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当电影由一种“舶来品”而成为深植于厦门人生活土壤的生命之树时，便被痴迷于电影的厦门人发扬光大。各大戏院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厦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明大戏院、中华戏院、思明戏院在厦门众多电影院中脱颖而出，成三足鼎立之势。
厦门电影曾经风光无限。从发端于上世纪30年代的厦语片电影开始，闽南语电影以其不可替代的独特艺术魅力走进了人们的视线。以厦门真实故事为原型创作的《英雄小八路》、《小城春秋》和《海囚》引起强烈的反响，是老一辈厦门人难以割舍的记忆。
100多年的光华里，厦门的光影没有因历史而消逝远去，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张张老旧的电影海报、一段段视频资料，揭开厦门百年电影更多背后的故事。
戏院密度居华南之首
午后时分的中山路，车来车往，人流如织。较于喧嚣的中山路，坐落其间的思明电影院显得有些冷清。位于二楼的售票厅，鲜有人购票。很难想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里的售票窗口每天都排着长长的队，常常一票难求。
思明电影院以前叫思明戏院，据厦门民俗专家郭坤聪介绍，其时的思明电影院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是厦门首家设备完善，又能放映无声电影还能演出戏剧歌舞的戏院，创下了当时多个放映纪录：首映国产故事影片《歌女红牡丹》，接连一个多星期满座；1937年放映纪录片《卢沟桥事变》时连演50场，创当时厦门电影放映场次的最高纪录。
过去看电影是惟一娱乐，厦门电影文化氛围浓厚，众多戏院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厦门在中国电影诞生十几年后就拥有了电影院，而且不止一家可以跻身国内现存最古老影院的行列。
据资料显示，1926年至1929年间，厦门相继建成开业的戏院有:思明电影院、鹭江戏院、开明戏院、新世界娱乐园、龙山戏院、中华戏院、延平戏院等，最盛行时共有13家。其中，开明大戏院、中华戏院、思明戏院在厦门众多电影院中脱颖而出，成三足鼎立之势。
三大电影院各有特色。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所著的《厦门电影百年》中提到，其时厦门的电影院，除了放映电影，周边配套也初具雏形，而且各家戏院定位也不大一样。其中，开明戏院为大众化电影院，专门放映国产影片，以联华公司出品的电影为主，场所大，票价低，但服务一般；中华戏院小得多，上楼的楼梯显得有些窄小，但因为坐落在繁华路段，又拥有数家世界最大的制片公司的专映权，如米高梅、派拉蒙、雷电华等，且票价公道，所以上座率还不错。而思明戏院则是厦门电影院中的显贵，专门设有池座包厢为太太小姐、公子哥儿及老外服务，一度专门放映美国好莱坞影片，每天放映不过两三场。
彼时，厦门城市面积约5平方公里，人口不过十来万人，聚集了如此之多的影院，在当时全国也是少有的。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讲师、小说《旦后》作者黄宁告诉记者，厦门是中国最早的开埠港口之一，对外交流广，受西化程度也高，接受外来文明的程度也高，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厦门当时的电影、戏院居华南之首。
国产电影最早取景地之一
说起厦门与电影的渊源，其实由来已久，比戏院的历史还要早。1905年，在电影正式进入中国之时，厦门也几乎同步出现了电影的身影。
厦门是个时尚的城市，1905年电影就已经在厦门出现了。中国第一部影片《定军山》诞生的那一年，“影戏”在鼓浪屿惊鸿一瞥。1905年12月30日，《汉文台湾日日新闻》在显要位置刊登了一则报道：“一名姓氏大石的写真技师携带电影戏器到厦门，住鼓浪屿，并邀请厦门当地居民前往观看影戏。”在洪卜仁的研究中，这是有关厦门最早电影的文献记载。
1907年，厦门有了最早的电影放映场所“中华茶园”。黄宁告诉记者，中华茶园就是中华电影院的前身。为招徕顾客，1922年中华茶园改名为“中华戏院”，开始放映美国喜剧短片及多集惊险片《黑夜盗》、《宝莲历险记》等，此后越来越多人来“中华茶园”不是为了泡茶，而是为了看电影。
从小喜欢看电影的郭坤聪，七八岁时就把父母给的零花钱、过年的压岁钱用在买票看电影。他记得，当时的电影票一张两毛钱，白天场的一毛五。他最经常去的是中华戏院，就是现在的中华电影院。
在郭坤聪的记忆中，过去没有空调，夏天只有靠大电风扇降温，又闷又热。可大家看电影太入迷了，也不觉得热，看电影的人依然很多。每次上映的电影，都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最早的电影广告，始于1918年。根据《厦门电影百年》的记载：1918年，厦门市青年会主持人王宗仁从国外带回一部电影机和一些影片，每逢星期六、日晚，在小走马路“基督教青年会”游艺部（今厦门华辉广场后面），为教友放映圣经故事和一些外国风景纪录片，后来因为看影戏的外来人越来越多，青年会开始对外售票，放映一些英美无声故事片，并将影戏片名在放映之前用彩色颜料画在墙上，广而告之，厦门最早的电影广告由此诞生。
20世纪初，厦门民众就开始接触电影了，到了上世纪20年代，厦门商业日益繁荣，民众的娱乐生活也迅速发展，在厦门不仅可以看到进口的外国影片，而且可以看到在厦门拍摄的“国语”影片。资深编剧、编导、《厦语电影的流金岁月》导演梁忠军告诉记者，1928年上海复旦影片公司拍摄的《西游记》就取景于厦门，在影片中可以看到南普陀寺、虎溪岩、白鹿洞等场所。
无独有偶，同年，第一部国产武侠片《火烧红莲寺》更是以厦门为实景地拍摄的。等到《火烧红莲寺》公映，有报纸记载“一出之后，远近轰动”，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电影院派发的片单，常常被观众一抢而光。记者了解到，《火烧红莲寺》在厦门连映几个月，几个月中各个电影院居然场场爆满。
墙内开花墙外香
人文荟萃、声光凝聚的厦门，吸引了众多的电影人纷至沓来。然而第一部厦语（厦门闽南语）电影却不是在厦门本地拍摄的。曾风行、热销于东南亚各国的厦语电影，却鲜有人知。
据黄宁介绍，所谓厦门语电影，或称“厦语片”“厦语电影”，是指上个世纪中叶，在香港生产制作，以闽南语为对白语言，并向东南亚及台湾发行的方言电影。
《荔镜缘》被看作是后来厦语电影的肇始。根据洪卜仁的研究，厦语电影最早出现于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第一部厦语片称作《荔镜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厦语片电影的发端期，这时期并没有太多关于厦语片电影的信息，而8年抗战时期，更是未曾出现过厦语电影的信息。抗战胜利后，厦语电影开始流行于东南亚及台湾等地。
东南亚各国有为数众多的闽南籍华侨，台湾地区也通闽南话。当时这些地方，人们生活中的娱乐方式较少，电影成了最好的文化享受，厦语电影就有了市场需求。
梁忠军说，上世纪40年代，有一些人因政局动荡离开了闽南，到了香港、新加坡、菲律宾等地生活，这些人中不乏有从事戏剧、话剧演出的文化人。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时，由于时局关系，香港的影片生意并不好，其时，部分移居香港的闽南地方戏曲人员，集合粤语片、普通话片的电影人员尝试拍摄厦语片，获得初步成功，香港人称其为“冷门中的热门片”。
1947年，香港出产了第一部厦语片《相逢恨晚》，不仅取景于厦门，影片中女主角锦莲的扮演者鹭红，也是厦门人。黄宁告诉记者，鹭红当时在厦门的中学念书，是厦门话剧社的社员，有话剧的表演经验，本身在厦门、福建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时间回到1947年8月20日。当日，菲律宾侨商创办的新光影业公司的总经理伍鸿卜、拍片经理戴佑敏及导演毕虎以及演职员一行十几个人飞抵厦门，展开《相逢恨晚》的外景拍摄工作，伍鸿卜请厦门有名的牙医张国良做监制，合作开始了第一部厦门话电影的拍摄。
对此，厦门地方报《江声报》和《星光日报》分别以《“厦门”开始拍摄》和《新光影业公司在厦招女演员》为题，报道了《相逢恨晚》及外景片《厦门风光》的拍摄情形。
催生台湾闽南语片的问世
不管是《相逢恨晚》还是《厦门风光》，在厦门完成外景拍摄后，就回香港制作，并没有在厦门上映。
梁忠军告诉记者，老一辈厦门人对厦语电影的印象并不深，因为在这里上映的厦语片不超过4片，现在70岁以上的老人可能才有看过。现在厦语电影保存方面名列前茅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现代电影博物馆。
从小在缅甸长大的鼓浪屿人杨民政告诉记者，在他六七岁的时候，就经常听身边的大人说起厦语电影，当时的电影院也经常放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唐伯虎点秋香》，可等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回到厦门后，却没听人提起过。
梁忠军坦言，虽然叫厦语电影，但并非所有“厦语片”明星都讲着纯正的厦门话，“‘厦语片’中的演员，不是只有厦门人，也有泉州人、漳州人、潮汕人等闽南语系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厦语电影中的插曲不是普通话的插曲，而是南音。”记者了解到，这些能够弹唱南音的都是来自厦门的集安堂。
“集安堂”是一间历史悠久的南乐社，创建于1883年（光绪八年），因是安溪、同安两县的弦友发起，由南安、惠安、安海、晋江、永春等地的弦友组成的，众安相集故取名“集安堂”。拐过八市熙熙攘攘的人群，记者来到了河仔墘巷17号，这里的二楼即为集安堂所在。
这里的社员多为中老年人，每周四和周日晚上都有活动，社员们都会在这两天齐聚南乐社管弦笙歌。但关于厦语电影的点滴，却鲜有人知，唯有朴拙的家居、泛黄的照片，诉说着其悠久、辉煌的过往。
梁忠军告诉记者，厦语电影之所以在海外受欢迎，除了影片中说的是家乡话闽南语，还跟电影中的配乐南音有关。当时，集安堂在香港还有分堂，他们被专门请到这里给厦语电影配乐并教导那些发音不准确的演员。
从1947年开始，在香港制作的厦语电影逐年增多。最高峰的时候，厦语片凌驾于国语片。根据数据显示，1951-1959年，短短9年，香港就有239部厦语片问世，还催生台湾闽南语片的问世。
1949年第一部“厦语”古装戏剧片《雪梅思君》在台湾上映，闽南方言，熟悉的戏曲故事，这让许多民众倍感亲切。上世纪50年代，“厦语片”大量登陆台湾，但无论哪家电影制片公司出品的厦语电影，在台湾上映时，所有的广告宣传一律改以“正宗‘台语’片”为号召。由于语言相通，从而大受欢迎。1955—1959年出现了第一次台湾闽南语电影高潮。
1956年何基明执导的《薛平贵与王宝钏》则是第一部卖座的台湾闽南语电影。那时候在大观戏院放映，戏院的窗户都被挤破了。《薛平贵与王宝钏》净赚120万台币，该片的成功，使民间许多电影业者相继投入台湾闽南语电影的拍摄。
从厦门走出去的电影人
《荔镜缘》、《薛平贵与王宝钏》、《孟丽君》……一个个为人们所熟悉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被搬上了大银幕；《相逢恨晚》、《疯女十八年》、《雨夜花》……一段段故事留下了时代的烙印。
港产厦语片人才断层，加上台湾闽南语片的冲击， 厦语电影走向没落，1958年以后，上映的影片逐渐减少。1963年香港制作的《无情海》是最后一部“厦语片”。梁忠军说，厦语电影对厦门影响虽不大，但其对东南亚、香港，特别是在台湾闽南语电影兴起的过程中对闽南语电影贡献很大。
梁忠军告诉记者，在厦语电影兴盛的时候，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出了很绝的办法，找来这些拍摄厦语电影的导演、编剧、摄影等，并同他们签约，而且一签就是好几年，当厦语电影没落的时候，厦语电影中的摄制精英，便被转移到国语电影的拍摄中，成为其中的中坚力量。
厦门电影曾经风光无限。用梁忠军的话来说，厦门是一个在中国电影史上可以算是立得住脚的地方。之所以说它立得住脚，是因为能够以一个城市为原形拍摄的电影，厦门自己就有三部，包括《英雄小八路》、《海囚》还有《小城春秋》，这是非常难得的；其次，这里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是中国电影拍摄的外景地。1949年后到今天，厦门俨然成为“天然的摄影棚”。
不仅如此，从厦门走出去的电影人也曾在中国电影史上涂抹过浓重的色彩。导演吴村、胡同，演员艾霞、鹭红、凌波等，他们都曾是那个时代的 “天王巨星”。
导演吴村是从厦门到上海发展的。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电影界，他几乎与洪深、田汉、欧阳予倩齐名。他参与导演王人美、金焰主演的《渔光曲》，先后执导过《血花泪影》、《永远的微笑》、《柳浪闻莺》等20多部影片。由他执导、周璇主演的《天涯歌女》，一直是中国电影公认的代表作。吴村同时也是编剧、词曲作家，其执导的电影中歌曲的词和曲，多为吴村所作，由他作词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在40年代成了轰动一时的流行歌曲，并从那时传唱至今。《玫瑰玫瑰我爱你》后来被美国人改编为美国歌曲，成为中国被翻译成英文并在世界流行的歌曲。
被影迷誉为“一代旦后”的电影明星凌波，也是厦门籍。1950年从厦门移居香港的电影明星凌波，14岁就以“小娟”的艺名演出厦语电影，后来也出演国语片，大部分是反串男装演出的黄梅调电影，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花木兰》、《鱼美人》等，声名远播台湾与东南亚各地。其中以《梁山伯与祝英台》最为著名，此片在台湾上映时轰动全岛，连映数月不辍，她因此成了最受台湾大众欢迎的明星。凌波是个大美女，但她靠深情“梁兄哥”走红40年。直到现在，台湾媒体提到凌波，仍然以“梁兄哥”称之。值得一提的是，黄宁的长篇小说《旦后》就是以凌波的传奇故事为原型，如今已经被搬上了荧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