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舒萍

来到漳州东山岛，总绕不开两个刻骨铭心的名字——“寡妇村”与“东山戍守台湾将士墓群”。它们如同东山这片土地上无法抹去的伤痕，静静诉说着历史的沧桑与家国的悲凉。

东山迁台记忆，见证两岸血脉情缘。图为东山专题档案文献展展厅一角。

历史上，东山曾有过六次大规模迁台的记载。郑成功收复台湾、施琅统一台湾时，东山无数儿郎随军出征，赴台戍边。而在明清两百多年间实行的班兵制下，至少有一万六千余名东山官兵先后驻守澎湖。清末东山乡贤马兆麟不禁悲怆赋诗道：“重洋百里戍台湾，艋舺澎湖递换班；二百年来人事变，征夫休唱念铜山！”这是对戍台班兵的生动写照。那些终生无嗣、客死异乡的班兵，魂归东山，长眠于这方热土，也由此留下东山戍台将士墓群这座历史丰碑。

然而，东山记忆中最为惨烈、最为揪心的迁台故事，发生在1950年5月10日至11日。国民党溃退台湾前夕，在东山岛疯狂抓丁，强掳近4000名东山子弟，成为东山迁台历史上规模最大、创伤最深的一次兵灾。“寡妇村”的悲名，从此镌刻进了东山人的集体记忆。自此，东山也成为大陆去台人员最多的县份之一。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在台东山籍台胞达30万人，已超过漳州东山祖籍地。

七十五年风雨沧桑，那些关乎骨肉离散、家国悲欢的故事，正随着亲历者的老去而濒临消逝。抢救这段记忆，刻不容缓。怀揣“用档案说话、让历史发声”的初心，历时三年，2025年5月12日，在东山县解放75周年纪念日这个特殊而庄严的日子里，《闽台家书故事集》正式首发。那一封封家书背后的悲欢离合，那一段段真实可触的历史，被重新激活，让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得以被更多人看见、触摸、感悟。

历时三年

走遍全县61个行政村

“三年来，我们编委会的同志走遍全县61个行政村，采访过上百位台属、台胞、台眷，受害者、亲历者、见证者，对一些重要的人和事采取进村入户采访、查阅当地户籍、田野调查、比对历史档案资料等方法深入剖析。进一步厘清1950年东山县解放前后抓壮丁的基本史实。”《闽台家书故事集》执行主编李鸿耀表示道。

《闽台家书故事集》的编写始于2022年12月。漳州市东山县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林镇才与李鸿耀提出：既然手头已征集到500多封两岸家书，能否从这些家书中挖掘故事、整理情节，汇编成书？这一提议赢得广泛认同。

东山县档案馆召集了10位本地作者组成编委会，其中包括作家、文史工作者和高校教师。写作之初，编委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并非每封家书都蕴藏着故事，大量家书内容多为家长里短，写的是日常琐事：如家中父母是否安康、妻儿近况、台湾的生活变迁、故乡的变化等。面对这浩繁却可能零散的“记忆矿藏”，编委会果断启动抢救性筛选—— 从中精准识别那些隐含重大历史转折、个体命运跌宕和深沉家国情怀的信件线索。

三年间，编委会成员深入东山县61个行政村，开展田野调查和入户访谈，力求正本清源。他们澄清了许多人对抓壮丁的误解——误以为1950年这场兵灾只发生在铜钵村，事实上，波及整个东山岛，面广、量大，远超人们的想象。“当时，东山县有61个行政村、5条街道，总人口是8.6万人，仅1950年5月10日至11日，被强行抓壮丁达3974人，遍布在全县46个行政村和5个街道。也就是说，东山县只有 15个行政村，没有被抓壮丁。”李鸿耀介绍说，历史上，东山的抓壮丁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情况差异显著。第一阶段是1945年至1949年，这期间国民党在东山抓了一些壮丁，但总体性质仍偏向服兵役形式。征兵多采取“抽丁”方式，给发少量军饷，尚谈不上野蛮。1945年至1949年间去台人员总数669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文职人员。

第二阶段是1950年5月10日至11日，东山解放前夕。这是最严重、最集中的抓壮丁时期。国民党在退守东山时，为扩充兵源实施强行抓丁，仅两天时间就掳走3974人。全县61个行政村和5条街道中，有46个村、5条街道遭遇抓丁。这次抓壮丁的野蛮和灾难性质，远超前后其他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1953年7月15日至16日，在这场36小时的战斗中，国民党抓走壮丁131人，其中一部分是国民党要败退时顺手牵羊，一部分是因为自身成分问题自愿随军赴台。

14岁的少年壮丁

纠正年龄偏差

在之前的历史档案中，东山县解放前后被抓壮丁的记录年龄最大55岁，最小17岁。通过调查采访，编委会挖掘到在1950年那一场“兵灾”中，最小年龄只有14岁，名为李登坤，出生于1937年7月7日，现年89岁，仍然健在，定居在台南市。这名少年壮丁正是李鸿耀的亲叔叔。

“我父亲比叔叔大6岁，是抓壮丁的重点对象，为了逃避抓丁，我父亲与他的堂兄连夜逃到隔壁的云霄县，当时云霄县已经解放。我的叔叔则是躲在家中的一个神龛上，结果还是被抓了。”李鸿耀讲述时不禁唏嘘。

李登坤被抓后，从此音信全无，李家陷入长达数十年的苦盼。李鸿耀的祖母每到冬至，便在磨糯米浆时取一小部分晒干，用布包好留作来年的“酵母”，寓意亲人尚在外未归。每逢除夕，她总在团圆饭桌上多摆一副碗筷、一把汤匙，以寄托对远在天涯亲人的思念。祖母每每默默垂泪，有时更是失声痛哭。“小时候，我一直弄不明白这是啥意思？大年三十，一家人团聚，应该高高兴兴吃年夜饭才对呀！”李鸿耀直到长大才明白，这都是因被抓去台湾的叔叔而起，那副碗筷，留的是一线骨肉情，等的是归家的足音。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李鸿耀的祖父祖母相继辞世，“他们是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我的祖母临终前还一直呼唤着我叔叔的名字，吩咐我的父亲有生之年，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我的叔叔。”

1992年秋，李登坤回乡与兄嫂一起“答谢天恩”。

直到1987年，两岸开放台湾老兵回大陆探亲后不久，李家终于等到了一封家书：李登坤还活着。1992年初秋，李登坤重返故乡，阔别42年后亲人终于重逢。“当我陪同我的父亲到汕头海关，迎接他们的时候，我的父亲与叔叔老泪纵横，相拥而泣，久久不敢放手，此情此景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作同胞手足之情。”李鸿耀回忆道。

李鸿耀的堂伯林浓富（中）从新加坡前往台湾探望李登坤一家。

李登坤回乡后，重点办了三件事：一是按照家乡的风俗习惯，杀猪宰羊，答谢天恩；二是在城垵村“李氏家庙”宴请所有族亲，感谢他们对家庭的照顾；三是上我们家的祖坟去祭拜父母双亲。那一天，李登坤在双亲坟前跪地失声痛哭，久久不起，口中哽咽着诉说自己的不孝与思念，临别时，他从父母坟上取下一抔黄土，用红绸缎包好，并且从父母双亲神龛的香炉里，带走一小包香火，要带回台湾祭拜，不忘根，不忘本。

李鸿耀与叔叔李登坤（左）在台南家中彻夜长谈。

李鸿耀先后去过台湾5次，其中有2次去看望叔叔。据李登坤讲述，同许多被抓壮丁的人一样，李登坤先是在金门军训，两三年后，被转移到台湾本岛继续当兵，直到有一次在军训中受伤了，才退伍到台南市电信局当技术员。

守望一生

“活寡妇”先后作古

东山“寡妇村展览馆”一角“今夜又中秋，佳节难聚首，月色虽依旧，霜雪已满头”“妻在海峡西，夫在海峡东，日日盼夫不见夫，共望海峡水”……这些至今仍在东山岛民间流传的歌谣，诉说着当年多少分离夫妻的凄楚。

这些寡妇命运有三：一是永别的孤寂，二是被迫的“一夫两妻”，三是迟暮的团圆。编委会在采写时，东山尚有五位百岁老寿星健在，也就是俗称的“活寡妇”，她们是那段不可再生历史的最后亲历者。亲营村108岁的林英兰、康美村103岁的林沈美菊、铜钵村103岁的陈钱岗、岱南村101岁的谢瑞菊、古港村100岁的黄甘珠，每一位老人的离去，都意味着一段鲜活记忆的永久湮灭。

《闽台家书故事集》编委会从东山县档案馆征集的500多封家书中挖掘人物故事。

这是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抢救战。编委会争分夺秒，倾尽全力进行抢救式记录：采集她们的口述历史，抢拍照片，留存下无比珍贵的影像资料。然而，时间无情，2024年5月10日，东山岛最后一位“活寡妇”林沈美菊老人也溘然长逝，更凸显了抢救工作的刻不容缓与弥足珍贵。

黄甘珠老人的故事，是这段历史悲情缩影之一。编委会先后三次对她进行采访。最初，编委会因一条“东山去台探病第一人”的线索前去采访黄甘珠的儿子张大桂。在采访中，团队发现张大桂并非真正的“探病第一人”，但陪伴在他身边、静静倾听的那位老人——他的母亲黄甘珠，引起了编委会的关注。黄甘珠自25岁起守寡，她的坚忍与无私付出，深深触动了采访组。于是，笔锋转向黄甘珠——一位普通东山妇女数十年苦难守望的故事。

去台人员沈木花回乡后用洞箫吹奏《喜团圆》。

黄甘珠是童养媳，与丈夫张龙盛青梅竹马。1950年5月，张龙盛被抓壮丁，长子张大桂年仅5岁，身怀六甲的黄甘珠，一路哭喊着追赶押送队伍，张龙盛在海浪声中向她留下诀别之语：“照顾好自己和孩子，穑场（闽南东山方言指农田），就给其他亲人去做吧……” 

生活的重压与锥心之痛，最终连那降生不久的新生儿也未能留住。 在失去丈夫的深渊里，又叠加了丧子的剧痛，黄甘珠的世界几乎被彻底击碎。然而，正是这位在双重打击下几近倾覆的母亲，却以钢铁般的意志选择了坚韧，独自扛起抚养儿子张大桂的重担。

两岸亲人渴盼团圆，多少人盼到的竟是清明节墓地上的“团圆”。

编委会的抢救式记录，从张大桂的记忆深处，打捞出了这份在苦难中淬炼出的伟大母爱： 他至今清晰记得，母亲如何省吃俭用，即便仅剩一小块地瓜，也总是默默留给他。

张龙盛在台湾终身未再婚，黄甘珠原盼夫妻终有一日团圆，等来的却是阴阳两隔。1990年11月，张龙盛病逝于台北，享年71岁。2023年7月25日，黄甘珠，这位古港村的“最后一位活寡妇”，带着一生的守望与遗憾，走完了百年坎坷路。

正如作者黄喜祖在《魂兮东岸，魂系故土》中所写：“这故事的生发、伤悲与哀伤，如同在心底打上了千千结的悲伤麻花。”而编委会的抢救工作，正是在这悲伤的麻花彻底散落于时光深渊之前，拼尽全力去系紧、去留存那最后一丝真实而滚烫的温度。

打造“迁台记忆”

档案工作新模式

港西村伍豪婆的儿子，结婚前夕被抓壮丁去台湾。伍豪婆坚信儿子会回来，买一猪仔养着，等儿子回来完婚时“拜天公”还愿。哪知，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公猪一天天长大、长肥，直到长出獠牙、无法动弹了，儿子还是没回来……

铜砵村黄阿庆、黄阿发兄弟俩先后被国民党“抓丁”，沈锦菊苦等丈夫三十年侍奉公婆、抚育养女、悉心照顾重病的小叔子，阿庆在古稀之年终于和妻子沈锦菊相聚，终得圆满……

日军侵占潮汕地区时，逃难到东山的谢隆坤，被礁头村黄宝华收养做干儿子，并改姓为黄隆坤，在东山娶妻生子；国民党抓壮丁期间，为报恩，替小叔去台当兵。两岸“三通”后，80岁高龄的黄隆坤从此有了三个“故乡”，时常往返于台湾、汕头和东山探亲。

一家四兄弟，三人被抓丁；父代子、弟代兄去台从军，从“家山梦里泪千行”的无尽思念，到迟来的喜相逢，这些故事串联起海峡两岸数十载的悲欢离合。正如一位104岁台胞携儿孙回乡认祖时所言：“根永远在大陆。”这简短的一句话，饱含深情，道尽无数游子跨越海峡、魂牵故土的心声。

在漳州市东山县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林镇才（左一）与李鸿耀（左三）的组织带领下，《闽台家书故事》编委会定期召开推进会，研读家书。

《闽台家书故事集》全书共20.25万字，48篇文章，字字写真情，句句映血泪。作者们以真实的题材为基础，采用记叙、口述历史，加之生活场景描写、人物刻画、心理描写等写作手法，让这段漫长而沉重的历史，在文字中鲜活起来。

2024年6月，“两岸同书 迁台记忆”东山专题档案文献展在东山县档案馆举办，省档案局局长陈熙满（中）出席开展仪式并致辞。自此，东山县构建了“一封信、一本书、一个展馆”的“迁台记忆”档案体系。

“写人间真情，写两岸骨肉亲情，每个故事都含着泪、裹着血。”作者黄喜祖道出了抢救工作的本质。黄喜祖的岳父沈振伟也是一名台属，他的哥哥沈振波于1949年被抓壮丁，从此一别天涯，音信杳然。1998年，一通又惊又喜的来电打破了长久的沉寂——“台湾客”沈振波回乡了。回到故乡的沈振波，鬓发染霜，父亲已作古，母亲年已垂暮，令他伤感的是，几十年来，对父母未尽到人子之孝；对弟妹，也未有丝毫提携与帮衬，一想起这些，沈振波无法释怀，不无涕泪满衣裳。这正是《闽台家书故事集》所记录的数千两岸家庭的缩影。那些故事里，有苦难的守望，有悲凉的告别，也有迟到的重逢与哀伤的圆缺。

2025年5月12日，《闽台家书故事集》正式首发。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林晓峰带领该会专家，前往东山参加新书发布会。

《闽台家书故事集》故事纵横百态，有人被抓丁时顶着“赤匪”之名，最终在台湾成为云林县兵役科科长，也并非所有去台东山人都经历了被抓壮丁的苦难。例如《墨宝情缘》的主人公何纯青，曾任民国时期东山县县长，是20世纪40年代东山一时的风云人物。1950年新旧社会剧烈变革中，何纯青带着家人匆匆离开故土，经香港辗转赴台。那一别匆忙而仓皇，唯独大儿子因腿疾被迫留在东山，成为他心头难解的牵挂。据悉，何纯青曾经想接大儿子去台湾，但终究未能如愿。思念与愧疚交织，他把于右任赠予的书法视作心灵的寄托和补偿，将其留作大儿子的“传手尾”，寄托父爱与乡愁。

寡妇村展览馆位于福建省东山县康美镇铜钵村。图为一楼展览馆序厅。

编委会的抢救工作并非止于文字，在采写《闽台家书故事集》时，同步建设了全国首个县级“东山迁台记忆馆”，构筑了“一封信、一本书、一个展馆”的“迁台记忆”档案体系。涉台档案也由原来的500多份拓展到6000多份，其中陈列在“东山迁台记忆馆”的实物、图片、书信、珍贵档案等达500多份。据悉，东山县档案馆正积极筹划以短视频、话剧、舞剧等创新形式动态活化。

图片  |  李鸿耀 欧东茵 谢汉杰 刘舒萍 寡妇村展览馆 东山县档案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