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侨批串起海上金融丝绸之路
文/司雯
闽南地区旅外侨胞众多，闽南外汇历来为华侨汇款的主要来源之一，对闽南的政治、经济和民生作用重大。随着侨批业的出现，一条由水客为载体、由侨批局为驿站的海上金融丝绸之路由闽南走向海外。这条由亲情串起来的海上金融丝绸之路，历尽艰辛，顽强地向世界各地延伸，最终成为“一带一路”全线重要的组成部分。
19世纪中叶，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在国际大背景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的碰撞与交集之下，中国东南沿海出现“下南洋”移民潮与“淘金热”，并形成了华人移民网络。侨批及侨批业由此而萌生。
一百多年间，一封封侨批真实地呈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原貌，而一条条侨批之路如同一条条坚韧的丝线，伴随着时代的变迁，经历变幻莫测的世界风云的考验，顽强地向世界各地生长、延伸，编织出一张巨大的金融网络。
侨批路线多为华人进出口岸
明末至清朝，我国奉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海上交流渠道关闭。康熙、乾隆年间，随着社会生产力逐渐从战乱中恢复，我国人口大幅增长，巨大的人口消耗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产生剧烈冲突。尤其是在闽南等沿海地区，山多地少、土地贫瘠，农业产出无法供养该地区的全部人口，多余人口迫于生计向四周迁徙，“下南洋”由此产生。
同时，以英国、法国、荷兰为代表的一批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海路在全世界范围内挑起殖民战争。东南亚殖民地工厂的飞速发展，使当地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更加剧了“下南洋”的趋势，并形成了华人移民网络。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不断迁徙移民，而海内外金融机构的不完善及移民带来的金融等需求，则直接导致了侨批业的产生。
据侨批收藏与研究者、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闽南侨批大全》总主编黄清海介绍，闽南侨批的分布与华侨华人分布基本相吻合，侨批是连接东南亚，辐射美洲、澳洲等的物质载体，侨批网络参与者除了主要由数目众多的侨批局构成外，同时也依赖于或借助于与侨批有关的邮局、银行、钱庄、店铺等。侨批局除了自身建立不断完善的经营网络外，还善于借助于邮局、银行、钱庄、商铺、水客或客头（个人）等，扩大自身网络面，提高运作效率与竞争力，增加业务量与经营收益。
黄清海说：“就闽南侨批的邮件递送而言，邮件的网络节点地，基本都是华侨华人进出口岸及中转口岸，如厦门是闽南人出洋口岸，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中转中心，香港是华侨华人出洋、进口的中转地等等。闽南侨批邮政网络都以海外华侨华人聚居地口岸（如新加坡）与国内侨乡口岸（如厦门）之间为主要传递渠道，由两处口岸为基点，各自向业务区域扩展。这样，以跨洋或跨国的海上连接为主线，海外国内两边呈喇叭形状、交错纵横的闽南侨批运行体系便形成了。其中，海上连接部分由国际邮局运作，呈喇叭形状的部分由国内与海外侨批局经营。”
“由于侨批的发信人多为在外打拼的华侨商人，他们所处地域各不同，汇聚起来就是庞大的海丝之路。所以，总结侨批的输送路线，就可以真实呈现近百年来的海丝路线与海内外金融往来路线。”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焦建华说。
焦建华指出，早期下南洋之人以劳作谋生为主，进而逐步发展华人经济，但这都是建立在移民性质基础之上。当时移民人数不多，加上明清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导致华侨给家人的款项大多通过水客带回。他们在南洋或是当雇员，或是发展家族式经营，或联络乡族人合股开店办企业，他们所需要的金融服务或者对金融网络效率的要求并不高。20世纪初，随着华人商业圈的建立与发展，海洋商贸及与之相对应的金融网络更加繁荣与发达。与草根侨批业不同，华侨商人因实业发展之需要所建立的金融网络，是颇具现代意义的。而华商企业集团的拓展，对于构建以侨批业为主的海洋移民金融网络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收送侨批沿途从事外贸与金融投资
侨批之路能够被称为“海上金融丝绸之路”的另外一个原因，就在于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客”与侨批局。
“水客”最初只是往返于国内与南洋的移民，回国之际顺便帮人带款，后才逐渐演化为一门职业。“水客”与托带侨批的侨胞往往是乡亲甚至是亲人，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和信任，无须担保甚至不需要收条。按批款额的3%～5%收取报酬，有的甚至不收取手续费，而是从汇率差额中获取利润。“水客”解汇时也不一定需要凭证，凭侨批所述金额经核对后便可解汇。在帮侨民带款之余，“水客”也会顺便做些生意，把南洋的土产运回国销售，或把国内的货物运往南洋销售。这些“水客”，构成早期的外贸产业，随着华人移民增多，“水客”往返南洋和国内更加频繁，沿途货物的买卖愈加频繁，整个产业规模也越来越大。据资料显示，20世纪初期，厦门就有“水客”1200多人，个人所带起的外贸盛况可见一斑。
焦建华介绍，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谋发展，“水客”也修善其身，他们学习国际贸易和金融知识并融会贯通，经过长期的实践磨炼，练就属于自己的盈利技巧。如收到批款后先购买当地银行的仄纸，回到香港后取款或交香港的银行或银号汇款回国内或委托侨批局代为转汇，从中获得汇率价差。不少水客由此成为国际金融领域的行家里手，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风云中游刃自如。“因此，‘水客’可以说是最早的汇率投资专家，他们走的路，就是海内外金融往来路线。”
跨国的海上金融网络不是孤立的，而是建立在移民和贸易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实体经济发展之上的。随着闽南出洋人数的不断增加，华人实体经济也随之大发展，“水客”已难以单独承接巨大的侨批业务，一些有积蓄或需要托寄大宗批款的华侨开始聘用专人携带侨批回家乡，于是出现了侨批局。
“早期，侨批局很多是商号兼营的。这些商号，都是从事中国同南洋的商业活动，或经营口货贸易或特产的各种商行。”焦建华介绍，早期相当部分南洋侨批局由华人移民居住区的杂货店发展而来，那时候，“水客”以小杂货店为根据地，华人需要汇款，或要得到“水客”从中国带来的消息，都到杂货店询问，杂货店成为消息和汇款的中心。由于批信业务有利可图，杂货店便充分利用其商业信用优势，重点发展批信业务，成为专营侨批局或兼营侨批业，店铺也就变成了侨批局。厦门早期的祥记、集记、春发、福绵记、广兴和丰顺等侨批局也都以经营南洋杂货为主，兼营侨批业。
侨批业门槛低，收益却很高。侨批局经办汇款要收取手续费，费用高低取决于汇兑种类和收款区域。一般由南洋汇至厦门的信汇（外付）每千元收手续费8元，票汇（内汇）手续费每千元收0.55元，汇至并由厦门经转者汇费约为2%～3%，由信局垫付款项的汇费较普通高1%。然而，侨批局并不大注意汇费，有时甚至不收费用，比较注重汇率（价），货币兑换时的汇率往往有利于侨批局。侨批局通过汇率差赚取收益，这是侨批局最大宗收入，比手续费大得多。另外，侨批局还可以用侨款进行套汇交易，利用不同市场的外汇差价直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或在不同外汇市场调拨资金套取汇率差额。1946至1949年间，“国币”（“法币”和“金圆券”）一日数贬，侨批局套汇投机最活跃。侨批局将侨汇积压、延付数天或数月，用这笔钱进行外汇交易、金融投机，攫取巨大收益。这些侨批局，就是初代银行的雏形。
华人企业家建立专业化金融机构
闽南侨批业的发展形成了特定的华人金融汇兑网，侨批通过汇款和民信传递跨入国际行列，“水客”是金融使者，侨批局是金融驿站，两方协力，逐渐建立起福建与东南亚的华人金融商贸网络。
这条海上金融网络不是孤立的，而是建立在移民和贸易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实体经济发展之上的。随着东南亚殖民地经济的大发展，东南亚华人实体经济也随之大发展，与商业、加工贸易、制造业、旅游服务业和房地产业发展相匹配的金融业自然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现代化的经济竞争显得更加激烈。随着更大规模的中国人下南洋参与到现代化的经济竞争进程中，使得中国货币经济与国际金融联系起来，东南亚华人金融商贸网络的成形，既带动了华人移民量的增多，更又因华人企业规模的扩大，地域也由东南亚地区扩展到欧美等地区，进而形成了以东南亚为中心，连接中国，延伸到世界的全球华人金融网。这些金融网为“一带一路”打下了良好的贸易基础。
随着海上金融网络的逐渐扩大，有实力、有战略眼光的华人企业家不仅发展实业经济，而且谋求开办独立的金融集团或在原有的企业集团内部建立专业化的金融机构。例如，1912年陈嘉庚与林文庆、林秉祥等侨商合资创办华商银行，成为新加坡较早成立的华资银行之一。1932年10月该行与和丰银行、华侨银行三行合并正式并入华侨银行有限公司。陈嘉庚公司成为实业与金融并举的华人集团公司，也带动更多的闽南老乡下南洋投靠他谋生。
20世纪初，在东南亚的华商吸收西方的先进银行技术，结合自身实际，开始创办了华人自有的华资银行。在新加坡，1903年出现了第一家华人银行——广益银行，接着四海通银行、华商银行、和丰银行和华侨银行相继成立。在印尼，1906年成立黄仲涵银行。在泰国，1908年成立暹华银行、顺福成银行。在菲律宾，1920年中兴银行成立。在这些银行当中，新加坡和丰银行是东南亚华资银行中发展国际性业务的第一家，由闽南人林秉祥、林秉懋兄弟发起并1917年创办，总行设在新加坡。该行在东南亚，在欧美的伦敦、纽约、旧金山，在厦门、福州、汕头、北京、上海等地设有分支机构或汇兑处，可以直观证明当时华侨足迹与整个侨批网络已扩展至欧美地区。
侨批业务是中国金融史上国际汇兑业务的一种民间创新，在中国处于劣势经济的环境下，海外华人吸收引进西方先进的操作手段，改良创新，优势互补，使侨汇业务覆盖了华南地区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搭建起一条独特的华人“海上金融之路”，为当时侨乡民生与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对于促进中国金融业改良与发展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