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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一苇,让沉寂的旷野传出美声

来源: 2019-04-08 10:56

1999年台湾《联合报》举办“台湾文学经典”评选,三位曾经在厦门大学学习或工作过的作家王梦鸥、姚一苇、余光中一起入选。姚一苇这位当代台湾戏剧界的泰斗,是江西南昌人,1941考入厦大,1946年9月赴台。学者朱双一认为,对于一位银行系的毕业生而言,姚一苇一生的文学成就与他青年时代就读于厦大时的业余文学历练有很大的关系。


赴台后,姚一苇供职于台湾银行,白天他是银行家,晚上是美学家;从五十年代起参与《笔汇》、《文学评论》、《现代文学》等重要文学刊物编务,1957年因偶然机会,到台湾艺术专科学校教书,从此一发不可收,培育英才无数,目前活跃于台湾戏剧界的许多编导人员,大都是他的门生。他对于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等年轻的乡土文学作家有着深切的关爱和扶植之功。因此1997年4月他逝世后,陈映真一再撰文悼念,满怀崇敬地称他为“暗夜中的掌灯者”:“在台湾战后交织着冷战和内战的荒芜的岁月里,历史终竟让姚一苇先生成了在暗夜里掌灯、让荒原绽开点点鲜花、让沉寂的旷野传出音乐的人。”“对于我们在6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的一代人;对于我们这一代作家在60年代写成的作品,姚一苇先生的存在,是极为重要的。”

人物名片

姚一苇

1921年生,194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银行系,1946年赴台,先后供职于台湾银行、台湾艺术专科学校,一生创作出无数具有影响力的作品,是台湾戏剧界泰斗、著名美学及艺术理论家。1997年病逝,享年76岁。


杨渡回忆研究所上课时光

“坦白说,我受他教育影响很深,获益良多。他有很深美学的理论造诣,除了他,台湾已没有人能把美学做到那么仔细与条分缕析。”台湾知名作家杨渡是姚一苇任教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的硕士学生。杨渡告诉《台海》杂志记者,他非常感念老师,年少时不懂姚一苇是怎样的一个典范,等到自己有一点经验,才知道原来老师那时那么认真做学问,那种用心与严谨,是多么难得可贵的一个典范。


杨渡读研究所时,姚一苇给他们上的课主要有两门,一门是在大教室,与美术系、音乐系学生一起上的美学概论,“那个时候的课程时间很短,有点可惜了。他把美学概论整理得条理分明,如怎么看待美,人跟美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人如何受到影响,用什么去判断美不美,等等,思路非常清晰,这是他很了不得的地方。你要知道,能把康德《判断力批判》读到可以拿过来教书育人,这是何等的功力,许多人连《判断力批判》都看不懂。”


另一门是关于戏曲研究的美学专题课,上课地点在姚一苇兴隆路的家中。一盏灯下,他拿着笔记,杨渡等六位学生默坐两边,听他谈论戏剧、艺术的理论,他的背后,有一幅旧旧的门帘,写着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杨渡回忆说,姚一苇上课是极其严肃的,讲课从不闲言闲语,也鲜少笑话举例。这让记者不禁想起看过的一篇报道,台湾知名演员李立群曾上过姚一苇的补习班,他回忆说,姚老上课不准聊天是早就出名的,几十名学生,因为他的严肃,都鸦雀无声地低头记着笔记;有个笑话是:他讲得专心,学生记得也专心,有人把姚老咳嗽的声音也记进笔记里了。


“在他家上课时,他总是有些歉疚地说,因为妻子生病了,我们人少,就麻烦大家来这里上课。然而,在他家那安静的环境中,听着美学、艺术论的思想体系,竟反而非常清晰。”杨渡说,他和姚一苇有一个共同嗜好是课堂休息中间,抽一根烟,姚一苇习惯抽KENT,杨渡习惯抽长寿。有一次,姚一苇看他发呆没抽烟,忽然想起来问他要不要抽一根试试。


姚一苇家中有许多关于美学、戏剧、艺术论的书籍,关于美学理论家的就有包括康德、黑格尔、苏格拉底在内的海外版本等,杨渡表示,对于美学,姚一苇不断专研,不断掌握全世界最新的、最古老的那些美学的理论。


姚一苇总是殷切提携年轻人,特别是有创作能力的、文笔还不错的年轻人。杨渡本人就是受益者,他说,有一次,姚一苇让他一起参与翻译、创作爱尔兰现代主义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一个剧本。不过,如果要论亲密性与受益深度,与姚一苇成为忘年交的陈映真最有代表性。认识姚一苇的那一年,陈映真是23岁的大学生,姚一苇也才38岁,两人可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介绍两人认识的台湾作家尉天聪曾说过,姚一苇喜欢陈映真,谁要说陈映真不好,姚一苇一定生气。


陈映真与杨渡聊起过两人深厚的情谊。陈映真告诉他,自己刚上大学时创作的小说,姚一苇从来没有居高临下地挑剔,而是将其当成一件很重要的作品用文艺理论去评论它。向记者转述这段往事时,杨渡很是感慨与钦佩,“你想想看,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你的创作被一个老师当成世界经典文学一般重视。你忽然之间知道,原来你当时无意识所写下来的作品,在整个谋篇布局里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还有哪些可能,这样,你的创作上会有很大的精进。”


因为自己也在不停地创作,所以姚一苇了解创作者的辛苦,以及创作者想要创意的最美好所在。杨渡点评说,姚一苇一开始就能精准地看到创作者的优点在哪里,1960年代的这些台湾文学创作者都受到他很深的影响,“那时,大家都是穷学生,因为爱好文学而聚在一起,姚老师会请他们到他家去,泡杯茶,聊创作,这是他很动人的一种人文精神。”


后来记者在姚一苇一篇自序中找到相关原因。这就不得不提一段佳话了。1946年,姚一苇到了台湾,在台湾银行板桥分行任职。虽然人在银行工作,但他最喜欢的却是文学,只要把每天进出账结平,下班后,姚一苇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潜心读书、写作。一段发生在公交车上的偶然谈话改变了他的命运。


张隆延是姚一苇一生感念的人,也是这次交谈的主角之一。张隆延是台湾艺专校长,每天从台北坐公路局的车子上班,常常与一位也在台湾银行板桥分行工作的朋友同车聊天。有一天,张隆延谈到戏剧师资的缺乏,那人知道自己的同事姚一苇业余写作、研究,就推荐了姚一苇。求贤若渴的张隆延亲自跑去看姚一苇,和他探讨起艺术上的种种问题,接着就邀请他到学校为学生作一次专题演讲。这一次的演讲,成为了姚一苇教书生涯的开始。先是在台湾艺术专科学校担任编导专修科及影剧科“戏剧原理”课程,其后又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戏剧系任教,1982年,创办了台湾艺术学院戏剧系,进入他生命中比较辉煌的阶段。


记者对让姚一苇一战成名的专题演讲甚是好奇,查了许多资料后,终于在尉天聪的《和姚一苇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找到答案。文章是这样写的:姚先生讲的题目叫“幕”。张校长很疑虑这题目有什么好讲的,但姚先生却由幕讲到舞台,由舞台讲到戏剧中时间与空间的处理,然后再由这些讲到古今中外各种戏剧的变化……这场演讲一结束,张校长立刻就遨请姚先生到艺专兼课。


张隆延慧眼识珠拔擢姚一苇也传为佳话。1968年,姚一苇为《戏剧论集》写序时,提及这段经历,他说:“在此以前,我和张隆延先生无一面之缘,彼此之间连名字都未曾听过。他竟会眷顾于一个无名小卒;这种事情在古代都很少发生,何况今日!因此凡是张隆延先生会加诸于我的,我一定要加诸于我的后辈已成为我的立身处世之信条。”


在杨渡看来,这是姚一苇特有的人文素养,当然,也跟那个年代有很大的关系,“他们那个年代的知识人特别了不起的是,他们经历过抗战、内战,流离迁徙到台湾,安定下来后觉得中华文化可能会花果飘零,传承文化的使命就在自己的肩膀上,所以那代人只要找到一方教习,不管是在小学,在中学,在大学,他们都愿意用生命去付出,在孩子身上去播种一种希望,一种对未来的希望,对文化的希望,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特别动人的所在,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内心里对文化怀着一种永恒的信念。”


因对戒严的体制不满,杨渡后来参加了党外杂志的写作,走上社会街头运动,另一方面,担心万一连累到老师,与姚一苇联系不那么密切了。不过,在杨渡心中,姚一苇一直都是位很宽厚的长者,“他都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心里都有数,这些年轻人干了调皮的事情,是挡也挡不住,所以,他也没特别讲什么,只是说:你要特别小心,出了什么事情要来跟老师讲一声。”杨渡告诉记者,他是到后来才知道,原来老师青年时期也曾热血过。

台湾知名作家杨渡是姚一苇的学生。姚一苇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他影响深远。


朱双一谈厦大生涯对姚创作之影响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湾研究生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双一是研究姚一苇的知名学者,他与姚一苇及其家人、学生陈映真等都曾亲密接触过。1998年,台湾举办纪念姚一苇先生学术研讨会,大陆应邀者有3人,朱双一便是其中之一。朱双一告诉记者,1941年4月,姚一苇和十几位同学突然被汪伪政府拘禁,直到考试前夕才被释放,于是直接从看守所赶到考场,考入内迁长汀的厦大。上大学时,姚一苇考的是理科机电工程,因整天要运算、绘图,他感到十分枯躁,后调到银行系学习,由于转系补修学分,所以在厦大共待了四年半的时间。不过,转系后,他有大量时间读课外书籍,包括英文版莎士比亚戏剧集。


姚一苇在厦大图书馆中发现大批英文本西方戏剧,使他眼界大开,只要得暇,就捧着字典读。读得越多,就越着迷,以至于也想编一部戏剧。在大学时期,他确实创作了不少作品,例如,大三暑假,创作了一部题为《风雨如晦》的五幕七场长达十万字的未曾发表的剧本,东渡台湾后,姚一苇还留着这个剧本,因为害怕看到自己的幼稚,他都没勇气读它,不过,每年暑假都要拿出来晒一晒,以防虫蛀。


“是厦大提供了姚一苇接触大量中外戏剧名作的机会,后来姚一苇对此仍有清晰的记忆。”1996年12月,朱双一受邀到台湾做调研,为期一个月,其间他一直想给素未谋面的老校友姚一苇先生打个电话,因为对方名气很大,又有点担心对方是否会接待他,因此直到行程快结束,他才冒昧在街头用公共电话给姚一苇打了一个电话。

就读于厦门大学的姚一苇(左一)、范筱兰(右一)与同学合影。图/王友辉提供


电话通了,电话那头的姚一苇很是热情。朱双一好奇地问出了自己最想知道的问题:“您后来文学成就那么大,在大学时期肯定有进行一些文学活动。”姚一苇回说:有,自己当时写了很多作品。“可我怎么都没有看到您的名字呢?”姚一苇告诉他,当时写文章用的是笔名“姚宇”。


台湾回来后,朱双一立即来到厦大图书馆翻查半个多世纪前的旧书和报刊,发现从1940年起,高中生姚一苇开始以“姚宇”等笔名,在浙江《东南日报》、《新青年》,桂林《救亡日报》,江西《大路》以及《宇宙风》等报刊上,密集地发表散文作品。同时,朱双一还到图书馆找到相关书籍,从姚一苇1992年出版的《戏剧原理》中提及、引用的剧作家及其著作印证了姚一苇后来的文学创作与厦大有着密切关系,“有不少在早年英文版书籍目录中赫然可见,也就是说,当年姚一苇利用厦大图书馆大量阅读了欧美著名剧作家的作品,这无疑为他以后成为一位戏剧大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朱双一说,也许出于抗日宣传的需要及其他机缘(如能编善导的王梦鸥,1939年到厦大工作,后兼任了厦大剧团导演,后期应萨本栋邀请,到南京进中央研究院工作,1949年随院到了台湾),内迁长汀的厦大,是该校历史上学生戏剧活动最为蓬勃的一个时期,轰轰烈烈的抗敌戏剧运动,对姚一苇此后的戏剧生涯具有重要意义。

高中时期的姚一苇(左二)与同学合影。图/王友辉提供


“以姚一苇刚进校的1942年上半年为例,就有元旦演出的《炮火升平》,二月下旬演出的《野玫瑰》,三八节演出的《女子公寓》,校庆期间演出的《人之初》,迎新大会上演出的《处女的心》、《一杯茶》、《约法三章》等。设想从小就对戏剧有着浓厚兴趣的姚一苇来到这样的环境里,怎能不会有如鱼得水之感?”半个世纪后,姚一苇在其口述自传中(备注:自传中关于厦大求学的回忆是姚一苇的第二任妻子李应强提供给朱双一,目前还未付印出版),还提起他在大学进校时即为演戏所吸引,第一次观看的剧目为《野玫瑰》,后来成为姚太太的范筱兰在剧中扮演“家玫瑰”角色,他百看不厌地一连看了好几天的情景。


关于姚一苇与范筱兰的婚恋有过这样的传闻。相传,姚一苇在厦门大学读书时,与有着校花之称的中文系同学范筱兰谈恋爱,一次,两人在防空洞幽会,被训导长发现了。时任厦大校长萨本栋以治校严格闻名,召开了校务委员会议处理此事。校务会上主流意见是姚败坏校风,应开除学籍。与姚一苇过从甚密的施蛰存老师独排众议,认为只要他们肯结婚,证明他们相爱,就网开一面,保留他们的学籍。校方接纳了施蛰存的意见,姚一苇才没被逐出校门。不过,朱双一告诉记者,他曾问过姚一苇,姚一苇亲自否认有这件事,只承认他与太太范筱兰1946年在学校举行婚礼。


姚一苇特别推崇鲁迅,鲁迅的儿子叫海婴,他就给自己女儿取名“海星”,以此表达对鲁迅的敬意。当鲁迅逝世时,年仅14岁的姚一苇几乎读遍了所能找到的各种刊物上悼念鲁迅的专辑,大学时代发表的小说也可见受鲁迅影响的痕迹,为此,朱双一怀疑,青年姚一苇选择报考厦大,固然可能因为长汀离赣南较近,但也不排除因厦大曾经是鲁迅工作过的学校而对姚一苇产生了感召力,另外,他认为,姚一苇之所以会与陈映真惺惺相惜,也是因为两人深受现代“左翼文学”的影响,“到了台湾后,尽管长期无法公开阅读鲁迅的书,但姚一苇终其一生将对鲁迅先生的崇敬之情珍藏于心底。如他将鲁迅留给儿子的遗言——‘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作为奉守一生的为人准则。”

1997年3月22日,姚一苇写给厦门教授朱双一的回信。在信中,他回忆了在厦大读书时的创作,透露自己还有一个笔名叫“袁三愆”。1997年4月,姚一苇因心脏病辞世。图/朱双一提供


姚一苇主要成就在戏剧创作,他一生写了14部剧,其中《红鼻子》1982年在北京公演,在大陆引起轰动。1990年6月,这位随缘漂泊的老者因返乡探亲,途经厦门,得以拜访母校厦大。姚一苇感言,终于了却了一个重大心愿。姚一苇在厦大四年半的时间一直都是在长汀校区度过,从来没有去过厦门,因此几十年来,他一直渴望一睹母校的真面目。这一次,他在厦门停留五日。


1997年,姚一苇曾将自己大学时期创作的部分作品的复印件寄给朱双一。朱双一研读后回寄到台湾,姚一苇非常热情地给他回了一封信。收到信不久后,朱双一在报纸上看到姚一苇去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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