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的“梦想嘉年华会”（ 2013作品）
文/《台海》杂志记者 刘舒萍 图/李府翰
李府翰坦言自己是一不小心走入摄影这一行的，原先只喜欢画画，一心想要成为一位画家。他与摄影最早的互动，始于高中时代，因为素描写生的缘故，向哥哥借了一台相机，用于风光拍摄。摄影的兴趣养成也从这时候开始，他慢慢喜欢上摄影，开始学拍照。
会进一步爱上摄影，源自当兵期间意外拿到摄影首奖，他深受鼓励，摄影让他重拾信心。没有考上心仪的大学，李府翰曾当过收款员，但始终没有放下对摄影的热忱。没有接受摄影专业训练的他，用镜头记录了兰屿角鸮的生态繁殖日记，并机缘巧合之下，接触纪实报道摄影。对当时的李府翰而言，这不啻是明灯的启示。在办完人生中首个摄影个展后，李府翰决定赴美求学，学习新闻摄影。理由简单又纯粹，因为喜欢，因为对摄影着迷。
求学期间，李府翰对于摄影的态度是尤为诚恳的，他是老师眼中勤奋的学生，斩获过不少大大小小的奖项。留学归来后，李府翰进入媒体，主跑艺文与影视。对一个喜爱摄影又喜爱艺文的人而言，这真是最好的工作了！透过相机，他得以更深刻地凝视四周，他不舍春秋，不厌其烦，拍到了很多独家。尽管后来离开媒体圈，但他对影像的热情与执着依旧，从街头速写到专题报道，内容多样又不失细腻。
李府翰不推崇照片的激烈刺激，他喜欢随手拍拍，多以抓拍呈现作品内容，他拒绝套路，天马行空地构建心目中的“几何”图形，他希望自己不只是走过，而是发现与记录。在李府翰的摄影作品中，街拍始终给予他最充足的养分，“大多数的你，我们只有匆匆一瞥，交错之后就不会再相遇。但，有了影像，全都成为生命中的印记。”李府翰深情表白。街拍是他解压的重要方式，对于新手，他主张先有量再有质的坚持。
复古鸭舌帽，黑框眼镜，李府翰的打扮有点随意，又有点老派。他总是习惯随身携带两台相机，一台拍工作照，一台拍自己感兴趣的，这就是他摄影生活的模式。一方是色彩亮丽、五花八门的工作照，一方是无声的黑白影像，安静而有力。他说，自己是矛盾的综合体，把工作照和个人作品分得很开，在纪实与纪虚之间寻找平衡支点。
“我们这个地方叫淡水，蛮漂亮的，有山有海的，有机会你一定要来这边走走。”搬到淡水生活19年，李府翰和家人收养过4只狗、5只猫，摄影让他进一步品味平凡生活的乐趣。
肢障者的梦想舞台——台上台下（组照节选）
01>轮椅特技舞者郑自强把握上台前的最后10分钟，倚靠在后台层板锻练臂力，期望有一场完美演出。
(2013年作品)
02>喜欢摄影的苏俊源总不忘随时帮他的爱人舞伴梁春锦拍下美照，纵使在化妆间也不放过。(2013年作品)
03>全盲手风琴家廖庭澔趁演出前在休息室练习表演曲目；墙外走道上，舞蹈老师吴佩谊忙着抬腿拉筋，完美搭配音乐和动作，形成了一幅有趣的画面。
(2013年作品)
全情投入，果断转身
《台海》：1987年您在台北举办了首个个展《1986·兰屿》。当时是什么契机拍了这个专题？
李府翰：那是到兰屿旅行所得。早期，台湾有一位摄影师前辈，名叫王信，她很早以前拍了一组兰屿黑白照。当时，大家对兰屿了解并不多，我觉得这个地方很特别，想去了解一下。后来，我在当地认识了一位媒体记者，他说，当地核能废料厂议题蛮值得关注的，问我说可不可以帮他做这方面的图片拍摄。我答应了，前后在兰屿待了半年，最长一次待了三个半月。
拍兰屿角鸮，记录它们的生态繁殖。人们能见到兰屿角鸮的机会很少，它们被纳入世界濒临绝种鸟类红皮书中，我在三个不同的地点找到了三个巢，拍下它们求偶、配对、筑巢、孵卵、育雏的全过程。
《台海》：要找到它们不容易吧？
李府翰：最早是听音寻位置，为此，我还特地把自己的机车运到兰屿。一个礼拜，约有三四天时间，在傍晚4点多骑车上山。兰屿当地有一种毒蛇，几乎每天都会看到，因此，我必须全身包得紧紧的，穿上雨衣、雨鞋，上山后弄个简单的帐篷，躲在帐篷里，调好镜头，静静等待。晚上十点多到十一二点这个时间段是角鸮最活跃的时间。拍摄时，我会将对焦手电筒包上红色滤片，避免干扰，并将闪光灯加上“集光罩”聚焦拍摄。
《台海》：在这之后，您办了个展，后来又到美国求学。求学过程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
李府翰：一些新闻摄影比赛很有意思，例如，现场拍一场足球赛。我曾参加过加州的大学生新闻摄影大赛，赛制要求由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共同完成，两人必须在24小时内，在这个城市里找一个议题进行报道。在指定时间内，找到一个好的题材、拍到好的照片、在现场及时快速冲印出来，三者缺一不可。当时还是胶片时代，这样的比赛充分考验摄影记者是否具备较强的新闻敏感性，扎实的专业技能，以及及时发稿的能力。那一次，我们找了一个流浪汉，花了几个小时跟他周旋，很幸运，最终拿到了首奖。
《台海》：什么时候决定回台湾发展？
李府翰：读书时，我就决定毕业后回台湾发展，因为我的英文表达能力不够好。也因此，求学时，我非常努力提升专业能力，除了完成教授规定的功课外，也拍了很多题材。我在住的地方设了一个暗房，一有时间就泡在里头。
《台海》：回到台湾后，你到媒体工作，听说非常拼。
李府翰：一开始什么都跑，最多的是时政新闻跟社会新闻，但那不是我爱的，后来知道民生报招艺文记者，这就是我爱的，就跳去那儿上班，主跑艺文与影视。早期，台湾蛮流行拍MV的，为了跑到独家，我会主动要求帮他们的艺人拍照。可是你知道吗？MV一拍基本上就会拍到隔天凌晨，因此，下班后，我不是回家，而是常常到片场报到，睡在片场。我不晓得为什么会那么投入工作。
《台海》：后来为何选择离开媒体？
李府翰：我工作的联合报系团协规定，符合年资工作年满15年可以申请退休。刚好，我也正在思考转型。过去，平面摄影记者只需要拍照片就好了。在我决定离开的前一年，台湾开始要求摄影记者既要会拍照，还要会剪辑、会拍影片。坦白讲，我的心情不是那么美丽。这样的媒体环境，不是我爱的；这样，我怎么好好拍一张好照片。于是，我决定到外面闯闯看——开摄影工作室。
现在回看，我在媒体工作的时期，是台湾媒体最高峰的时候，我碰到了最好的时机。现在，反而做自媒体会好一点，很多报社都在精简人力，一个人当两三人用，薪水没有更高，甚至更低。
01>住在大学校园里的流浪汉
（1993年加州大学院校摄影竞赛“现场专题新闻特写类”第一名）
02>堤防上看热闹的人（2014年作品）
03>舞蹈教室（2012年作品）
04>玻璃窗内的年轻喇嘛（2014年作品）
街拍，可不是乱拍
《台海》：您喜欢街拍，街拍的魅力在哪里？
李府翰：非常喜欢街拍，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没有压力，随性地拍，不受拘束，也无所谓拍得好与坏。我喜欢一个人乱逛乱看，遇到有兴趣的对象，我会主动与对方聊天。我这人还蛮会跟人家聊天、打屁。
今年，我在学校里开了一门摄影欣赏课，最近就在讲怎么才能拍出有文化的街头摄影作品。我向学生们介绍了两位摄影手法完全不同的摄影师，一位是英国摄影师艾伦·夏勒，很年轻，因为爱上一个喜欢摄影的女孩才拿起相机，接触摄影才五六年，他只使用徕卡相机，只拍黑白照片，作品非常严谨，为了一个画面，他可以像狩猎一样，一等就是几个钟头。
另一位摄影师是日本的森山大道，与艾伦·夏勒不同，今年82岁的森山大道非常随性，用的是理光GR相机，小巧轻便，可以随身携带、放在口袋里，看到感兴趣的画面，他才会举起相机。他的构图很随意，画面几乎都是蒙的，甚至模糊不清，可是，拍出来东西有他特别的味道。
我们经常讲街拍，在我看来，它是纪实摄影的一环，但它又非常广泛，非常具有弹性，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今年，我留给学生们的期中考试，就是要求他们每人交十张街拍照，没有特定的主题，拍下各自眼中的异世界。
《台海》：听到考试是交街拍照，他们应该很高兴吧。
李府翰：很多同学听到街拍很高兴，觉得好像可以乱拍。我在前面几堂课上展示了不少范例，街拍不是乱拍，必须要有东西在，是不是乱拍，一看就知道。街拍看起来简单，实则不简单。因此，我平日里也会要求他们多去看展览，看完要写报告。
《台海》：届时，您将如何评定作品的好坏？
李府翰：一张会说故事的、能让观赏者产生联想的照片，就是一张不错的照片。在第一堂课上，我总会跟学生们讲，摄影不是靠器材，而是靠脑袋。当然，如果没有基础，首先要把基础打好，要学好构图，最后，再把之前所学的全部丢掉，天马行空地去发挥自身本业所长。我常常拿毕加索作例子，他之所以可以画出那么优秀的抽象画，前期也是下了很多功夫，打下非常扎实的素描基础。
《台海》：现在在拍什么作品？
李府翰：现在，拍片反而比拍平面多，拍一些微电影、广告，也希望能够好好拍一部纪录片。
《台海》：是因为什么让您把焦点转到拍视频上？
李府翰：以前，台湾唱片界大多数艺人我都拍过，现在，有几个人发行唱片？让我修片，我还蛮经常接到这样的案子，坦白讲，业务量少了很多。科技进步很快，有些相机可以拍到6k，甚至8k的视频，画面效果很好，截图就可以用了，以拍MV为例，现在平面侧拍比以前少太多了，直接从视频里截图。加上，很多年轻人也上来了，我开始思考，做一些其他事情，比如，到大学讲课，拍短视频。
《台海》：说一下修片的事情。
李府翰：我们亚洲人基本上都爱修片，都要美美的、帅帅的，曝光的永远是最完美的那一面。有时，修得太过了，明明是60公斤，要修到45公斤，身高158公分，要修到170公分。在这一方面，东方和西方的艺人很不一样。在美国，我见过不少满脸雀斑、一脸皱纹的艺人照，有的还出书了。摄影师可以要求超级巨星躺在垃圾桶里，不要化妆，直接拍。在他们看来，只要是真实的，就好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社交平台上po的都是另外一台相机拍的，拍的都是真实有感的。
01>纪念被盗砍的百年老树（2015年作品）
02>牧马人（2015年作品）
关注底层，为正向而拍
《台海》：总结一下摄影和自己的关系。
李府翰：摄影是我的生财方式，比较幸运的是，这是我的兴趣，我可以利用我的这个兴趣养家糊口。这样讲，真的很俗，但真实情况就是这样。我比较晚婚，小孩子比较小，有房贷的压力，生活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这些都要解决。我做事情不会很跳，要一步一步来。
《台海》：眼下有什么计划？
李府翰：2021年7月起，台湾将全面换发新式身份证件。本来计划是今年10月，因为疫情关系，延到明年7月。台湾有很多偏乡，一些地方根本没有冲印店，要洗一张照片可能要下山，可能要开车两三个小时，对当地人而言，尤其是一些老人、孩子来讲，是很麻烦的事。我有一台露营车，我计划把我的摄影棚搬到露营车里，开去偏乡，用比市价便宜很多的价钱，帮他们拍证件照，现场洗照片。我想找学生一起来做这件事，也将拨出一部分盈余，捐给比较适合的社会团体。
《台海》：如果有充足的时间，单纯享受拍照的话，您更喜欢拍哪一类型的题材？
李府翰：第一志愿是环保议题。我之前拍过一位坚持用自然农法的女农夫——朱菲比。朱菲比今年五十几岁，是一位“自然农法”的鼓吹者和信仰者，坚持“古法农作”，不使用农药不施化肥，友善土地，用自然法则寻找适合这片土地的米种。她希望这种自然的栽种方式，能让土地恢复原本的生态环境，进而影响当地农民。当时是平面拍摄，她的做法很正向，我希望有机会可以拍这方面的一部纪录片。
《台海》：创作过程中最享受的是什么？
李府翰：那种孤独的感觉蛮有趣。我喜欢一个人独处，有时，我会开着露营车说走就走，开到哪里就到哪过夜。
《台海》：有您比较欣赏或者对您影响比较大的摄影师吗？
李府翰：我在读书的时候，买过Mary Ellen Mark的《81号病房》（Ward 81）摄影集，记录81号病房里面的一些精神患者。这本书对我影响蛮大的。所以，我才会在求学时去拍一些流浪汉、偷渡客，关注底层的人，关注他们生活的样子。有点像社会调查类的图片故事。那时就立志要做一名摄影家，我想要留下一些东西给后代子孙。
《台海》：听说您以前在底片时代，每回采访都会背两台相机。
李府翰：当时有一股热情，就喜欢拍照。作为媒体人，要客观中立，一台拍报社交代的任务，一台拍自己想拍的东西，单纯为自己的兴趣而拍。
《台海》：现在还是相机不离身吗？还是更多的会用手机拍照？
李府翰：现在还会带两台相机，一般都会放在车里，有需要才拿出来，不需要就直接用手机拍。现在手机功能太强大了。
《台海》：您陪着台赛一路走来，也获金奖，对如何将台赛办得更好，您有何建议？
李府翰：现在世界各大摄影比赛，例如荷赛，增加了视频类选项，我觉得这是一个潮流，台海可以考虑增加短视频或者纪录片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