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雯馨
有“千岛之国”之称的印度尼西亚，众多岛屿上都散落着华侨华人的足迹。早在18世纪80年代，印尼吧城（今雅加达）华人公馆的《公案簿》就有印尼侨批的相关记载，那些经由不同“水客”往返中印两地的侨批，诉说着一代代印尼华侨在异乡奋斗拼搏的历史，即便在一些特殊时期，他们依然通过侨批表达了对家国割不断的情。
一张厦门正大信局海外分庄的广告单上，两侧分别描绘了一艘劈波斩浪的轮船和一架投下无数信件的飞机，信件飘落在中国地图上，其中一封上面写着“祖国各地银信”，另有“资格最老、信用最著、汇价最公、回文最快”的广告语。总部设立在厦门的正大信局鼎盛时期在海外设有37家机构，甚至连印尼的梭罗、孟加锡等小地方都设有网点，因为这些地方也有闽籍华侨聚居，信局令他们与侨乡亲眷得以保持联系。
厦门批局与印尼
1948年，一封从印尼巨港寄往安溪的侨批上，印着“高隆兴汇兑船务出入口商”和“厦门正大汇兑庄”，前者为收批机构，后者为侨批解付局之名。虽然这家“高隆兴汇兑”并不属于厦门正大信局的海外收批机构，但它却是通过正大信局才最终转至安溪。作为一家在闽南地区较具代表性的信局，厦门正大信局既可直接对外收汇，又综合兼有二、三盘业务。它的海外网络涵盖了巨港、棉兰、泗水、小吕宋等东南亚各大埠头，国内网络则几乎涵盖了闽南地区的主要侨乡，正因有这样的信局，人们能看到许多旅居东南亚各地的华侨与侨乡的往来，其中不乏分散居于印尼各大小岛屿上的闽侨。
1937年，身处印度尼西亚垅川的华侨黄添培给漳州的母亲寄去一封侨批，信中提到，“近日探悉咱方抽调壮丁卫土，未知咱方训练壮丁如何”。此时正值中国抗战之际，他对祖国的时局十分关心，更言及希望多寄钱回国支援抗战，无奈彼时的南洋也是“百业冷落”，他为自己无力多寄钱财而自责。另有一封1946年从印度尼西亚峇眼亚比寄往福建南安的侨批，写信的华侨十分担心母亲的安危：“兹因日寇南进，家音断绝，三四年未悉家中如何，甚为挂怀。自和平以后，经有寄回二信，国币叁万陆千元，不知何故无接复示。兹有邮便，再付呈国币壹万伍千，到即查收复示。”抗战时期，中印两地的邮路一度中断，他已经有三四年没能收到家乡的消息，于是抗战一结束便立即寄出了这封侨批，期盼得到家人平安的消息。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侨批更显得弥足珍贵。印尼雅加达南安同乡会主席高景源在2023年“印尼——中国泉州侨批文化交流论坛”上分享了家族与侨批的故事，他说：“我们高家南渡印尼有100多年历史，祖父辈亲历了抗日战争的烽烟。听家人说，那时，从印尼往家乡寄信，过程十分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还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寄出的信件有时即使贴满邮票，也可能在过程中因为货币贬值、邮资不够而无法送达。但无论过程如何曲折，我们始终没有断了和家乡的联系。”他细心收藏着20世纪三四十年代祖父辈与南安侨乡亲眷的往来侨批，是为了告诉后代子孙，不要忘记先辈们下南洋、报桑梓的故事。
从印尼到中国
在印尼华侨吴宗铨的记忆中，“中国”和“泉州”是父亲最常挂在嘴边的词语，他出生于印尼泗水，这些词语对年幼的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遥远又模糊的故乡概念。20世纪60年代，印尼发生排华、反华动乱，父亲毅然决定将16岁的吴宗铨送回泉州老家。在接受厦门卫视录制的《家书抵万金》短片采访时，他回忆起自己初次踏上中国土地的感受，“我们坐了十多天的海船，终于在汕头靠岸时，正好是十月一日国庆，当时跟我一起回来的很多年轻人都听到了中国的国歌，看到升起的五星红旗，突然眼泪就流了下来，心里非常激动，知道自己回到老家了。”
走下码头后，吴宗铨和一些归侨青年被安排到厦门集美的华侨补习学校，他在那里学习中文，同时了解中国文化。后来他因为身体优势，以篮球特长生的身份被华侨大学录取，成了一名大学生。还未等他将这个好消息传回印尼，却收到了姐姐寄来的一封侨批，信中说，父亲因为疾病和对时局动荡的担忧，在吴宗铨离开后不久就去世了。“那时候我哭得死去活来，我没有想到，仅仅分别了几个月，我就失去了至亲。”幸而家中的哥哥担起了家庭的重担，他也没有忘记远在泉州的弟弟，频频寄来侨批，那些丰厚的生活费让吴宗铨能够专心学习，免去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那一封封家书也饱含分隔两地的亲人对彼此的挂念和牵绊。
即便在印尼当局严禁当地华侨往中国寄送资金的时期，吴宗铨的哥哥依然想尽各种办法寄钱。“一个季度汇过来的大概就有几百块，甚至一两千都有。哥哥还送了一部摩托车、一辆脚踏车和一台收音机给我。”忆起收到这些礼物的场景，吴宗铨言语间充满了对哥哥的感激之情。当他顺利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漳州军垦农场工作后，哥哥的侨批并没有中断，而已经开始领工资的吴宗铨也会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资助泉州的亲戚。“我当时的工资是37.5元，能满足自己的生活，还能补贴一些给泉州的舅舅、外祖母。”从上学到工作，以及后来结婚生子，吴宗铨在中国生活了14年，1974年才回到印尼泗水定居。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始终与侨批息息相关。
弘扬华文教育
巴厘岛上的巴厘努沙杜瓦剧场是印尼第一个综合剧场，定期举办展现印尼群岛民族艺术的演出，这座剧场的创始人是印度尼西亚华侨廖彩珍、施柏松伉俪，廖彩珍不仅与丈夫开创了一片商业版图，本人更是印尼当地有名的华文作家。在她自己看来，能够与文艺结缘，与她从小接触侨批的经历密不可分。
廖彩珍出生于印尼，她的父辈则来自泉州安溪官桥镇上苑村。“我父母是20世纪30年代从中国安溪漂洋过海到爪哇岛，我就出生在爪哇岛东边的一个小镇上。”廖父曾在厦门集美求学，深受中华文化熏陶，因此他十分重视对子女的华文教育。廖彩珍从小就在父亲的指导下，认真学习中华文化，打下了扎实的中文功底。在她记忆中，父母时常在家中伏案写信，后来她才知道，那是写给远在家乡的亲人，往往还会随信附上钱款。“大概十三四岁的时候，妈妈看我也能写很多字了，就让我提笔研磨，帮他们写侨批。”于是在廖家的桌案上，少女廖彩珍握着毛笔，一笔一画地写下母亲对亲人的问候，“写到某位亲戚住在永春县的哪个地方，我就在心里默默记下那些地址。1973年回泉州时，我才真正地把地名和实际地方联系起来，对家乡土地的概念就更清晰了。”
从家乡寄来的回批里，廖彩珍读到那些素未谋面的亲人的温情问候，此外更令她在意的，是字里行间显露出生活的艰难：“谁生病了，或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我写的时候，就要特别说明，比方这次寄去1000块，其中100块要给谁，100块要给某位嫂子或舅舅之类的。”正因如此，当廖彩珍回乡探亲时，会格外关注是否有合适的投资创业机会，想要尽自己的一份力，促进家乡的发展。
廖彩珍不仅帮父母写侨批，还帮助不少印尼当地的华侨代写家书，除了地名，她还从侨批中了解到有关故乡的地理、家族、宗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代写侨批的经历更让她感受到语言和文化的重要。印尼排华时期，公共场所甚至不允许出现华文，许多华文书籍惨遭焚毁，廖彩珍就读的华文学校也被迫关闭，但她对华文的热情并未因此消减，而是抓紧一切可能的机会读书，也因此走上了撰文创作的道路。她与丈夫施柏松始终坚定弘扬中华文化的决心，除了让子女接受华文教育之外，更是通过捐资助学、创办艺术机构等方式，在中印两地弘扬中华文化。正如廖彩珍在故乡的《安溪报》上刊登的《绿叶对根的情怀》一文中所说的：“我们将自己作为中华文化在印尼的继承者，同时也是印尼文化的传承者，是两国民间和平使者及文化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