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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影的敬仰,从小养成

来源: 2019-12-05 12:52

电影院管理员、影片发行、电影宣传、市场运作……40年来,徐鹭雄的工作都绕不开电影这两字。徐鹭雄既是一名老影迷,又是几十年来厦门电影发行放映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

在徐鹭雄的记忆中,过去电影产量少,几乎是出来一部大家就追捧一部,每天售票窗口都排着长长的队,常常一票难求。更有趣的是,当时那么多家电影院只有一盘胶片,这家放映完了,马上要派人骑自行车赶往下一个影院,轮流放映。说起厦门电影放映发行的点滴,徐鹭雄如数家珍。

 

电影放映时间早

从过去的胶片放映,到如今电影数字放映,电影放映的清晰度在设备的革新中不断提高,而声光的质量也更有保证。徐鹭雄说,以前的电影胶片很难保存,占地方不说,只要保存不恰当,在放映时就容易造成画面不清晰;而如今的数字电影放映设备,影片只需要保存在一个数字硬盘中,不仅方便携带,而且容易保存。

厦门非凡的电影历史,从其辉煌的发行放映史说起。 厦门在中国电影诞生十几年后就拥有了电影院,而且不止一家可以跻身国内现存最古老影院的行列。厦门的电影发行放映事业已有100年以上的历史。

百年电影发展史中,厦门电影同样经历着由短片到长片、无声到有声、黑白到彩色等诸种技术演变。诚如徐鹭雄所言,厦门电影的发行放映史,有据可查,有史可阅。徐鹭雄告诉记者,厦门开始电影放映,最早出现于1907年。当时的中华茶园(中华电影院的前身)就开始放映了一些影片,给前来泡茶的客人观看。更为正式的电影放映是1918年,其时位于小走马路上的“基督教青年会”为教友放映圣经故事和一些外国风景纪录片,后来因为看影戏的外来人越来越多,青年会更是开始对外售票。但由于场所小,又非营业性质,青年会的电影时映时停。几年后,该会才成立电影部,正式对外营业,并由此培养了一批电影放映员。

厦门电影放映如此,与其文化、经济的繁荣分不开。徐鹭雄告诉记者,因为开埠早,厦门开放、文明及商业繁荣程度高,码头周边高楼林立、商铺琳琅满目,电影院纷纷建起。上世纪30年代,在厦门老城区的繁华路段,相继出现了思明戏院、三春戏院、南星乐园、开明戏院、中央戏院、营平戏院、大同戏院、龙山戏院、新世界娱乐城等影剧院。如今,这些戏院有的历经改造,有的销声匿迹了。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有“万国租界”之称的鼓浪屿,就成立了“金星影片营业公司”,专门出租影片。据史料记载,1924年,鼓浪屿普育小学礼堂放映了国产片《大义灭亲》和《郑元和》。看到电影有利可图,1925年夏,在今中华路人民银行后面空地上,有人干脆搭起一座木棚作为临时戏院,放映了半年多的电影。隔年,鼓浪屿第一家专营电影的鹭江戏院在草埔仔成立。这时,厦门的思明、中华、开明等戏院还未出世。以后,鼓浪屿又相继成立“延平”(今鼓浪屿市场楼上)和“屿光”(址在今市场口食杂公司)两个电影院。

据介绍,当时的延平戏院是厦门乃至福建最为先进的电影院。戏院内设楼下普通席和欧式风格的楼上雅座,710余个座位,观众席正对的舞台,就是演戏、放电影、说书的场地,室外还有长廊,可供观众休息。

 

从小就是影迷

抗战前夕,厦门电影放映也迎来了发展的高峰。当时放映电影以西洋片为主。不过好景不长,伴随着抗战的开展,厦门电影放映逐渐萧条,不少国内电影人出走香港、东南亚,造就了厦语电影几十年的辉煌。

一直到1949年,厦门电影重新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徐鹭雄特别提到香港南方影片公司厦门办事处,这一机构专门负责影片的发行。当时,福建省还没有自己的电影发行公司,福建省甚至整个南方内陆的影片,都是通过这里发行的,厦门相当于一个中转站。慢慢地,这一机构逐步扩大,从厦门办事处升级为福建省办事处,但办事点依然放在厦门。徐鹭雄坦言,这与厦门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繁荣的港口经济关系密切。

打小就是一个影迷。六七岁的时候,一到周末,就是徐鹭雄最激动的时候,早早起床,他就开始盼着爸妈带自己到电影院看电影。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一张电影票五分钱,小孩票剪角也要两分钱。徐鹭雄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五分钱足以吃顿中餐,而两分钱就能坐一趟公交,用徐鹭雄的话来说,小时候看电影是件奢侈的事。

儿童影剧院装满了徐鹭雄过去观看电影的记忆。家住中山公园附近的徐鹭雄,小时候最常去的就是儿童影剧院,在思明区新华路。

徐鹭雄告诉记者,儿童影剧院是新华影剧院的前身。徐鹭雄几乎每周至少都会看一部电影,从父母带到自己去,电影是他童年时期的重要元素。其实,那时候厦门的电影文化氛围尤为浓郁,关注电影院上映的电影,似乎是大家每天的日常事项。看了什么电影,总是街头巷尾邻居们谈论的话题。

说起看过的电影,《地道战》、《英雄儿女》、《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徐鹭雄至今印象深刻。其时电影院还出现了《祝福》、《林家铺子》、《早春二月》、《林则徐》、《青春之歌》、《聂耳》等优秀的国产影片,这些电影都深受厦门人的喜爱,成为当年厦门的热门影片。

“文革”期间,厦门各电影院分别改名为东方红影剧院、红卫兵剧场、东风影院、红星影剧院等,并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进行,跟其他城市一样,厦门电影院放的都是红色电影、纪录片,还有八大样板戏轮番上演。

1967年5月后,厦门市各电影院追随革命样板戏的潮流,放映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系列现代京剧。其间,因忙于政治斗争,电影放映时断时续,有时因为文攻武卫而中止一两个月没有放映的事更是常有。

徐鹭雄坦言,当时的电影思想性、教育性特别强,这类英雄主义的电影,陪伴着自己度过了童年时代,什么叫革命、什么是战争、什么是英雄,早已深深地刻在自己的脑海里。而自己从小就对电影非常敬仰。

 

民众围着电影转

从小爱看电影,长大后成为电影人,徐鹭雄直言纯属偶然。1977年,高中毕业后的他,直接参加工作,第一站便被安排到鼓浪屿电影院担任管理员。

电影放映、售票、管理,引导观众入座,贴海报等,徐鹭雄都要学、都要干,那时候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徐鹭雄说,过去传统的电影院,都是单厅的,很大,一个厅能容纳500人以上。即便如此,电影院从早晨到晚上,几乎场场爆满。

过去厦门的电影发行都采取统购统销的方式,电影院都是国有的,每家电影院的上座率只跟地理位置有关,无所谓竞争;影院负责人把放电影当做政治任务、宣传任务,影院门口也不需要海报,更不需要大力为影片吆喝,只要将片名、放映时间贴在宣传栏上,自然会有观众来买票。

当时的电影拷贝很有限,电影放映员要用自行车载着拷贝,一个电影院放映结束马上送到另外一个电影院去放映,这叫“跑片”。徐鹭雄说,一般是市区先放映,然后一家家轮流,最后到鼓浪屿。不过由于鼓浪屿位置特殊,有一次同时来了两个新影片,其中一片就在鼓浪屿先放映。

那是1979年的一天,鼓浪屿电影院率全市之先上映了日本片《追捕》。徐鹭雄至今印象深刻,那天轮渡码头都快被挤破了,大家纷纷涌上鼓浪屿,为了抢先一步观看《追捕》。平日里,鼓浪屿最后一班渡轮是12点半,可那会儿电影还没放完,电影院只好跟轮渡公司沟通,临时增加一个船次,将最后一批市民送回市区。用徐鹭雄的话来说,那时的民众都跟着电影在走,看电影可以说是他们唯一的娱乐方式。

两年的电影院管理员后,徐鹭雄被调回电影发行公司,从事影片发行,创办了刊物《厦门特区影讯》进行电影宣传,而后组织群众性的影评社团,发起成立厦门青年影评协会,组织观众参与电影讨论,最后负责电影发行的市场运作、管理等,大半辈子的时间,徐鹭雄的工作生活,全都围着电影转。对他来说,看电影就像读书一样重要,电影中反映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风土人情等等,都让他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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