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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赛摄影师郭建设: 拍下灾难的惨烈又拍出生活的希望

来源: 2020-05-25 10:08

文/《台海》杂志记者 吴乔莺

  择一事,终一生,这种贯穿着热爱与坚持的纯粹状态何其珍贵,令人心向往之。这,便是摄影师郭建设人生的真实写照。

  郭建设与摄影的缘分,源自43年前的一场“邂逅”——1977年,18岁的郭建设开启军旅生涯。在38军,他遇到了时任114师摄影干事的王文澜。背着相机四处拍照的王文澜引起了郭建设的关注,关于摄影的愿望也于心底潜滋暗长。
  许是听见郭建设的期盼,命运微笑着为他推开了一扇窗——部队直政科正缺一名摄影通讯员。郭建设怎可错过这样的机会?几乎是毫不犹豫地,他背上相机,踏上了摄影之路。
  和如今讲求情感表达、创意发挥的摄影不同,在拍摄的最初,郭建设的摄影作品基本都是“中规中矩”的,这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息息相关——条条框框的约束之下,在部队拍摄基本都是有组织的摆拍,画面千篇一律,难有发挥空间。 
  这些稍显枯燥的拍摄体验未能消磨郭建设对摄影的热情。在他看来,这亦是一段有价值的学习经历,他表示:“那时候拍照都是使用胶片,相机不带测光,没有扎实的技术功底,很难完成拍摄。在部队的这段经历正好磨练了我的拍照技术。”

  1982年,郭建设正式复员,成为《中国日报》的一名摄影记者,这一干便是12年。

《红色中国》节选

  《红色中国》的专题主要是以红色来表现中国人的生活,我的“红色中国”专题中的红色,没有过于强烈的政治色彩,它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红色,对于中国人来讲,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情感和象征意义。红色代表着祖国,我们的国旗、国徽是红的;红色也代表喜庆,是一种民俗符号,春节时贴的春联、结婚时新娘的嫁衣都是红的;红色也代表着炽热、旺盛的生命力,小朋友庆六一时的裙摆也是红的……红色是中国人的血脉,也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这张照片是《红色中国》中我很喜欢的一张照片,是1987年在湖南大学拍摄到的。傍晚时分,雷雨过后,霞光漫天,毛泽东的雕塑在这灿烂晚霞的映衬下,显得格外伟岸。这张照片的拍摄时机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也是我自己至今都无法逾越的。——郭建设


  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英文日报,《中国日报》以“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为办报宗旨,报社编辑多是从各个对外宣传口抽调或从国外回来的具有丰富办报经验的资深记者和编辑,办报眼光别具一格,在新闻图片上要求记者大胆创新。自由的环境催生灵感与勇气,郭建设开始朝着自己期望的摄影道路全力奔跑。“那是我人生最疯狂的十二年,也是最值得骄傲的十二年。”他笑着说道,“在《中国日报》这样特殊的环境里,有成为最好的机会和条件,只要你努力。那时,我没有上下班的时间,也没有黑夜白昼的概念,经常睡在办公室。每天总有使不完的劲儿,一心就想把照片拍好,想在行业里做到最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次次近乎虔诚的快门,一张张用心拍下的照片,成为郭建设摄影路上最坚实的脚印。在时光的淬炼下,那个曾经手捧相机的青涩男孩,已成长为全球华人摄影十杰之一,揽获了海内外各项摄影大奖。回望来时路,他表示,摄影是自己此生的挚爱,也是他不悔的选择。


  摄影是带有思想的记录
  《台海》:在成为摄影师的道路上有谁对您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影响呢?
  郭建设:在成为摄影师的道路上,有很多人都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影响最深的还属我的启蒙老师王文澜。在成为部队的摄影通讯员之前,我对相机是比较陌生的,更谈不上什么摄影技巧。王文澜作为我的好战友、好前辈,在我成为摄影通讯员后,经常和我一起拍照,共用同一个暗房,教会了我许多摄影方面的技巧。后来,王文澜转业到筹建中的《中国日报》当摄影记者,我穿着军装跟随他在《中国日报》拍了一年多,在此过程中,我发觉自己对于新闻摄影的喜爱,所以决定加入《中国日报》成为一名专业的摄影记者。
  《中国日报》总编辑冯锡良对摄影部记者的要求是——拍出与众不同、真实反映普通人生活的、有故事有深度的照片,这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当时王文澜是摄影部的头儿,在摄影部,每次拍摄回来,他都要对我们的图片进行点评,交流拍片的想法——一张片子为什么拍?怎么拍才能够最直接地表现新闻事件?这些拍照的理念和经验,对我在摄影方面的提升起到了很大作用,我觉得他是一位非常有想法的摄影记者,也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位友人。

  除了王文澜外,摄影师王苗对我的影响也很深。我通常称呼她为“苗姐”。苗姐当时是中新社的摄影记者,大家都是同行,平日里经常一起交流摄影经验。比如我们如果拍到一些精彩或者重大的画面,就会带着照片到苗姐家里,大家一起放幻灯片,看一看这些照片,相互交流。这两位老师就像我的老大哥、老大姐,给了我很多指导。


《四川北川无望的母亲》

  这张照片拍摄于2008年5月16日,北川地震导致山崩,北川中学新区被掩埋于废墟之中,在废墟之上飘扬着一面鲜艳的国旗,一名母亲站在废墟面前,留下悲伤的背影,她的孩子掩埋在废墟中,已无任何生还的希望。母亲和废墟形成鲜明对照,这让大家感觉到灾难面前,人是多么的渺小,但那飘扬的国旗,却又让人看见了巨大悲伤之后的希望。——郭建设


  《台海》:成为一名摄影师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郭建设:其实刚拿上相机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觉得很开心。因为当时相机还算是奢侈品,摄影师这份职业还是挺值得炫耀的。但渐渐地我发现,这种前期的兴奋感消退之后,留在心里的,是一种真正的认同感、幸福感和责任感。我一直觉得,成为摄影师是我做过的最好的选择,这份职业既是我所喜爱的,又是适合我的。我对人感兴趣,对事件感兴趣,拿起相机拍摄生活中真实瞬间这件事,总能让我充满热忱。 
  《台海》:在有些人看来摄影是“记录”,有些人看来是“光影的艺术”,从您的角度看来是什么?
  郭建设: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摄影是带有摄影师自身的个性化、画面艺术化的环境的再现,也就是带有思想的记录。从拍摄的作品中,你可以感觉到摄影师对事件的思考和把控。
  在摄影的过程中,真实性是最重要的,你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如实地反映第一新闻现场,不能为了过度追求构图、光线的应用之类的光影艺术性而让真实缺位。除了真实性外,个性化也是我强调的,我为什么强调个性化?因为终归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对现场新闻的理解和角度的把控。

  摄影中不断追求突破
  《台海》:您曾是《中国日报》中央组摄影记者,拍摄过无数国家政要的活动,也经历过不少重要历史时期,能谈谈让您印象深刻的摄影经历和摄影作品吗?
  郭建设:在《中国日报》中央组担任摄影记者的时候,我经常需要去拍摄一些会议场景。当时《中国日报》的编辑要求摄影记者拍摄的新闻图片要出新,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要拍到最真实、最生动的瞬间,这也成为我努力的一个方向,推动我去不断琢磨经验。但说实话,要出新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众所周知,会议照片不好拍,要突破也很困难。
  我印象最深的摄影经历,就是在新闻现场做了一次成功的预判,这也让我拍下了一张有“突破”的会议照片。当时我接到任务,需要去拍摄两会,当天的议题其中有一项就是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当选为国务委员。入场后我发现,其他摄影记者都已经到场了,并且都守在钱其琛的座位前。我站在一旁留心观察,突然捕捉到一个细节——钱其琛进场入座后,转头和后方隔着一排桌子的老朋友打了个招呼,握了握手。这个小小的细节触发了我的新闻敏感度,我推测,在钱其琛成功当选为国务委员后,他的这位老朋友一定会向他表示祝贺,握手的场面会再次上演。如果这个时候,我和其他摄影记者一样在钱其琛的座位前等待,那拍到的只能是钱其琛的背影。
  预判之后,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跑到人民大会堂的二楼,等待钱其琛再度回头握手的瞬间。这个决定其实是非常冒险的,基本是“赌”,如今想想也充满后怕,因为万一钱其琛没有回头,我就连最中规中矩的新闻图片都没有办法完成,这确实令人汗颜。但事实证明,我的预判没有错,宣布当选后的钱其琛果真回头,和朋友亲切地再度握手。我满怀激动地记录下了这个难得的瞬间,画面上,钱其琛笑容灿烂,身后的摄影记者们反倒成为有趣的背景了。我拍下的这张照片上了当天《中国日报》的头版。后来,这张照片还获得了第二届中国新闻奖。

  在中央组工作了这么多年,类似的经历还有很多,通过这些经历,我也发现,作为一名摄影记者,对事件的把控和预估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还得有勇气、有胆量,敢于去尝试。否则就算预判得再准确,不去尝试,你也只能错过那些精彩的瞬间。但说到有勇气,其实还是得感谢报社领导、编辑的支持,没有伯乐,怎么会有我们这些胆大的人呢?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有一个敢给你这些机会,敢让你去创新、让你去闯的好领导,是很重要的。

《钱其琛当选》

  1991年,我依靠成功的预判,拍下了钱其琛当选国务委员,面带笑容和朋友亲切握手的瞬间。当天入场后我发现,其他摄影记者都已经到场了,并且都守在钱其琛的座位前。我在一旁观察,突然捕捉到一个细节——钱其琛进场入座后,转头和后方隔着一排桌子的老朋友打了个招呼,握了握手。这个小小的细节触发了我的新闻敏感度,我推测,在钱其琛成功当选为国务委员后,他的这位老朋友一定会向他表示祝贺,握手的场面会再次上演。事实果真如我所料,我满怀激动地记录下了这个难得的瞬间,画面上,钱其琛笑容灿烂,身后的摄影记者们反倒成为有趣的背景了。——郭建设



  《台海》:您是否曾经遇到过难以把握特点的新闻现场或者新闻人物?在这样的情况下您是怎样解决问题、拍摄出好作品的呢?
  郭建设:我觉得我遇到比较难把控的新闻现场应该是灾难现场。在《中国日报》当摄影记者的十几年里,我曾拍摄过1984年的柬埔寨战区、1987年的大兴安岭火灾、2008年汶川地震等灾难现场。说实话,对于灾难现场,不管是自然灾害也好,战争也好,拍摄都是颇有难度的。
  以大兴安岭火灾为例。作为第一位冲入灾难现场的摄影记者,我看到了烧成灰烬的育英林场,还有许多被烧焦的尸体,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怎么用相机去面对他们?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再比如说在柬埔寨的前线,该如何表现难民营的情况?说实话,在直面灾难现场时,作为摄影记者,首先要过的是自己的心理关、精神关,因为目睹灾难场面心理的冲击感还是挺强的。过“关”后,站在读者的角度上思考,我们要呈现的画面不仅要真实,还得让读者能够接受,尽量不去将太残酷的画面传递给大家。

  我觉得,与其呈现血淋淋的现实,不如把镜头转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让大家通过画面去联想,去感受这种对比之后的惨痛现实,但惨痛之余,还需予人希望。

《混战中的柬埔寨》节选

  1984年,受到联合国的邀请,《中国日报》派出以张惠民为团长,由我和文字记者于文涛为成员组成的记者团,对红色高棉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战地采访,这段采访经历令我终生难忘,我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也感受着当地百姓的生活。柬埔寨战区拍摄时,去前线的路上我途经一个村庄,村庄四周布满了密密的铁丝网。在乘车穿越暴露在越军枪口下的一段路面时,我突然发现路边铁丝网和沙袋围成的障碍后面有几个妇女、儿童在洗澡戏水,战争环境和眼前气氛的对比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可是眼前发生的事情又千真万确,这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于是我立即请求司机停车,按下快门,留下这一瞬间。——郭建设



  掀起红色的风暴
  《台海》:您的摄影著作《红色中国》有着近四十年的跨度,掀起一场红色风暴,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想要创作这个主题?
  郭建设:这里一定要提到我的好朋友刘雷,2003年,当时还是中国艺术摄影协会会长的刘雷告诉我,说他想用几年时间拍一个大专题,关于红色中国。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问他这红色中国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专题?刘雷告诉我,中国人对红色情有独钟,所以这个专题主要是以红色来表现中国人的生活。我听完后告诉刘雷,红色中国的专题应该有较长的时间跨度,并把自己过往照片中与红色有关的照片都整理出来,集合洗成照片后在大会议室铺开,然后叫刘雷来看。刘雷看到这些照片时吃了一惊,因为这里面有些历史照片里的场景是再也拍不到的,他笑着告诉我:“好好好,我算是送你一好题材,我拍不了了。”

  刘雷把这个创意送给我之后,我就开始有意识地思考这个摄影主题。这个专题虽然是从2003年启动的,但专题内的图片却是从1982年延续至今。这正应了那句老话——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一个摄影记者在平日里认真拍摄、整理好图片,一旦有了好的专题,就可以将自己的作品集合呈现。如果没有平日里的积累,想做一个专题,现拍也未尝不可,但它的跨度和深度肯定是有所欠缺的。这个专题启动之后,许多报刊杂志都登过关于红色中国的报道。我还有幸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红色中国》,这也是中国文联出版社第一次为个人出的图文书。

1991年,西藏布达拉宫壁画上遗留的历史标语口号。

1997年,辽宁沈阳红旗广场雕塑群。


  《台海》:在您看来,红色代表什么?
  郭建设:在很多西方国家看来,红色代表着政治、暴力、血腥,但在我的“红色中国”专题中的红色,没有过于强烈的政治色彩,它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红色,对于中国人来讲,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情感和象征意义。红色代表着祖国,我们的国旗、国徽是红的;红色也代表喜庆,是一种民俗符号,春节时贴的春联、结婚时新娘的嫁衣都是红的;红色也代表着炽热、旺盛的生命力,小朋友庆六一时的裙摆也是红的……红色是中国人的血脉,也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004年之前的红色中国专题,主要是通过资料库图片的整理、集结而成;2004年后,我就往更深一步去推进这个专题,不能光有红色,还要将这些红色赋予更深的内涵,体现我们中华民族对于红色的理解,展现老百姓红红火火的生活。让这些红色成为永不退色的红。
  《台海》:请分享《红色中国》中您最喜欢的几张照片及背后的故事?

  郭建设:《红色中国》中有一张我命题为《血脉》的照片我很喜欢。这张照片是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我在天安门广场上拍到的。我还记得那天下午风很大,我在天安门广场无意中回头看到了那面飘扬的国旗,逆光状态下国旗已经不是平日里的鲜红,而是呈现出一种类于血浆的深红色。我急忙用长镜头拍下这一幕,让整面国旗填满画面。在太阳的映照下,旗面上的条条纹路,就像一根根血脉,着实令人震撼。

2001年,北京工人体育场热血球迷。

2009年3月1日,在北京进行的河南农民工风采展。


2016年1月7日,甘肃陇南武都鱼龙镇上尹村全家福。


  《台海》:在您近期拍摄的《红色中国》图片中有您比较喜欢的吗?
  郭建设:当然有,而且比起以前拍到的图片,我觉得近几年拍摄的更有意思了。比如说我很喜欢一张2016年去甘肃送欢乐下基层时拍到的照片,当时中国摄影家协会带了一个喷绘的天安门背景布,把背景布挂到村口,请那些想去北京看天安门但没去过的当地老百姓在天安门前留个影。我拍了一张父母和两个孩子拿着对联的全家福,拍摄的时候,我还特地将背景留出一些实际的景色,因为它终归不是在真正的天安门前留影,可两相对比却可以感受到老百姓的那种对北京的向往,一种愉悦、充满期待的感情。2017年我也拍到一张自己比较喜欢的,是一位穿着红皮鞋,红纱衣的老太太,在天安门广场前自信地拍照。我觉得这些红色反映出当前老年人内心的自信与激情,还有对生活的喜爱。其实《红色中国》专题中的有些画面不一定很完美,但是它能有很多故事蕴含其中,引发共鸣。

  聚焦人类灵巧的双手
  《台海》:您也拍摄过很多关于工匠精神的系列照片,可否谈谈您的拍摄初衷?
  郭建设:其实工匠精神的专题和红色中国一样,都是先拍摄,后汇编的专题。谈到拍摄初衷,其实很简单,就是觉得人类灵巧的双手能创造出很多不可想象的事物,所以我觉得应该用影像把它们记录下来。如今,随着工业的发展,很多手工艺会逐渐被机器取代,如果不记录下来,有些手工艺可能未来就再也看不到了,例如过去大街上常有的弹棉花便是如此。

  当然,能拍摄下工匠精神系列照片,也和当时报社需要采访民间工艺大师有关,我拍摄过许多泥瓦匠、石匠、铁匠,还有牙雕、玉雕大师等。这个专题的跨度也有近40年了,直到现在,只要我有机会,我还是会去挖掘一些民间的老手艺人。这不单是为了专题,还为了将传承民间的文化艺术进行展现。


  糊风斗拍摄于1981年。80年代的北方家庭一般都是用煤球生火,那个时候为了防止中毒,一定要使用“风斗”。风斗伴随着北京人生活了好几十年,如今住在平房中尚在使用煤炉取暖的人们对它可能还会有些印象;那些住进了楼房靠暖气取暖的、年纪小一些的人大约早已忘记了风斗这个名词,或者根本就不曾听到过。


  《台海》:在拍摄《工匠精神 中国手工》系列作品时,您是如何找到这些隐匿民间的手工艺人?
  郭建设:通常到了边远地区,我都会问问当地村民这里有没有什么手工艺,然后再去进行“抢救式”的拍摄。其实只要你留心询问,还是会有很多发现的。

  我认为双手创造出来的东西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们带有双手的温度,带有手工艺人血液中流淌的情感、思想和他们对于生活的追求,这是工业所无法取代的。对比起这些老手艺人,当今很多人在享受工业便利性的同时,手越来越懒,显得不那么灵巧了,别说做针线活,可能连字都懒得写了。但这也不能说是一件坏事,只能说是展现着一个时代的发展变化,新的时代总有新的事物、新的习惯。我坚持拍摄这个专题,也是为了呈现这些变化。

   弹棉花拍摄于1982年。弹棉花,又称弹棉、弹棉絮、弹花,是中国传统手工艺之一,历史悠久,我国至迟在元代即有此业,时至今日仍有操此行业者;旧时,农村有不少贫苦农民和工匠因生活所逼,整年在外地为人弹棉絮,俗称“弹棉郎”。


  《台海》:您拍摄过的手工艺有很多,有没有哪项手工艺或哪位手工艺者给您留下的印象比较深?

  郭建设:其实印象深的手工艺、手工艺者有很多,但让我最难忘的还是一种叫做“风斗”的手工艺品。说实话,和过去相比,这几年要拍手工艺是越来越难了。原因之一是环境变了,很多手工艺已经不复存在,原因之二是因为如今有些手工艺掺杂了许多表演的成分,本质已经改变了,很难再打动我,没有当年的那种质朴感了。但作为一名摄影师,我也不能一味地怀旧,拍摄这个专题时应该既“抢救”老手艺,又“挖掘”新手艺,体现传承。

  掏耳工拍摄于2004年。掏耳俗称“小舒服”,是一种艺术和技术融为一体的民间手艺。在成都市宽窄巷子,有一群靠这门技艺生存的掏耳师傅,他们被称为采耳师。


  好作品会电到人
  《台海》;从您拍摄的这几个专题中,我能感受到老百姓的生活一直是您所关注的。为什么您喜欢拍摄老百姓的生活呢?
  郭建设:我觉得我手里的相机一定要对准我最喜欢的人群、城市和身边事,只有这样,拍出来的画面才够鲜活、够接地气。对我而言,老百姓的生活,是我最感兴趣的,也是我最熟悉的,这是我记录的原因。我的这些摄影专题,不管是红色中国,还是中国手工,都是从某一个侧面接近老百姓的生活。
  《台海》:您每天都会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摄影作品,是什么让您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对摄影的这份热忱呢?
郭建设:摄影是我发自内心喜欢的一件事,不管是执行拍摄工作,还是闲暇时间的拍摄,我都可以从中获得满足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保持热忱不是件难事。所以其实比起摄影师,我更喜欢称呼自己为摄影爱好者,摄影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了。
  这些年,除了继续填充一些摄影专题外,余下的时间我都会用相机关注我的每日生活,用照片讲故事,这是现阶段最有意思的事。而且在我看来,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你没有必要关起门来自己欣赏,我更愿意把自己拍摄的图片发到朋友圈,和大家一起分享我每天的生活,分享我的快乐。

  我从2009年开始做摄影日记,中间间断过几次,真正下决心要好好做是从2017年到现在。只要你持之以恒地去做一件事,你就会发现它带给你的惊喜——这种没有框架束缚的无功利的自由拍摄,往往能让你留住许多美好的瞬间。比如一些朋友孩子结婚的场景,从前我不会特地去记录,但因为有了摄影日记,我会去观察、拍下一些打动我的瞬间,几年后回头再看这些画面,依旧能感觉到当时的那份心情,这份美好的记忆也不会随着时光流逝就变得模糊了,这便是摄影的魅力。

  2020年1月,疫情爆发,我用镜头记录下疫情中百姓的生活常态,力图以普通百姓的视角解读人们对这场大疫不同的认识和应对方法。 ——郭建设


  《台海》:您认为摄影器材对摄影作品的影响大吗?近几年出现了很多用手机摄影的作品,您认为摄影应该用摄影机还是手机呢?

  郭建设:摄影发展到今天历史还不到200年,但它的发展却是飞快的。过去相机还是稀罕物,如今只要用手机就可以轻松拍摄。在我看来,摄影器材不是最重要的,使用器材的人才是最重要的。不要让器材限制你,而要让器材因为你而发挥出它的极致。现在是全民摄影的时代,是摄影没有门槛的时代,你无须像从前一样一定要买上一台好相机才开始拍摄,有手机,随时都可以记录,不给生活留白。
  《台海》:在您看来,什么样的摄影作品是好作品?一个好的摄影作品需要具备哪些要素?
  郭建设:从我的角度看,好的摄影作品要有灵魂,要能触动人心、过目不忘。通常我看到好照片时,内心激动,身体好像过了电一样,这种触及灵魂的感觉非常美妙。
  好的摄影作品大多是在两种情况下产生的,一种是突发性的,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被摄影师偶然抢拍到,就成了好作品;还有一种是源自触动内心的瞬间,看到这些瞬间时,你会不自觉地摁下快门,成就好作品。但触动心灵瞬间的捕捉,对于摄影功底的要求较多。干了摄影这么多年,说实话,在我自己拍摄的照片中,能触动我自身的,没有多少张,所以好照片不易得。也因为这样,我觉得作为一名摄影师,你不能是为了追求好照片才去摄影,只能是坚持去拍摄,在用心拍摄的过程中,才能遇到好照片。如果目的性太过明确,其实有时反而拍不出好照片。

  此外,关于照片好坏的评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也会有他的道理在。一张照片想要取得所有人的喜爱基本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这张照片能够让大部分人印象深刻,不管爱恨,都已是一种成功。

  2020年1月,疫情爆发,我用镜头记录下疫情中百姓的生活常态,力图以普通百姓的视角解读人们对这场大疫不同的认识和应对方法。 ——郭建设


  《台海》:您作为著名摄影家、中国百姓摄影协会会长,一路走来也积累了非常多经验。有什么可以跟喜欢摄影的后辈们分享的吗?
  郭建设:我想告诉那些喜欢摄影的朋友,在摄影的时候不要带着太多条条框框,要把它当做一个享受的过程。首先是关于身份,喜欢就去拍,不要觉得不是科班出身就拍不出好照片,兴趣会是最好的老师。其次是关于拍摄内容,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拍你最爱的人、最了解的事。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守住自己伸手就能触及的真实人生,用心、用爱去把它记录下来,就够了。在这个基础上,不妨试着参加些比赛,去分享,去学习。
  我认为摄影一定是要生活化,要聚焦自身而非猎奇。要拍好照片,并不一定要追求远方或者大事件,达到这个条件了才肯拍。例如现在有些年轻人,会想着要去南极、去喜马拉雅山上拍摄,这些想法本身是很好的,但是也要考虑实际情况,你要有机会去肯定是要把握好,如果现在的条件还无法支持你去这些地方拍摄,那就踏踏实实地先拍好身边这些事,坚持下去你一定会发现,功不唐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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