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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省电信管理总局长途电信管理局原局长陈希杰:我们创造了台湾电信业的空前奇迹

来源: 2019-04-08 10:48

从1947年台北市内电话不足千户,到1989年全台电话已近600万户,台湾电信曾创造出设备和盈余连续多年超高速成长的纪录。而说起光复后台湾电信业发展,就绝对少不了提起我们厦门大学机电系的同学。从一开始的十余人,到后来的八人,带领着当时台湾3万多名电信员工,创造了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台湾电信业的空前奇迹。

人物名片

陈希杰

1923年生,194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机电系,1947年赴台就职于台湾省电信管理总局,后成为台湾省电信管理总局长途电信管理局局长。


自己动手修复电信设备

1946年,我毕业于厦门大学机电系,毕业后,我先到了广州实习。当时,全国的电信系统分为9个电信区,每个区都有一个管理局,在广州的是第六区电信管理局,负责管理福建、广东,还有广西的电信工作。


1947年1月,还在实习中的我,被派到台湾,进入当时刚刚组建没多久的台湾省邮电管理局(1948年改名为台湾省电信管理总局)。当时,组建台湾省邮电管理局的目的,就是为了重建台湾邮政与电信业。


台湾的电信建设在日据时代的末期,已经有相当的规模,不过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规模轰炸,将电信建设毁坏了一大半。不论是台湾西部从基隆到高雄的地下电缆,还是贯穿东部的线路,都被破坏得非常严重,只有小部分地区勉强可以局部通话。加上有好一些电信专业人才是日本人,而在台湾的日本人战后又都被遣返回国,因此也面临缺乏人才的情况。所以,台湾省邮电管理局急需人才,就只能从大陆抽调电信领域的人。在我之前,已经有三位学长到了台湾省邮电管理局工作,他们是陈贞堃、郑衍孚和杨肇凤。


1947年初跟我同一批来到台湾的厦大同学有5人,是所有学校里人数最多的,几个月后又来了几人,最后一共是12位厦大学子进入台湾省邮电管理局工作。到1948年之后,时局变革,就再没有厦大的同学加入我们,而我们这12人中,有些很快离职回到了大陆,有些赴美国深造,最后只有8人留了下来,我们这批人也成为后来台湾省电信管理总局员工中空前绝后的校友孤军了。


一开始,我被分配在基隆的海岸电台工作,那里我们使用的机器都非常老旧,有些配件已经坏了,想要换,却没地方可换。只能由我们自己去找其他零件来改装、拼凑,费了好大的劲,才最终把设备恢复好,能通上信了。


后来,我开始参与台湾电信系统的重建。才发现,台湾的电信设备饱受战争摧残的程度,比我预想的还要严重。


当时,整个台湾只有两个地方有自动电话,台北和高雄,其他地区都是用人工操作的旧型小电话总机。什么是自动电话,什么是人工电话呢?像我们现在打电话,都是“立即”就接通,“立即”就可以和对方讲话,这种就是自动电话。而人工电话,就是我们想打长途电话,是无法“立即”接通的。打电话的人拨号后,要把电话挂掉,等接线员转接处理,把线路接到要找的人之后,接线员会再回拨给刚刚要打电话的人。这样一来一回,打个长途电话总要等上好一阵子。所以说,人工电话的使用是非常不方便的。而台北、高雄这两个地方,即便有自动电话器,也损坏得相当严重。


我们当时就在考虑,要怎么去修复和改进,让全台湾都有电话可用呢。本来是设想,到日本采购自动电话机器,给全台湾都装上。结果,一打听才发现,台湾外汇稀缺,财政没有钱,也就无法获得充足的进口器材。在穷则变、变则通的状况下,我们决定自己动手做。一方面,我们带着技术人员以拼凑的方式,对台北高雄的自动电话器进行维修,能修复多少算多少;另一方面,由台湾的电信机械修配厂拿一些已有的设备,进行改进,以及自己的少量制造新设备,放到其他县市,以因应社会急切的需求。在大家的努力下,1948年,全台湾的电话线路修复情况良好,这时电信总局开始推出“立即电话”,即立即接线制的长途电话,这种电话介于自动电话和手动电话之间,就是打电话的人拿起听筒拨“08”,然后向接线员报出自己的电话号码,与受话者的地名与电话号码后,不必放下话筒,在一两分钟内即可通话。由于制造的设备有限,这种“立即电话”,也只被放在了台北、基隆、高雄、台南、台中、新竹等较大县市运行。

1947年4月,1946届厦大机电系校友在台北聚会。从左到右前排:陈广业、苏元章、林立、陈贞堃、陈希杰;中排:郑衍孚、翁贤谆、杨肇凤、陈振华;后排:葛文勋、刘诗华、黄扬、陈玉开。


借助民间力量发展电信业

到了1950年,台湾局势逐渐好转,经济开始复苏,民间对电话的需求开始大增,这就要求台湾省电信总局再次进行大规模的电信建设。但建设需要经费,那时候,装个电话是不容易的,一个是机器,我们不会制造,只能向海外买,另一个是要安装电缆,这种工程设备我们存货也很少,也要买,算来算去都是需要钱。更糟糕的是,电信总局必须自行去筹措建设的经费,可电信总局当时的经营利润其实相当微薄,所以必须另行设法。那时候,要钱的压力落在我们几个在电信局担任主管的厦大同学身上,最早我们是自己去找贷款,找美国帮忙,请他们提供了一笔钱专门用于重建电信设备,在这笔贷款的协助之下,我们向美国采购了史特劳杰步进制交换机,让台湾的电话服务更向前迈进一步。


可是,电信建设是很花钱的活,后来美国的贷款也用完了,我们大家又坐在一起思考,该怎么充裕资金。几经思索之后,我们想到了一个好方法,那就是借助民间的力量。


1956年,台湾省电信管理总局与台北、台中、台南的工商业界组成了“扩充电话协进会”,参加者多为当时在台湾的企业大佬。协进会规定,企业用户申请电话要多付“建设补助费”7200元(新台币,下同),以充实电信建设资金,帮助电信总局扩充电信设备。那时候,装设一具电话总计需要付费14000元;这相当于一般人14个月的月薪,而当时一两黄金也还不超过千元。这种14000元的装机费共持续了20年,这笔装机费成为电信建设的资金,台湾的电信建设也因此开始快速发展。


有了钱,我们就可以开始在全台普及电话。但那时候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安装电话需要的时间非常长。现在要装个电话,电信公司一定会迅速为你装妥线路与电话。不过,台湾在50年前可不是这样,从提出申请到装好电话,需要等上一二年!这是因为当时我们手里的设备太少,国外工厂供货的时间又太长,不得不等。为了买到电信设备,我跑过海外的很多工厂,到过美国、日本、瑞典,等等,真的可以说是全世界转悠,就为了寻找合适的厂商。直到1959年,电话供应日渐改善,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上世纪60年代,我被调入总局旗下的长途电信局,负责管理台湾岛与金马澎的通信。我刚去的时候,台湾与金马澎地区之间没有海底电缆,通信十分不方便。当时,我的学长杨肇凤先生,在电信总局技术处担任处长,为此,专门赴日本学习海底电缆技术。在他回来后,带领我们一起建造了多条海底电缆。第一条就是1958年建设的台湾岛通向澎湖的台澎海缆。


这项海缆工程是以军用为主民用为辅,由于建设时金门炮战结束没多久,局势非常紧张,大家也比较小心,建设的过程都是暗地里进行的。


建完台澎海缆后,又过了10年,我们才又开始筹划第二条海底电缆——澎金海缆与第三条海底电缆——台马海缆的建设。最后到了1988年,台金海缆建设完毕,金马澎地区与台湾岛的自动电话才正式畅通起来。这期间经历了30年的时间,是非常不容易的。

1953年,陈希杰在电信局全神贯注工作中。


每次回大陆我都要回厦大

我刚进电信总局的时候,台北只有2000多人拥有电话,其他地方就更少了。当时我和我的厦大同学都有雄心壮志,一定要把台湾的电信业恢复起来。没想到一做就是42年,从青年做到了耄耋老人。除了做自己电信管理维护的本职工作外,当时,我们还经常要到学校任教,因为技术人员实在太少了,只能从头培养。可以自豪地说,后来台湾涌现的一批电信领域人才,都是我们教导出来的。也可以说,台湾电信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我们厦大校友的参与,所不同的是,有些是直接参与,有些是间接参与,有些在台前,有些则在幕后。


早年在工作时,我经常到处飞,最遗憾的就是没能回到大陆,回到自己的母校——厦门大学。1947年我刚踏上台湾土地的时候,也不会想到,仅仅两年后,我就回不去自己的故土了。我比其他几位留在台湾的同学幸运的是,1948年我把父母和妹妹接到了台湾,家人在身边,也就冲淡了我的一些思乡之情。但平时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多了解一些有关大陆的信息,或是通过香港的亲戚,帮我和在大陆的亲人转交电报。


等到两岸再次开放的时候,我也已经退休了,趁着身体还算健康,我多次回大陆,到家乡去走一走看一看,每次回大陆,我都要回厦大,这里是我感到最亲切的地方。我参加了厦大的70周年、75周年、80周年和85周年的校庆,见到了许多长久未见的同班同学,大家虽然几十年没有联系了,但感情依旧很好,谈起读书时的往事,也都是记忆犹深。后来,我们同学之间也多次组织聚会,那些在海外的同学也都回来参加,在我印象中,我们在北京聚过2次,在上海聚过2次,在厦门聚过3次。


直到2006年,因为身体原因,我没能再回到大陆,但只要有机会,我都会让孩子们去大陆走一走,代我看看自己的故土,拍些照片回来让我瞧一瞧,也算圆了我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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