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侨汇推动厦门经济发展
文/ 司雯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使得华侨与侨乡的联系日益紧密，帮华侨递送侨批的组织由早期零散的“水客”演变成为正规的侨批局，侨批业迎来了繁荣的时期。鸦片战争后，厦门成为闽南地区极其重要的商贸港口，闽南地区的侨汇又以汇入厦门的最多，因此，侨汇对近代厦门的建设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近代厦门的繁荣是由侨汇缔造的。
福建南部（闽南）为我国重点侨乡。据不完全统计，在鸦片战争后百余年间，有百余万闽南人经由闽南对外交通口岸厦门移居世界各地，尤其是东南亚一带，形成数量可观的海外闽南华侨。背井离乡的华侨经过长期的奋斗，逐渐发展为一股不可小觑的经济力量。虽然他们远在海外异乡，但亲人的饥寒、家乡的发展、民族的安危和祖国的发展，无时无刻他们的心不牵挂着。通过侨批业邮寄侨汇就成为华侨赡养亲人、建设家乡、支援祖国的最好办法。
据史料统计，厦门侨汇总量约占福建侨汇总量的85%。巨大的侨资，带动了厦门城市多方面的发展。
侨民往来带动厦门海洋客运业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焦建华指出，厦门因区位优越、闽南侨民出入境频繁、较早被纳入世界市场体系，因而成为近代闽南侨批网络中的重要节点，是侨批转递不可或缺的一环。而正是凭借这独一无二的支点地位，厦门在对外开放中走在前列，在经济交往中承担着劳工输出、信息交流与贸易转口等重要职能。
早在17世纪后期，厦门“港中舶炉罗列，多至万计”，已发展成中国东南沿海贸易中心，成为福建南部对外交通之门户。故时人有诗赞美厦门云：“分抱东南接大荒，八闽门户此雄疆。”鸦片战争后，厦门被辟为五个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自然成了移民出入之口岸。从1845年—1949年的百余年间，闽南华侨总数高达120多万。其中经由厦门出入国的流动人数，总数约达970万，平均每年9.2万人。
于是，作为闽南华侨的出入口岸，厦门近代航运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厦门海洋客运业便应运而生，迅速发展起来，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迅速完成从帆船客运向轮船客运的转变。
随着近代厦门海洋客运业的发展，海外华侨也携带着侨资投资开拓这一行业。焦建华说，早在1875年，侨居槟城的富商丘忠坡就开设了“万兴船务行”，置有七八艘轮船。其中有“漳福建”“漳海澄”等轮船专门经营厦门至新加坡航线的业务，并在厦设立代理处。其后则有侨居仰光巨商林振宗置办了“双安”“双美”和“双春”等大型轮船，经营厦门与东南亚各地间的客货运输业务。1912年，侨居新加坡巨商林秉祥继承其父林和坡开设的经营船务兼进出口业务的公司，扩充为“和丰轮船公司”，并在厦门设立代理行——和通公司。该公司拥有“丰平”“丰华”和“丰庆”等中型客轮，定期航行于仰光、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厦门之间。除上述外，在厦门经办航运业务的还有侨居菲律宾的吴云择开办的“福记轮船公司”，吴汇祝、吴安禄等开办的“安记轮船公司”，蔡本油等开办的“锦丰船务行”，吕仲文、陈伯林等开办的“协顺公司”和“厦门轮船公司”，以及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李光前等于1947年合办的“华侨航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华侨自身投资创办经营厦门与南洋航线的轮船公司，更进一步说明了华侨与近代厦门航运业发展间的密切关系。
侨汇集散促进厦门金融业
航运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侨批网络的扩大。这些不断扩张的侨批网络，带来了数量极为可观的外汇资金。外汇资金的流动让国内外知名银行纷至沓来，进一步促进了厦门金融业的发展，使之成为闽南地区的金融中心。厦门海关税务司卓尔敦在其报告中谈到厦门金融业时说：“厦门（金融）市场受每年海外华侨汇款多寡的影响。侨汇是本地金融业的支柱。”
最早在厦门建立近代银行的是汇丰银行。该行于1873年9月在厦门设立代理处，1878年改设分行。汇丰银行厦门分行初开张时号称资本50万元。其主要业务除一般贸易汇兑（主要是茶叶贸易）外，就是海外华侨汇款。该行于1878年开始在厦门发行以西班牙本洋为单位的“银圆钞票”。到80年代中期，在厦门发行的钞票已达60万元～70万元。出口茶叶和海外华侨汇款均以“银圆钞票支付”。1886年12月，该行经汇的海外华侨汇款约有120万元～130万元。可见汇丰银行在厦门的业务与侨汇密切相关。
1915年5月，中国银行在厦门设立分号。1921年改为厦门分行，翌年又在鼓浪屿设办事处。该行在厦门开业后，就先后委托香港交通银行和港商代理东南亚华侨汇兑业务。
随后，厦门吸纳的侨汇数量急剧增加，在此刺激下，厦门新式银行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尤其是出现了一批海外华侨投资创办的新式银行。如1920年6月设立的厦门商业银行，1922年7月设立的中南银行厦门分行，1925年3月设立的华侨银行厦门分行和同年8月设立的中兴银行厦门分行。这些银行或为海外华侨独资创办，或为海外华侨投资参股创办。其业务都与解付海外华侨汇款相联系。
20世纪30年代后，厦门侨汇数量进一步增长。于是，厦门新式银行业更有长足发展。仅1934年就有交通银行厦门分行，中国农民银行厦门分行、中国通商银行厦门分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厦门分行、中国实业银行厦门分行等5家银行开办。厦门新式银行总数也逐年增加：1931年为8家，1933年为10家，1935年为14家，1936年为16家。究其原因，厦门海关税务司在其报告中说得极明白：“大量银行的存在是本口岸突出特点。这是每年从南洋汇来大量汇款的产物。”
随着30年代厦门新式银行的迅速发展，旧式钱庄便逐渐衰落了。据海关报告，1933年厦门尚有钱庄90家，1935年减少到32家，1937年则仅剩19家。
侨汇流入助推厦门城市建设
经济与金融的活跃也刺激了厦门城市的发展。随着侨汇不断流入，厦门多个产业成为华侨投资的重要对象。
林金枝《论近代华侨在厦门的投资及其作用》一书中记载，厦门投资占华侨在福建投资总额的62.88%，占全国总数的12.49%，名列全国之榜首。这些投资分布于厦门交通运输业、近代工商业、金融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等各经济领域，对近代厦门城市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尤以城市建设方面的投资最多，约占总投资额的73.07%，影响也最大。在1927年首次实行市政建设以前，厦门市容堪忧，后来由于侨汇的参与，厦门城市建设有了很大改观。1927年—1932年厦门进行市政建设时，吸引了大量的华侨前来投资。据估计，1927年—1937年，华侨在房地产投资的户数达2145户，投资金额为4500万银圆左右，占这一时期华侨投资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房地产投资对于厦门市政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据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戴一峰介绍，1920年春，由于地方有识之士的倡议，一场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拉开序幕。以地方富绅林尔嘉为会长，印尼归国侨商黄奕住为副会长的“厦门市政会”宣告成立。该会负责厦门建设工程的审议和筹款。另成立一个“厦门市政局”，负责执行施工。从1920年夏工程开始实施到1938年日军攻陷厦门，厦门新修筑了51条路（段），总长约740公里。此外还修筑了长约2.86公里的鹭江道堤岸，开辟了占地1335公亩的中山公园。厦门的市容因此焕然一新，成了福建南部第一个具有现代风貌的城市。与此同时，厦门还开辟了32处新区，总计113807平方丈，大大扩展了市区范围。
这项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外华侨投资。据统计，整个工程耗资约1330万元，其中海外华侨的投资约占60%～70%。正因此，1937年厦门海外华侨公会在呈送福建省政府的咨文中称：“查厦岛自开辟马路，改良新市区，旅外华侨不惜以多年勤苦粒积之金钱，返国投资。重金购买地皮，建筑新式楼层，繁荣市区，提高厦岛地位。虽然政府提倡有方，倘非华侨热心桑梓，踊跃投资，则建设新厦门恐非易事。”
1920年开始兴起的这项改造厦门市容大工程，促发了海外华侨对厦门房地产业的投资热潮。
海外华侨投资厦门房地产业最早始于民国初年。1918年侨居越南的黄文华在厦门设立“黄荣远堂”，经营房地产业。同年，从印尼回国的黄奕住买下鼓浪屿洋人球埔南侧的原德记洋行二老板的产业，兴建了南、北、中三座别墅式洋楼。1920年，黄奕住又在鼓浪屿田尾滨海地带，买地兴建“观海别墅”，并在鼓浪屿三丘田、车山顶、梨仔园、新路头、旗山路等地购买住宅，在鼓浪屿临鹭江东侧购买大片荒地，开辟一条街道，名“日兴街”，街道两侧盖起了一排二层楼房出租，形成规模较大的房地产业。
1920年厦门改造市容的工程实施后，由于有大批旧房屋拆除以及大片新开辟地区的出现，客观上为海外华侨投资房地产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海外华侨纷纷投资在厦门设立房地产企业。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1935年，厦门共有19家海外华侨投资设立的房地产公司。
从上述可知，厦门近代城市建设的发展，实与海外华侨的投资密切相关。举凡城市道路建设、房地产业推动与发展，无不依赖于海外华侨投资。
侨汇投资提升厦门产业发展
厦门产业发展，往往与海外华侨经营领域与优势一脉相承，怀揣乡愁的闽籍华侨通过侨批网络将先进的经验、技术和丰厚的资金带回了厦门，为厦门优势产业发展引来了“源头活水”，获取世界发展的红利。
随着20世纪20年代后期厦门棉布业的繁荣，1929年同时有两家织布厂创办：厦门民生布厂和厦门民光布厂。这两家织布厂，都为华侨所创建，每年的货物除销售厦门本市外，还远销南洋群岛。
再如近代厦门的食品加工业。1908年，罐头厂“厦门淘化公司”成立。这是海外华侨投资厦门工业的第一家工厂，也是抗战前厦门最大的近代工业企业之一。1911年，杨格非因与大股东不和，离开淘化公司，与陈嘉庚合资创办了另一家罐头厂“大同公司”，以后两家公司均有所发展。1927年，淘化、大同两厂合并为“淘化大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集聚更多，销路更好。除原鼓浪屿、厦门岛两个厂外，还在温州和香港九龙增设了两个分厂。据史料记载，该公司的制品主要销售国外，消费者绝大部分是华侨，其销路遍及东南亚各地，产品“宝塔牌”酱油曾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在海外华侨投资厦门各个产业中，对厦门近代公用事业的投资及其发展特别引人注目。近代厦门三大公用事业，即厦门电灯电力公司、厦门自来水公司和厦门电话公司，都是海外华侨投资经营的，三家公用事业都采用现代技术和管理制度。如厦门电话公司原是林尔嘉创办，1921年，黄奕住承盘了该公司，并改磁石式为供电式，大大改进了技术设备。1922年，黄奕住又收买了原日商川北公司创办的鼓浪屿电话公司，并从美国购入新式机电设备，铺设厦门至鼓浪屿海底电缆。于1924年1月实现了厦鼓通话。1930年，该公司在厦门禾山创设禾山公司，翌年又在漳州成立通敏电话公司。同时在石码、海澄、浮宫、南靖等地设立交换所，初步建成了厦门与漳州的长途电话通信网络。
侨汇寄回掀起兴办教育之风
除了推动厦门产业和城市发展，侨汇还有一个重要属性就是赡养在厦侨眷。
近代的闽南侨汇绝大多数流入农村地区，作为侨眷的生活费用。据估计，近代厦门有80%的家庭需要依赖华侨汇款维持生活。1934年，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中写道：“华侨家庭每月平均收入是66.2元，其中53.9元来自南洋汇款。”此外，书中描述，据对1935年间每100户非华侨家庭与华侨家庭月生活费的调查显示，非华侨家庭月收入14.99元以下者高达52户，占半数；月收入在35元～80元的户数仅有9户。而华侨家庭月收入19.99元以下者仅有17户，月收入在20元～49.99元者有49户，月收入在50元～250元者有34户。可以看出，侨汇对于华侨家庭生活的改善作用十分明显。
此外，除生活费外，侨汇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来进行房屋建设。华侨将侨汇寄回乡以后，为了彰显其华侨身份以及炫耀乡里，最直截了当的方法就是建造房屋。在侨乡，修盖房屋是一种“人人都能看得见”的炫耀品，以房屋夸耀乡里则是华侨社区的一种普遍风气。《福建华侨汇款》的作者郑林宽先生曾说：“过去有过好几次机会到闽南沿海一带旅行，沿途都有许多红砖高楼矗立在村头村尾，一望而知是受了西洋影响的华侨住宅，这些住宅的主人或许还在南洋。”侨汇使得近代厦门出现了许多南洋风格的建筑，如今，思明区中山路的骑楼群与鼓浪屿的华侨洋楼，正是于此时期大量兴建的。
寄回来的侨汇，除了赡养亲人外，还有部分用于兴办厦门的文化教育、改善医疗卫生、支持公益慈善等项目，这部分侨汇在培养人才、救死扶伤、稳定侨乡社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中，兴办教育以陈嘉庚最为突出。“民国光复后余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自量绵力，回到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1913年，集美小学落成。此外，由于当时全省师范学校仅有福州一校，陈嘉庚认为唯有“先办师范学校，收闽南贫寒子弟才志相当者，加以训练，以挽救本省教育之颓风”，便在新加坡募集4万多元，于1917年派遣其弟敬贤回国，负责建校事务，集美学校师范部于1918年落成，是为今日集美大学之前身。1919年，陈嘉庚感念“闽省千余万人，公私立大学唯有一所”，决定倡办厦门大学，并率先认捐100万元开办费，后复认300万元经费。此外，陈嘉庚还积极在南洋募捐建校款额。在其努力之下，厦门大学于1921年4月6日举办开学典礼。
戴一峰指出，近代厦门作为闽南华侨出入之口岸、消费之市场、投资之场所和汇款之集散地，其城市经济的发展深受闽南华侨影响。是闽南华侨的流动促进了厦门海洋轮船客运业的发展并带动了近代厦门航运业；是闽南华侨特殊消费市场的存在促进了厦门与东南亚的贸易以及国内贸易的发展，并带动了相关的近代工业的发展；是闽南华侨的投资促进了厦门近代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了厦门近代公用事业、城市道路和楼房建设的发展。凡此种种，无一不有力说明了闽南华侨与其侨汇给近代厦门带来了新的活力。
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指出：“没有南洋，就没有今日的厦门。”事实上，相较于其他城市，近代扶持厦门经济发展的资本的确更多集中在侨资，这也充分彰显了侨批网络对推动厦门经济较快发展的卓越贡献。厦门依靠以华侨华人为基础构建的华商网络，让数量庞大的侨汇资本流入，也让近代厦门同东南亚地区构建了经济交流纽带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