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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国民天职 救国家危亡

来源: 2020-10-29 17:55

尽国民天职  救国家危亡

10月嘉庚月,再来感受他的爱国情怀

10月21日,为陈嘉庚先生的诞辰之日。在“嘉庚精神宣传月”里,回忆起陈嘉庚先生,他的精神仍然让人动容。

到过厦门的人,很少有不知道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的。这不仅仅因为这里景色怡人、英才辈出,是当地的著名人文旅游景点,更主要的还在于,它们都跟一位曾经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爱国老人陈嘉庚联系在一起。

20世纪20年代以前,闽南地区没有大学,陈嘉庚创办厦大、集美学村,实现了这一零的突破。陈嘉庚令人钦佩的一点,在于这些学校中没有任何一所用他的名字冠名,即便走出家乡集美,也是如此。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曾说,陈嘉庚一生为祖国文化教育事业贡献诸多,与他的爱国情怀是分不开的。

从小家到大家,从家乡到国家。抗日硝烟战火中,在陈嘉庚先生的号召带领下,南洋华侨以巨大的物力、财力和人力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带领着广大华侨募资捐物支援抗战,组织号召南侨机工回国援战,创办报刊并以此为舆论中心阵地团结东南亚华侨,更是敢于直言、坚定抗战。在1938年第二次国民参政会议上以寥寥11字“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电报提案给了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卖国派当头棒喝——他为民族解放尽了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经历了无限艰辛,他的爱国事迹是抗日战争史上不可磨灭的一座丰碑。

>>陈嘉庚号召广大南洋华侨抗日救亡支援祖国。


创办报刊宣传爱国主张

一幅幅的史料图片、一段段的修复影像、一个个的模拟沙盘前,坐落于集美区的陈嘉庚纪念馆,在二楼的展区,游客们通过相机记录着耳朵、眼睛接收到的信息以及心灵感受到的震撼。

信誉为本,富贵经商,文化兴学,不忘国家。陈嘉庚峥嵘一生,如画卷般,在这里徐徐展开。他的生意做得很有声色,是一位很聪明的商人。但是,他和很多有钱人不一样——他愿意出钱、出力,为国家、为民族,真的很不简单,不少参观者发出如此感慨。

跟许多海外爱国华侨一样,陈嘉庚致富后不忘苦难中的祖国,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除曾加入同盟会、资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以及倾资兴办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冀望“教育救国”外,还在1928年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后,义无反顾地领导华侨社会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报刊是重要的宣传阵地。早在19239月陈嘉庚便创办《南洋商报》,就是现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前身之一,这是一家侨办的中文报纸,也是陈嘉庚的言论喉舌。当时为了传递祖国的发展情况,吸引华侨,聚拢侨心,报纸副刊主要谈家乡福建,刊登了很多怀念家乡、怀念祖国的文章,其中特别设了一个专栏,专门刊登家乡福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陈嘉庚先后在上面发表《对日问题之检讨》、《世界是否仍须尊重公理与和平》、《军缩与太平洋风云》等文,阐述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

据洪卜仁介绍,东南亚华侨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有力地揭露了日本的侵略罪行,孤立和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也给英、美政府的两面政策施加了政治压力,同时还争取了英、美政府内一些人士对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情和支持。

1935年统计,华侨在南洋办的报刊有49种,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1941年增至121种。除中文外,还有英文、法文、巫文、暹罗文版。1940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制造摩擦事件,对此,《仰光日报》提出警告:“苟有干破坏统一,资敌以离间挑拨之机会,而甘为民族之罪人者,我一千万华侨,当任之为不共戴天之仇,与共弃之。”

从抵制日货到支援祖国抗战。陈嘉庚积极培植、资助进步报纸,作为整合华侨力量支持祖国抗战、开展对敌斗争、推动国共合作建设统一国家的喉舌、阵地。全面抗战爆发后,《南洋商报》成了当时的舆论中心阵地,开展抗日宣传、宣扬爱国主张。

 “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出后,《南洋商报》发表《团结则存,分裂必亡》,《星洲日报》发表《民意与团结》的短评等,提出策划皖南事变“而召致分裂者,应负危害国家民族之大罪”,并热情歌颂新四军在敌后苦战的光辉业绩。在国内外强大舆论压力下,国民党顽固派只得暂时停止明目张胆的反共行动,继续维持其抗战的一面。

除了自办媒体外,陈嘉庚还十分注意资助、支持持有正义立场、敢于主张的新闻媒体和新闻人。上海《国民日报》时任经理蒋公堂,极力拥护政府,与汉奸日报进行斗争,但由于政府经费停供,蒋公堂遂赴新加坡向陈嘉庚求助,陈嘉庚虽然有困难,但认为“若拒绝则该报不能维持,即减一宣传机关”,于是不得已向黄梨公局商捐,在该报改名为《神州日报》后仍按月汇去所需开销,维持报纸的运营。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被推选为主席。他自己带头捐款,还组织各类活动。



成立南侨总会出钱出力

募资捐物、创办报刊、回国援战、资助大大小小抗日团体……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陈嘉庚到处奔走,联络各界人士,先后组织了“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和“南洋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积极开展募捐款项的活动,源源不断地将巨款和物资寄回祖国。

1938年,1010日,南洋各地区华侨代表集聚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众人推举陈嘉庚为总会主席。陈嘉庚向800万南洋侨胞发出号召:“抗战严重期间,凡我侨胞自应精诚团结,集思广益,俾能加紧出钱出力,增强后方工作。”

华侨的捐款和侨汇,成了支援长期抗战的重要经济力量。据《南侨总会通告第十三号》的材料记载:仅1938-1939年,南侨总会的捐款就达国币一亿四千四百四十五万六千元,占同期海外华侨捐款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华侨出国到东南亚谋生,已有悠久历史。栉风沐雨,披荆斩棘,经历长期的辛苦经营,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在商业流通领域,工业、农业、矿业和金融业等方面,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洪卜仁坦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南洋华侨的经济已经构成当地民族经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华侨的这些经济实力为他们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提供了物质基础。

1937年下半年至1940年初,华侨捐赠的各种物品总数有3000批以上,平均每月100批左右。仅抗战头三年捐赠的物资共计有飞机270架,坦克车27辆,救护车1000多辆,大米1万包,以及价值300万元左右的物品、雨衣、胶鞋等。

不难看出,在陈嘉庚的领导下,全南洋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华侨筹赈救亡运动,“富商巨贾既不吝啬,小贩劳工也尽倾血汗”。陈嘉庚在自己所属企业已经收盘的情况下,仍带头认常月捐每月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自1937年至1945年捐款共达13亿多元国币,其中南侨总会在抗战期间义捐国币约5亿元。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当战火弥漫神州大地的时候,东南亚成千成万的炎黄子孙,放弃舒适的生活,温暖的家庭,毅然回国御寇,拯救危难深重的祖国。

1939年,中国沿海港口全部被日寇占领或封锁,滇缅公路成为抗战前线获得战略物资保障的唯一国际通道,但当时国内奇缺驾驶员和修理技工。陈嘉庚获悉后,以南侨总会名义发出号召,动员技术熟练的华侨司机和会修理汽车的工人回国支援抗战。

据《现代华侨》的材料显示:1939年初,南侨总会发出征募汽车司机和机修工回国服务的通告,“数月之间热诚回国者3200余人。”华侨机工回抵祖国后,在极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下,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日夜奔驰在这条长达1164公里的运输线上,筑起“抗日输血线”,使每日的军火输入量保持在300吨的水平,出色地完成抢运战略物资的任务。

指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节衣缩食,筹募捐款;组织救亡团体,扩大国际宣传;成立战时服务团体,回国参战,陈嘉庚为支援祖国抗战,鞠躬尽瘁。对于陈嘉庚的爱国事业,厦门大学教授庄景辉甚至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评价之。

洪卜仁说,陈嘉庚还是一位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人,凡是有损国家利益的,他丝毫容忍不得,即使是朋友也如此。在抗战的紧急关头,汪精卫在193810月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企图投降。陈嘉庚听闻此事,接连发去电报驳斥、奉劝。无可挽回时,毫不客气地驳斥汪精卫为“秦桧卖国求荣”。

洪卜仁告诉记者,在这之前,陈嘉庚对汪精卫颇为赏识,私交不错,早在厦门大学创立之初,汪精卫可是陈嘉庚想要推选为校长的人选。

1938年1022日,陈嘉庚从路透社电讯中得悉此事,立即发电向汪精卫规劝。当汪精卫复电狡辩时,他又于2526日连发三电,痛斥汪精卫是秦桧、张昭,指出:“若与言和,各省定必反对,分裂纷乱,甚于自杀”,“海外全侨,除汉奸外,不但无人同意中途和平谈判,抑且闻讯痛极而怒!”并将来往五电公诸于世。

事实上,陈嘉庚早已表现出他绝不向日本低头妥协的意志。192853日“济南惨案”发生,消息传到新加坡后,陈嘉庚立即于517日召开各界代表大会,呼吁侨胞救济祖国难民,抵制日货。他的爱国活动遭到亲日奸商妒恨,他们派人烧毁陈嘉庚的橡胶制造厂,使其资产损失过半,却无法动摇他的民族气节。

1938年1028日,第二次国民参政会议在重庆召开,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向国民参政会发去电报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这份提案很快经其他参政员联名附议而成案,交付参政会讨论,汪精卫不得不以大会主席身份宣读该提案,十分难堪。表决时,大多数人赞成通过该提案。一时间,中外报纸纷纷报道此事。陈嘉庚的抗日言论有力地打击了妥协投降派的嚣张气焰,引起巨大反响。当时的著名记者邹韬奋撰文评论“寥寥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陈嘉庚以无党无派的身份,除恶务尽的决心,猛烈声讨汪逆,推动了民气的高昂,打击了暗藏在抗日战线内部的阴谋,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9年底,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陈嘉庚感到“未尝举派代表回国慰劳忠勇抗战之将士及遭受痛苦之民众,海外华侨于义实有未尽”,于是发起组织“慰劳团”,带领华侨回国鼓舞国内抗战志气及了解国内抗战状况。

在先后考察了重庆和延安两地后,陈嘉庚深感国民党官员腐败,坐待外援,民众疾苦无人过问,军事节节失利,相比之下,中共领导人朴素诚恳,深知民心侨心,延安地区各界艰苦奋斗,军民同仇敌忾,处处坚持团结抗战。此行使他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模糊认识,看到了振兴中华的希望所在,他深深感慨“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在回到东南亚后不断宣传着这一信念。

1945年815日日军无条件投降后,避难爪哇的陈嘉庚安全返回新加坡,这一消息传到重庆后,旅渝福建同乡会、厦大及集美校友会等10团体在重庆发起召开了“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会上,毛泽东送来一幅单条,上题“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八字,对陈嘉庚奔走救国、献身国事的行为和精神给予了至高的历史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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