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舒萍
廖建平2023年赴新疆写生留影。
有些热爱，是注定要与生命缠绕在一起的——它们并非突然降临，也并非刻意追寻，而更像是潜伏在骨骼深处的某种回响，只待一个偶然的契机，便如春冰乍裂般苏醒过来，在此后漫长到足以模糊一切边界的岁月中，不动声色地重塑着一个人全部的生命轨迹。对于廖建平而言，绘画，便是这样一种存在。
他说过一句话，语气平淡，却沉得像是从一口深井里打捞上来的：“画画，决定了我的人生命运。”这绝非一句轻巧的感喟，而是一个人在穿越了时代的湍流、历经了人生的俯仰之后，回望来路时所能给予命运的最郑重的确认。舞台的灯光曾经照彻过他年轻的身影，军营的号角曾经磨砺过他尚显单薄的脊梁，千百年来氤氲不散的传统文化如细雨般浸润过他敏感而渴求的心灵——而最终，这一切纷繁的、驳杂的、滚烫的生命经验，都仿佛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过滤着、沉淀着，悄无声息地汇入他的笔端，在宣纸上洇开成一派苍润而深沉的山高水长。他把自己活过的日子，一笔一笔，悉数画进了山水里。
命运最初的伏笔
故事的开端，远不如后来的山水那般从容。廖建平出生于福建南平，那是闽北群山环抱中的一座小城，湿润的空气中仿佛天然就饱含着水墨的因子。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艺术的种子只能在逼仄的缝隙中寻找阳光——那时没有铺天盖地的画册，没有触手可及的网络教学，甚至连一本像样的素描书，对于许多心怀渴望的少年而言，都如同天边的星辰，遥不可及。可偏偏是这个一无所有的少年，被绘画那种神秘而不可抗拒的魔力攫住了整个灵魂。
最初的机缘，不过来自初中同桌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连环画。那是一种朴素的美，却足以点燃一颗同样敏感的心灵。后来，他正式拜入著名画家郑开初先生门下，而拜师这件事本身，便裹挟着那个时代特有的郑重与温情——父亲特地买了一斤肉，让他提着这份沉甸甸的“拜师礼”，走进老师的家门。先生不收分文学费，反倒为学生备好纸张与画笔。这种超越了物质交换的师徒情分，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被廖建平反复提起时，语调里依然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感恩。
在那个中国画仍然占据绝对主流的年代，廖建平所学却是西洋画——素描、油画、水粉，以及舞台美术。郑开初先生出身文工团，毕生与舞台布景打交道，因此廖建平从一开始接受的艺术启蒙，便与光影、透视、空间感紧密纠缠。这种独特的起点，像一枚隐秘的烙印，深深地刻进了他的艺术基因：许多年后，当他最终回归中国山水画的怀抱时，早年训练所赋予的那种扎实的造型能力与对空间的敏锐直觉，化作了他日后笔墨语言中最具辨识度的底色。而比技法更重要的，是郑先生那“与世无争，认真做事”的品格——这八个字，像山间最清澈的溪水，无声地流淌进廖建平的性情深处，沉淀为他此后为人从艺的底色。
1976年高中毕业后，他进入南平钢厂，被分配在石灰车间。那是一个与“美”毫无关系的地方——终日烟尘弥漫，机器轰鸣如雷，灼热的气浪扭曲着视线里的一切。可在别人下班休息、抽烟闲聊的间隙，廖建平却独自蹲在烧石灰的炉边，手执纸笔，对着那些粗糙的、毫无诗意可言的工业场景写生。工友们投来不解的目光，那个年代，这样的举动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有些可笑。有人问他：“画这些有什么用？”他答得干脆而坦然：“没什么用，但我喜欢。”正是这个“喜欢”——这个朴素到近乎执拗的、不指向任何功利目的的“喜欢”——如同暗夜中一粒倔强的火星，悄然改变了他此后人生的全部走向。
因为会画画，他被调到了宣传科，写标语、画宣传画。别人写标语要先打格子、描边，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他直接挥笔，一气呵成。1978年，廖建平参军入伍，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福州军区前锋文工团的话剧团舞美队。从钢厂的烟尘到军旅的舞台，他的人生第一次真正地与“艺术”二字郑重相逢。那是一个舞台美术仍主要依靠手工绘制的年代：远山、森林、海浪、台阶，舞台上一切令观众屏息的幻象，全靠舞美队员一笔一画地在巨大的景片上构建出来。他参与了《于无声处》《今夜星光灿烂》《婚案》《血刀》《梅花玉镯》《今天宣布爱情》《她含笑死去》等剧目的舞美设计，舞台上的光影变幻、空间纵深与色彩律动，如一场漫长的洗礼，悄然重塑着他对艺术的全部理解。
在行走与转身之间
20世纪80年代，随着部队调整，文工团裁编，廖建平转业回到地方。他曾有机会进入福州一家地方剧团，而恰逢剧团筹备赴新加坡演出——在那个出国机会如凤毛麟角的年代，这几乎意味着一条光芒闪耀的道路在他脚下铺展开来。他参与舞台布景绘制，以为人生将就此翻开新的篇章。然而，真正的融入远比想象中艰难：整个剧团几乎都讲福州话，那种隔着一层语言的疏离感，像一面透明的玻璃墙，让他始终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在他举棋不定之际，恩师郑开初的一通电话，像一根从故乡抛来的绳索，将他拉回了原点——他回到南平，参与了南平市南词实验剧团的筹建工作。
那几年的艰苦，如今说来已是云淡风轻。剧团条件简陋，人手紧缺，他既是舞美，又兼行政，灯光、道具、化妆、排戏，事无巨细，几乎全部扛在自己肩上。可也正是在那段忙碌得几乎让人喘不过气的岁月里，他对舞台艺术与地方文化的理解，如一棵树把根须扎入更深的土壤，变得扎实而厚重。多年之后，南平南词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当年那些在艰苦中奔波与坚守的日子，早已在地方文化的长河中沉淀为一段珍贵而温暖的集体记忆。
1986年，命运再度将他推入一条新的轨道。他以人才引进的方式进入武警福建省消防总队，担任《福建消防报》的美术编辑、责任编辑和记者。此后的数十年间，他始终深耕在宣传文化的土壤里，为推动海内外的文化交流而奔走不歇。工作繁忙，琐事缠身，可他从未放下过画笔——那是他与世界对话最私密也最真诚的方式，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和各省市展览并获奖。
那些年里，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外出写生。为了捕捉长江沿岸的山水气象，他曾与几位画友一同乘船逆流而上。客船行至中途，江风猎猎，两岸青山如黛，他们索性在船舱里办起了一场即兴的小型画展。更令人难忘的是，那次旅程中，他们偶遇了一批从台湾返乡探亲的老兵。那些白发苍苍的老者，隔着一道海峡度过了大半生，此刻面对故乡的山水与画家笔下新鲜淋漓的水墨，激动得难以自持，感慨着难得见到大陆画家现场挥毫，特意恳请他们留下作品作为纪念。那一刻，廖建平真切地感受到，艺术的力量从来不局限于纸面——它可以跨越政治的壁垒、时间的鸿沟，成为抚慰离散灵魂的一剂良药。也正是在这样一次次行走、写生、交流与偶遇之中，他的艺术眼界，如江面一般，不断开阔、延伸，最终与天际相接。
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工作的日益繁重，廖建平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创作的瓶颈期。那种力不从心的焦灼，每一个在艺术道路上跋涉过的人都不陌生。他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与广阔——那是一片比西洋绘画远为幽深、远为玄妙的领域，它要求的不仅是一双会观察的眼睛，更是一颗被岁月与学问反复淘洗过的心。从1996年开始，他跟随香港著名诗人、书画家叶玉超先生走访福建各地，潜心学习古玩鉴赏。古陶瓷温润的釉光、诗词平仄间流动的气韵、书法线条里隐藏的骨力……这些看似与绘画迥然不同的领域，如一条条隐秘的支流，源源不断地汇入他的艺术认知体系，将他的审美视野滋养得日益丰饶而深邃。
这期间，他还参与推动了著名美籍华人画家丁绍光赴福州办展的整个过程。福建师范大学希望邀请丁绍光担任客座教授，而丁绍光提出，须先在福州举办一次大型展览。于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协调战悄然展开。廖建平奔走于各方之间，疏通环节，联络资源，还亲自联系出版社策划展览画册，最终让这场展览得以圆满落地。这段经历，让他得以近距离观察一位享誉国际的艺术家如何与体制、市场、文化多方博弈，也让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与传播，有了更为冷静也更为深切的体认。
“用阅历去画画。”这是他后来常常提起的一句话，简短，却重若千钧。半生的行走，半生的积累，所有看过的风景、遇过的人、读过的书、把玩过的旧物、经历过的起落，都在暗中为他铺设着一条回归的道路——那条路，通往中国山水画最深沉的腹地。
廖建平作品《闽山秘境》。
新山水与画不像
2018年退休之后，许多人以为，廖建平终于可以歇一歇了。然而恰恰相反，他反而如一根被压紧太久的弹簧，释放出了令人惊叹的能量，进入了一生中创作最为狂热的时期。每天清晨七点，他准时坐在电视机前，收看书画频道的《空中美术学院》节目。画面一帧帧流过，他便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节目一结束，立刻铺开宣纸，开始练习。上午、下午、晚上——一日三段光阴，几乎全部交付给了笔墨。一年下来，竟画了八九百幅作品。长时间伏案，对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而言，无疑是极耗心神的。可他却沉浸其中，乐而忘返，仿佛在与时间进行一场沉默而执拗的赛跑。“高强度未必一定成功，”他说，“但没有高强度，一定不会有积累。”这句话里，藏着他对自己近乎苛刻的诚实，也藏着他走过了大半生之后对“功夫”二字的终极理解。
从西洋画转向国画，对廖建平来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画种切换，而是一场从技法到观念、从视觉到心灵的全盘重构。他如饥似渴地观看各种高质量画展，多次前往北京中国美术馆参观重大美术展览，和中央美院的师生交流。尤其对那些历经时间淘洗的历代画家收藏展情有独钟。在他看来，看画这件事，从来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消遣，而是在用一种沉默的方式与古人的灵魂对话——看得多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便会像雾气一样，慢慢从心底升腾起来，笼罩住握笔的那只手。中国画讲“气韵生动”，讲“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种如禅宗顿悟般的直觉，不是教科书能够传授的，只能靠数以千计、万计的画面反复冲刷视网膜，才能一点点渗透进血液里。
起初，他也曾反复追问自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语言，到底该如何融合？西洋画强调透视、结构与光影，一切都指向理性与精确；中国画则追求气韵、意境与留白，一切的归宿都在“似与不似之间”的那份微妙。后来，他在漫长的实践与体悟中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艺术走到高处，东西方其实是相通的——西方艺术在经历了古典的精确描摹之后，同样走向了精神表达的深处；而中国画千百年来的核心追求，从来都是超越形似的意境与气韵。真正重要的，不是“画像不像”，而是作品里有没有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精神世界。这个认知一旦确立，他面前的道路便豁然开朗了。他开始一边临摹传统画谱，从中汲取千百年来积淀下的笔墨法度与文人精神；一边又大胆地保留着西洋画训练赋予他的空间感与构成意识。于是，一种独特的山水面貌，在他的笔下慢慢浮现——墨色苍润，如山间饱含水汽的云雾；山势开张，带着一种近乎现代建筑般的视觉张力。传统的气韵与现代的结构感在他的画面上达成了一种奇妙的平衡，有人因而评价，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新时代、新山水”的气象。
然而，廖建平自己却始终保持着一种近乎执拗的谦逊。他深知，真正的中国画，绝不仅仅停留在笔墨技法上——那只是最浅表的一层。在这之下，是文化的厚度、哲学的深度、人生感悟的温度，那才是真正决定一幅作品成色的东西。他说过一句话，朴素却足以令人深思：“画正像，学三年；画不像，要学三十年。”在旁人听来，“不像”或许是一种挫败；但在他这里，“不像”并非画坏了，也并非技不如人，而是一个画家开始告别对物象的亦步亦趋、走向个人精神世界自由表达的标志。“不像”的背后，是画家开始画自己看见的世界、感受到的世界，而不是所有人眼中那个千篇一律的世界。
如今，年近古稀的廖建平依然每日伏案作画。有人劝他歇一歇，喝喝茶，聊聊天，安享一个寻常意义上的晚年，他却总是笑着摇头，说：“别人喝茶聊天是人生，我画画也是人生。”对他而言，绘画早已不是一种爱好、一项技艺，甚至不是一份事业——它就是生活本身，是存在的状态，是呼吸，是心跳。
2020年8月，“东南墨韵画展”在福州三坊七巷开幕，廖建平与多位当代画家的作品一同展出，引起广泛关注。此后，也曾有人热心地劝他，趁热打铁，办一次盛大的个人画展。可比起热闹的开幕式和琳琅满目的展厅，他似乎更愿意把作品放到网络平台上，与那些素未谋面却心意相通的陌生人，隔着屏幕共享一片山水。常常一幅作品发出，便有近万人浏览，评论区里，那些长长短短的感悟与留言，如雪花般飘落。对这位始终埋首案前、不事喧嚣的老人而言，那些从虚拟空间深处涌来的共鸣与温度，早已构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展览”——无声，却辽阔；不设开幕式，却永不落幕。
回望廖建平这一路，从钢厂的烟尘中起步，在军旅的舞台上淬炼，于行走的岁月中沉淀，最终在退休后的寂静中爆发，他的每一步都与“坚持”二字紧密缠绕。他并非横空出世的天才，也从未站在风口浪尖之上；他只是一个认准了一条路便再不肯回头的普通人，用一生的长度证明了那个最朴素也最深刻的道理：在艺术的疆域里，从来没有捷径，也绝不存在侥幸，唯有深深地、持久地、不计回报地耕耘下去，让岁月把一个人所有的经历、情感与思考层层叠加、反复发酵，才能最终在那方寸宣纸之上，酿出属于自己也属于时代的、独一无二的山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