具有长尾效应,它通过在视频平台上的反复播放,可以进一步地将电影文化普及出去。

《台海》:现在的华语电影业,涌现了很多新锐导演或者新锐制片人,您有没有跟这些年轻的创作者做一些交流?您觉得现在这些年轻的导演或者制片人,跟过去老一辈相比,他们的理念或者创作手法有什么样的不同?

焦雄屏:有。我跟年轻的导演关系很好,经常会约他们出来吃饭聊天。我很喜欢跟他们交流,希望我能扮演引导人的角色,用我丰富的渠道帮助这些年轻导演、制片人迈向更广阔的天地。

现在年轻的创作者大多都是70后、80后,甚至有些90后也走了出来,他们是接受新资讯的一代,他们会从世界各地去吸收新知识,而且他们也有机会到一些电影节闯荡,跟国际接轨,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机会比以前的导演更宽广。

《台海》:现在两岸的电影产业都在发展,也出现了很多合拍片,您怎么看两岸电影产业的合作现象?

焦雄屏:其实现在已经比以前有了落差,不像以前那么热络。过去两岸大门敞开,两边都希望促成合作,现在因为两岸的紧张关系,两岸的电影合作少了挺多。我希望这种紧张关系能够很快过去,让大陆、台湾,甚至香港的电影力量能真正结合,因为最好的电影,都是三方亲密合作的电影。比如《霸王别姬》,就是台湾的资本,大陆的导演,香港的剧作,然后演员是三地集合,才造就了一个优秀的电影。现在,大陆电影产业在技术、思维、美学上都有很大飞跃,两岸完全可以在多方面携手合作,让华语电影产业拥有更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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