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晓风
张晓风的散文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故国之思。这个情节的形成与其亲身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张晓风的父亲行伍出身，父亲的惆怅使张晓风理解了什么叫做乡愁。在《何厝的番薯田》里，那个驻守金门的军人每天都在望远镜里痴望对岸的厦门何厝。“你看到那个红砖房吗？那是我的家。我的妈妈还活着，每天早上她出来喂鸡，在那棵老树下。”那种咫尺天涯的亲情与乡情在张晓风的笔下分外动人：“何厝，你这念着就有那么凄恻的名字。”《何厝的番薯田》系张晓风早期的乡愁代表作，本期《台海》予以选登，以飨读者。
猝然间，他掷下了手中的望远镜。
“那是哪里？”他虚弱地问，像刚挨过一记闷棍。
“厦门，排长。”
“我知道，我说正对着我的那片沙滩，那片红土番薯田。”
“你是说有人、有房子、有渔船的那个地方吗？”
“是的。”
“那是何厝，属于厦门的一个小村子。”
“很好的名字。” 他低下头，像在玩味那名字可能产生的意义。
“好了，你走开吧！”良久，他抬起头来说。
早晨的阳光把土地晒得很温暖，他把双肘撑在多草的红土丘上，面对着刚知道名字的那个村落。
眼前有海水，很轻柔地推着一波一波的细浪，像记忆中的钱塘，闪耀着女性的绿。
而红土岗在此岸，红土岗在彼岸，红土岗在两岸的阳光里红得凄艳，憔悴而又惊心。
他把望远镜掂在手里，决定不了要不要再看一次。
刚才，他真的没有想到在望远镜里两下的距离会一下子变得那么近。当镜片里乍然出现了走动的人影，他唬得几乎掷碎了望远镜。
那种清晰真是一种可怕的清晰，一种残忍的清晰。你差不多觉得一伸手就可以拥抱到他们了，他们却远在宇宙的洪荒里。
并列的透明双圈中圈着世纪的悲剧。他有一种破碎的感觉。
“天好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大担岛的海边上，”前几天有个老兵向他这样吹牛，“看厦门大学的学生赛篮球，有时候裁判弄错了球，我们就嘘他。”
他当时死也不相信，但现在他看到了那样熟悉的白衫白裤，在海滩上捡着海螺海贝一类的东西，他又差不多能相信了。那里有一带田舍，有着翼然欲飞的屋脊——多像这一边的。而飞到哪里去呢？战争不来，海峡的云很低，海峡的水很柔。
望远镜掂在手里，真的不知道该不该再看一眼那个叫做何厝的村子。
那个村子里的人想必都姓何，何厝的意义大概就等于 “赵家庄”或者“陈家集”之类的名称吧！在古老中国深广的腹地里，有多少这样美好的地名，这样亲爱的家族所居的地方。
再看一眼吧，仅仅一眼，他对自己说。这一次我已经准备好了，悲剧已经夹着海峡演了二十年了，不看又怎样呢？
并列的圆镜头里再一次出现了白色的长沙滩，以及红土的番薯田。有船从海上回去，那种两头尖起像是独木舟的渔船。他再一次惊讶于两岸的土质、作物和生活方式竟都那样相像。
他们会不会碰面呢？那边的和这边的渔船。他们会不会谈谈今年的螃蟹收获量呢？或者听对方唱一段他们心爱的南管戏。
他的心重新被刺痛起来——他看到一群穿浅黄衣服的人，浅浅的土黄。
他也许该叫他们做“敌人”，并且用一种可以裂眦的愤怒去看他们。可是他没有，他感到眼眶欲裂，那是被急涨的泪水压迫的。
他们都很年轻，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似乎正在被指挥着做什么工事。他们都生于哪一年呢？演了七亿出悲剧的1949？他遂想起了他的弟弟，那个出生于1949而从来没有被母亲见过的弟弟，他小小的尸骨被埋在红色的泥土中，在一个不知名的村落。父亲自己动手埋的，埋1949年中华民族的不甚希罕的悲剧。
而红土岗在此岸，红土岗在彼岸，红土岗在两岸的阳光里红得凄艳，憔悴而又惊心。
番薯秧在红土田里翻腾，一种浓稠苍老的绿。番薯秧在两岸的薰风里澎湃，阴暗的惨绿沉重地压迫着两岸的呼吸。战争很遥远，故土很近。故土虽近，战争却遥远。
他不能自已地想到昨天那个诗人副连长告诉他的那个悲惨的故事。
曾有一个士兵，每天早上总要痴痴地在岸上瞭望，有一天，他终于对人说出他的秘密。
“你看到那个红砖房吗？那是我的家。我的妈妈还活着，每天早上她出来喂鸡，在那棵老树下。”
很美的一幅画，画在一幅很悲惨的油布上。
其实何止那个常在海风中坐着的士兵呢？如果有一架够大的望远镜，并且坐在风寒的高处，谁都可以看见自己的老母，在庭前的老树下独立，一遍一遍地饲养着她们的小鸡，借以压抑一次又一次思子的冲动。
何厝，他念着，你这陌生而又熟悉的村落。十八年来接受了多少流浪者带泪的凝望，做过多少人假想的家乡，成为多少人思念的郁结。何厝，你这念着就有那么凄恻的名字。
放下望远镜，海水把那些愁红惨绿的画面隔离了，何厝消失了，远望过去只剩下一带发白发亮的沙滩，绕着十八年前的旧山河。
近午的海水绿得比什么时候都伤感，像是把两岸番薯田的绿都挪过来了。番薯田翻腾着，海水翻腾着，世纪的悲哀翻腾着。他把自己撑在红土丘上，听两岸的番薯秧在风中簌簌然的，使人裂心的低泣。
（本文选自《愁乡石 》1971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