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闽南侨批业的金融属性
文/司雯
我们所说的侨批，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信件，其更重要的一层含义是汇款。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70年代，侨批业能生存发展百年的原因，不仅在于其为海外华侨传递书信，更重要的是在于其办理的汇兑业务。借助于侨批，华侨以劳务收入为主的报酬能够以货币或物资的形态实现跨国的转移。现在遗存的侨批中，蕴含着大量货币、国际汇兑等重要的沿革历史，具有强烈的金融属性。
最早的侨汇方式是由“水客”将钱银直接带回，接下来，信汇、票汇、仄纸（具有汇票性质）就成为批信局办理侨汇汇兑的主要方式。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通过邮电系统采用电汇的侨汇已占据相当份额。可以说，相较于信件本身，这些货币、信汇、票汇和电汇才是侨批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寄收批款的主要依据，这些演变，也充分体现了侨批的金融性。
最早的侨批由“水客”带回，存在的时间长，后来则有民间资本组建“信局”“批信局”“银信局”“侨信局”“汇兑信局”“华侨民信局”等侨批信局的组织或机构。这种特殊的民间信、汇合一的专营组织或机构，其所经营的海内外信、汇寄递，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种的称谓，较为常见的就是“侨汇业”，现在侨批研学中都将其称为“侨批业”。
现有史料表明，侨批业一般为独资或者合伙投资制，规模较小，资本不多，但通过同行组织的多种形式的合作，相互代理，形成了侨批业的高效网络，嵌入东南亚的华人移民社会和中国侨乡，赋予侨批业极强的活力，是华人移民汇兑市场的重要金融服务业。
据侨批收藏与研究者、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闽南侨批大全》总主编黄清海介绍，侨批业的业务探索要早于近代银行业和邮政业。大清邮政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由总税务司英人R·赫德创办，一切建制仿照英国成规。大清邮政的开办标志着中国近代邮政的诞生。近代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银行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盛宣怀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而侨批局的代表黄日兴信局分别早于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邮政20年和19年，天一批局分别早于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邮政17年和16年。
据厦门大学教授戴一峰介绍，侨批业的跨国金融汇兑包括侨批信汇、侨批票汇及侨批电汇，这与现代银行汇兑的三种方式有着相当的类同。
侨批信汇是侨批汇兑的主要方式，汇兑信息主要通过侨批封予以体现。侨批封由正面和背面两部分构成，正面不仅包含了普通信封的基本要素，其左上角还标明了汇款的币种和金额；背面除了贴有邮票（如有需要）、盖有邮戳外，一般还会有侨批局的印戳、常用“花码字”写的编号、宣传广告等。信汇是侨批最早及最主要的途径和方式，我们现在仍可以在众多的侨批封上见识到信汇的模样，它广泛运用在海外华人、华侨汇至国内侨眷的小额赡家资金或是礼金。
侨批票汇是指汇款人到侨批局汇款后，由侨批局签发一张汇票寄到国内指定地点交票领款的汇兑方式。这种票据通常与书信一并装在侨批封内，在侨批封正面写着“内附票某某”，有时汇票也交由回国侨胞带回。票汇之兴起，主要是由于海外侨民的大额汇款所致。
侨批电汇是后期多使用的一种侨批方式，译为电报汇款，是指国内侨批局接到国外侨批局或委托局发来的交款电报时，无论款项是否到达，都要立即解付给收款人。
除此之外，侨批业还曾经使用过一种称之为“副信”的作业单据，这实际上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抗战胜利之后，侨批业复兴，有大量的侨汇进入中国国内，东南亚一些国家因此而对汇往中国的侨汇进行限制，进而“禁汇”。此时的侨批局采用了变通的方法，将侨民的银信分开来运作，透过各种渠道先行汇兑侨客之款项。而那些暂时受到各种因素所阻滞的“正信”（也叫“批信”），在局势获得缓解之后，侨批局依旧会兑现自己的业务承诺，将滞延的批信送交予各侨眷，这也充分体现出了侨批局的作业特点。
“比如说有些批信，其操作手法就是在批笺上加盖‘已付’章或戳记，表明批款已经交付，而批封则是责任信局代为封缄，并书题‘原批补送’字样，由此可见，侨批局还是能恪守历代形成的行业规矩，这也更加体现出了其作业流程之严谨。”戴一峰说，汇款可以透过各种阻力障碍送达侨眷手中，充分说明了侨批局金融运作之熟稔。
戴一峰所著《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再思考——以侨批局与银行关系为中心》中写道：“在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邮政创办之前约20年的时间里，经营侨批业务的银信局已经在银行、邮政等领域对相关业务进行了实践和探索，这在金融史上是极具开拓性的，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南亚经济发展及华人华侨侨汇款额的逐年递增，侨批业务量也显著增加。这时候，已经开始兴起的银行业与邮政业大举介入侨批运作。
银行业介入侨批，有其自己的优势，即网络化服务。但其缺点也同样显著：当时银行的网络化仅限于一些大城市，以及一些商贸较为发达的城镇，还不够全面；另外，由于侨批业有着独有的批信作业流程，即分有“来批”与“回批”两种形式，海外寄回来的批信，叫作“来批”，而侨眷们回复海外侨亲的复信，就叫作“回批”。因此，银行业介入侨批的汇现，很多方面还需借助海内外各侨批局的力量以及国内邮政当局的协作。
邮政部门想要开展批信经营工作，承接侨批之海内外的汇兑业务，也同样需要借助于银行、侨批局的力量。这是由于侨批的海内外业务贯通已久，各侨批局依附于海内外的乡族之谊开展业务，具有其独特的人文及社会环境优势，而当年邮政网点也尚不普及，有心而无力。
但同时，为提高侨批的汇转速度，也为了更好地在银行业与邮政业的夹击下生存发展，侨批局也开始借助不断完善的现代邮政和银行系统来开展侨批业务，侨批的经营进入分工协作时期。于是，在后期所能看到侨批汇票、支票上，更多是具有侨批信局与银行双重烙印的单子。
黄清海在《闽帮侨批信局汇兑方式探讨》中提到，后期，侨批局负责收“批”与登门分“批”，邮局负责跨国及长距离侨批或回批的“传递”，银行负责批款资金头寸的调拨与兑换。侨批经营网络参与者除了有数目众多的侨批信局外，还新增了与侨批有关的钱庄、店铺、邮局和银行等。特别是侨批局通过与银行加强协作，其网络得以延伸至东南亚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这也为东南亚华人移居欧美提供了金融汇兑方面的便利。
在清末民初，中国的国际汇兑为外国银行所控制，例如著名的华侨银行很早地介入了侨批的经汇业务，侨批信局办理“头寸”调拨往往依靠外国银行。
戴一峰介绍，虽然国外的银行介入侨汇业较早，但其实物汇票之遗存颇为罕见。一张比较典型的1935年11月18日的汇票显示，当日马来西亚彭亨州淡马鲁县城镇文德甲盛益汇兑信局，通过新加坡华侨银行向厦门开具500元的汇票，1939年7月11日才由鼓浪屿中国银行兑付。该票的票面同时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即银行间的许多侨汇业务，都是海外侨批局大宗汇往国内代理机构的。
随后，国内银行开始愈加深入介入侨批业务。1937年起，福建厦门、泉州中国银行直接参与了侨批的登门派送业务，直至侨批终结之前一直参与其中。
邮政储金汇业局、福建省银行等官方机构也曾参与侨批的派送业务，这就是后来所盛行的电汇。一张1954年厦门中行转石狮新民信局收转的“电汇副手收条”上显示，这是一笔经由香港转驳至华侨银行厦门分行、再由中国银行汇往石狮的侨汇，其收款人就是石狮新民信局。这条通路的形成，说明了在侨汇经汇上，银行、邮局及侨批信局之间的曾经存在着互动、互通的关联性。
横向比较可知，福建的侨批局汇理手段比较多，后期广泛运用了电汇的作业形式，这也是其他地域侨批经营所罕用的。侨批局的金融运作更加突出，因而显见福建地区的商业运作更为饱满、手段更为丰富和多样，善于变化。百年间，侨批还展示了积极的防范金融风险智慧。多数侨批以《千字文》中的“天、地、玄、黄”等顺序作为发批顺序的字头，或者把这些侨批收寄的顺序依次编号，这种按照《千字文》汉字顺序而排序的做法，可以清晰地表明侨批寄送的时间段、侨批数量以及侨批汇寄的频繁程度，这些“暗号”在外人眼里也许只是一些单独的汉字而已，实际上具有保密作用。还有一些侨批以侨批局所在地的名称、所在地地名的简称或英文地名的汉语译文首字作为“暗号”列字，或采用“双字”或“多字”作列字等，这样侨批信封上的编号与票根编号、回批的编号三者互相制约牵制，这三者中有一个不一致就说明是假的侨批，或者是在侨批运作的某一个环节出问题了，这样可以有效地识别真假侨批，防范金融风险。
戴一峰说，从金融史上的文献价值来看，晋商的票据、徽商的契约和粤闽商人的侨批这三者之中，侨批由于所处的时代距今更近一些，因而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更为丰富。侨批不仅涉及金融史、邮政史、华侨史，甚至还包括海外交通史、对外贸易史和国际关系史等内容。“侨批局涉及的规模和范围虽然远不及晋商的票号，但是侨批所包含的信息地域色彩非常明显，比如称谓、语言风格、风土人情等。因而，侨批完全可以与晋商的票据、徽商的契约相媲美，成为中国金融史上三个重要的金融信物。”
总的来说，侨批以其独特的地域色彩和纷繁的时代背景，尤其是在开拓金融、邮政业务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开拓性的实践，在近代中国金融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