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厦门，《小城春秋》也是年长一辈的一个重要记忆符号。上世纪八十年代，高云览的小说《小城春秋》被改编拍摄成同名电影，使破狱之举成了家喻户晓的革命故事，深深地影响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青少年。
作为该影片的编剧之一陈耕告诉记者，这部福建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承载着当年福建电影人的梦想和努力。事实上，除了《小城春秋》，福建省第一部彩色故事片《血与火的洗礼》也出自陈耕之手。
当陈耕轻抚一张张泛黄的照片时，他仿佛回到了1980年———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透过一张张充满年代感的黑白图片，陈耕缓缓地向记者讲述当年电影创作的幕后往事。
厦门元素很充实
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张张老旧的电影海报、一段段视频资料，都在诉说当年《小城春秋》的影响力，无不勾起老一辈厦门人的共同记忆。
这部上映于1981年的经典革命斗争电影改编自高云览的同名小说，主要讲述共产党人抗战前夕在厦门奋力组织抗日救亡运动的故事。
时间回到1979年。沉寂多年的福建电影制片厂恢复了建制。“拍个故事片，而且要拍个好片子”，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是当务之急。当时制片厂定下调子，拍摄的故事片必须取材于一部成功的、为社会所认可的小说，而且要能体现福建地域特色。
名气大，故事集中，情节好，故事性强，篇幅适中的《小城春秋》从中脱颖而出，正好适合改编成电影剧本，而且反映的是福建地下党革命斗争的历史，与福建电影制片厂的选题不谋而合。
陈耕作为福建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同蒋夷牧被委以改编的重任。《小城春秋》要改编成电影难度很大，著名电影人夏衍在他撰写的关于电影改编的一本册子中也提过。
当时，时间紧，任务重，要将一部24万字的长篇小说改编成4万字、2个小时之内讲述如此纷纭复杂的历史事件的电影剧本，陈耕坦言，其难度可想而知。
据陈耕介绍，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以劫狱斗争为主线，通过讲故事表现影片中的人物；另一个则是以男女主人公的成长为主线，而劫狱斗争作为背景，这一构想参考的是获得极大成功的、改编自长篇小说《逐鹿中原》的《小花》，但不被导演跟电影厂领导看好，所以还是保留了第一个方案。
讲好《小城春秋》的故事，充实闽南元素，是改编过程中的重点。陈耕回忆道:“小说本身包含很多厦门小城的故事，改编的时候考虑到要充分留住厦门元素，还特别请来厦门人罗泰任影片的导演。”而为了体现影片浓郁的闽南地方特色，在音乐上，影片采用芗剧音乐作为主要素材，并把它悲凉的特点改造成悲壮的风格，使其和整个电影风格吻合。
经由陈耕、蒋夷牧两人夜以继日伏案耕耘，几易其稿，终使《小城春秋》电影剧本定稿，并于1980年按期开始拍摄。除了监狱是搭设布景外，整部影片都是在厦门实景拍摄的。道具汽车从上海运到鼓浪屿沙滩，再靠人力推到当时的鼓浪屿宾馆；“吴坚”跳崖的地点，正是鼓浪屿郑成功雕像的所在地。
从路上捡来的故事
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在大家看来，充满厦门元素的《小城春秋》，陈耕还是觉得遗憾。他坦言，在改编过程中，主观上希望能够将闽南风情小城的味道在影片中加以呈现，但当时由于缺乏对闽南文化的挖掘、研究，现在重新回过头来看，影片整体的环境氛围还是平淡了些。
经过三四个月的紧张拍摄，1981年《小城春秋》正式发行放映，这部电影培养了福建早期电影的一批精兵强将，最为难得的是，福建电影制片厂在第二年就获得了国家批准的故事片拍摄权，成为当时我国仅有的16家拥有故事片拍摄权的制片厂之一。
对于陈耕而言，《小城春秋》的剧本改编工作，使他在多方面得到了磨炼，在以后的艺术创作生涯中，他创作了多部优秀剧作。
事实上，《小城春秋》并不是陈耕当编剧的第一部作品，《血与火的洗礼》才是他的处女作。同《小城春秋》一样，厦门也是《血与火的洗礼》重要的外景拍摄地，不管是前期的取材还是后期的拍摄，陈耕都全程参与其中。
影片以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傅连璋为原型，讲述了一段传奇故事。《血与火的洗礼》创作的源起，得从1976年说起。1979年是红四军入闽以及古田会议50周年，龙岩应该庆祝，时任龙岩地区文化局局长张惟的提议获得了地方领导认可。同时，以张惟为组长特别成立了关于庆祝两个50周年活动的创作组，陈耕以芦下坝水工的身份被抽调过去，成为创作组的一员。
1976年8月，创作组一行准备上井冈山，走到长汀时，途中遇到了从北京回来的刘赐福，也就是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傅连璋的妻子。她向陈耕一行讲起了丈夫遭受迫害之事。
刘赐福的讲述，陈耕震惊、难受之余萌生了创作的冲动。一位月薪80大洋的医院院长，怎会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其时在厦门两块大洋就能养活一家人。不仅如此，连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刘伯承元帅等，都曾受益于傅连璋精湛的医术，充满传奇色彩，用陈耕的话来说，傅连璋的经历对当时甚至现在都有很大的启示意义。见状，陈耕临时中断井冈山行程，留下来采访，《血与火的洗礼》便是在这样的偶然中诞生的。
厦大学生成群演
作为该片编剧的陈耕，为《血与火的洗礼》特定了许多场景，而大部分外景都选取在厦门进行拍摄。
其中，影片开头的一组镜头是在集美的海边进行。影片主人公高逢春与女友从英国留学归来，踌躇满志。影片中的船是跟集美航海学校借的实习船，其时的校长是叶振汉，陈耕告诉记者，当时拍电影是很稀罕的事，当船从鼓浪屿一路往集美开，叶镇汉校长也都在船上。
而后，场景转换到学生革命，厦门镇邦路、升平路等街道上学生们热血澎湃地游行示威的场景，把人们带回到了历史中。陈耕说，这一场戏需要大批群众演员。
当年厦门大学中文系1977级、1978级学生在教授“电影文学”课的郭启宗老师的带领下参与了电影的拍摄工作。整个升平路一带老街上，改装为1925年的上海大马路景象，学生们换上道具服装——旧时代各种奇装异服、破衣烂衫，充当场景中各种街头群众——爱国学生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游行队伍，抢米风潮的小市民人群，以及围观者、过客、人力车夫、清道夫、乞丐等等。陈耕透露，在这些群众演员中，有一个特殊的角色———伪警长，就是由现在厦门大学教授朱水涌扮演的。
从幕后走到台前。陈耕告诉记者，自己也在《血与火的洗礼》的一场宴会中着实客串了一把商人。当时导演找他出演的时候，陈耕还调侃自己长着一副“叛徒特务”的脸，跟商人形象有落差，无奈导演坚持，自己也算是过了把戏瘾。
不过说起编剧，陈耕坦言，不曾想过会走上这条路。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家庭经济条件不好，陈耕告诉记者，除了学校包场，很少有机会能够看电影。关于电影的记忆，陈耕印象比较深的是，电影中的插曲。当时，中华电影院隔壁有家小人书店，专门卖一种卡片，差不多现在名片大小，上头印的是电影插曲的歌词跟歌谱，一张一两分钱，很多人买，歌曲由此在民众中传唱开来，《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早春二月》至今意犹未尽。
从小热爱文学小说，小学到初中，陈耕写的作文，常受表扬。可到了高中，面对议论文，陈耕的作文成绩下滑严重。他告诉记者，自己喜欢看的小说，多属于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并不是自己的强项。除了作文，陈耕理科成绩都相当优秀，他坦言，当时，没想过从文。
如果说，对后来从事编辑真正有影响的，那是接触了《电影文学》。陈耕的干娘，有一个比他大五六岁的儿子，对电影非常喜爱，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专门定了长春电影厂出品的《电影文学》。一次偶然的机会，陈耕到干娘家，满满的一整箱《电影文化》刊物，自己也喜欢读书，就借回家看。
让人有如身临其境一般，陈耕告诉记者，《电影文学》中多为电影脚本，画面感强，是它跟小说最不一样的地方。从初三到高一，两年的时间，陈耕把积攒了好几年的《电影文学》看了个遍，什么是电影文学，电影剧本又是怎么写的，陈耕有了最初的概念。只是，没想到一次无心之举，却成为他日后从事电影创作的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