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间休息》
2011年1月5日，广东省东莞市。电子厂的农民工在更衣室进行工间休息。车间是无尘室，上班时站立在岗位工作，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10分钟休息时间。
文/《台海》杂志记者 刘舒萍 图/占有兵
1995年12月，也就是离开部队回到家的第7天，占有兵坐上了开往广州的列车，这年他22岁。开往广州的那趟车，是占有兵打工的起点，列车驶过武汉，穿过长沙，过了衡阳，就进入广东境内。此后，他先后在深圳、东莞两地的多家工厂打工。
获得第一份工作，和他当兵的经历有关。当时他花5角钱买了两个馒头充饥，沿着工业区的马路，一家工厂接着一家工厂查看招聘信息。有个大酒店招保安员，在酒店后院的停车场，一口气做了102个俯卧撑的占有兵从近100名求职者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一名保安员，每月工资450元，100多人住在一个大房间。
2000年，占有兵到东莞市长安镇的一家大型电子厂担任保安主管，也是在这里，因偶然的机会，他尝试帮工厂内刊拍照，接触了相机，从此再也没有放下。2002年，占有兵买了自己的第一部相机，用那部二手尼康Ｆ601，拍过100多个胶卷；2006起，他开始关注打工生活，关注同事，关注工业区的鸡零狗碎，关注自己打工所在的东莞市长安镇。
“14年来，我拍摄了100万张图片，收集了500多斤照片，做了110多本与打工相关的手工书，还在不断地拓展各种可能，围绕着‘打工’，我坚定地进行着探索。我将自己从2006年开始所拍摄的中国制造业农民工系列影像，归纳为自我身份认同下的社会纪实专题摄影实践。”占有兵坦言，最初出来打工就是为了赚钱，回老家建房子，娶妻生子。为了生存，他炒过老板鱿鱼，也被老板炒过，在酒店、玩具厂、电镀厂、电子厂干过，睡过工地和草地、住过集体宿舍、自学过无线电维修、开过小商店，也曾设想当一名行政总监、高级主管，所以去读了MBA(工商管理硕士)。可以说，他镜头下打工者的生活，他大都经历过。因为经历过，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理解。他的公众号上经常有人留言说，看完想起了自己的打工生活，因为感同身受，有人写了一千多字的回复。
每当春节和暑假来临，占有兵都会到汽车站去，看看乘车的人，看看那些在两地像候鸟一样移动的打工者和孩子们。回忆打工生活，占有兵直言，打工生活是不安定的，是摄影改变了他的打工轨迹。2012年，因为对摄影的坚持，39岁的占有兵离开了工作12年的工厂，到媒体工作，现在是长安融媒体中心的一名记者。他的户口也以艺术家的名义迁到了长安。
2014年，占有兵出版了《我是农民工——东莞打工生活实录》一书，十万字打工实录，跨十年真情告白，呈现的不仅是打工者的日常生活，更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切面，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痛苦、压抑，也能感受到快乐、甜蜜，感受到潜藏的理想、希望和坚韧，“很多次，为自己拍到了最重要的图片而激动；很多次，为找到一些打工物证而兴奋；很多次，为顺利书写而失眠；很多次，为得到老师们的肯定而喜悦；很多次，为了跟踪记录同事们的生活而忘了一切；很多次，因为拍摄、采访、录像被不相关的人干涉赔笑；很多次，想放弃又心不甘；这一次，让很多次都成为历史 。”占有兵说，人的一生中，最大的困难是战胜自己。只有不断地突破自己，超越昨天的自己，才能走得更远。
“摄影，让我打开了更开阔的眼界，让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带领我走过又长又远的路，远到赴美国展览，也到全国各地参展。很多地方，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可以去。”至今，占有兵仍在坚持观察工业区的变化，记录和关注农民工这个群体在城市谋生的故事，他说，自己把每一次拍摄机会当成最后一次，穷尽脑袋里所有想法。
1>《女工郑婷》
2012年6月18日，广东省东莞市。手袋厂的女工郑婷来自广东省湛江市，19岁的她已经做车工3年了。
2>《吃晚饭》
2012年2月13日，广东省东莞市。 工厂的大门外就是杂货店，下午下班后，打工者们边吃快餐边看电视，然后再加班。
3>《工友聚餐》
2009年11月12日，广东省东莞市。出租屋内，已经怀孕的女工准备辞工回内地，她邀请工友们到出租屋聚餐。
从拍摄舞台到记录人生
《台海》：您的第一台相机是什么时候购买的？
占有兵：2002年，在网上买了一部二手尼康相机，用那部尼康Ｆ601我拍过100多个胶卷。2005年，我报名参加摄影函授学习，2006年，买了第一部数码单反相机D70S，也是二手买来的。拍摄分两种，无意识拍摄与有意识拍摄，最初是无意识拍摄。看到哪里人多就去拍，工厂客人来访拍一下，员工活动、会议、企业文化等也拍一下，主要用于满足内刊之需，这种影像也还有一点价值。2006年以后，刚好是博客兴起的时代，我就把打工生活发到了博客上，引起了很多老师的关注，他们问：“你拍的影像怎么和他们距离这么近？”我说，“我本来就是打工的。”他们给了我很多指点。
《台海》：我是从《工间休息》那张作品开始认识您。当时您参加了台赛，这张是打工系列中的一张。介绍下照片背后的故事 。
占有兵：这张照片流传得很广，大部分人是因为这张照片而认识我。拍这张照片时，我在电子厂上班，是一名保安主管，一次跟其他部门联合进行安全检查，跟着进入车间，平常不让带相机进到里面。电子厂的车间是无尘洁净室，进入车间必须穿无尘服，戴上手套和口罩。大家都在换衣服，我觉得这个场景这么难得，要把它拍摄下来，连续拍了4张左右，其中有一张，有一个人刚好回过头来。过去选照片，我是回避被拍摄者直视镜头的，感觉对方盯着镜头好像变得生硬了，觉得抓拍就要自然，不能被拍摄者发现。2011年，我投稿参赛，在选照片的时候，一时没有找到不盯镜头的那图，就用了这张盯镜头的图。再后来，这张盯着镜头的《工间休息》，把我这个农民工摄影师带去全国各地，去领奖，去展览，去做讲座。
刚开始学摄影时，你记了很多法则，觉得它牢不可破，当你拍了很多照片，或者说经过更多深思熟虑，阅读到更多影像方面的理论后，你会发现知识不是这么用的，它只是在特定的场合下有效。放开手脚，影像将会更加多元。当你的影像认识到达某个阶段，你可能觉得影像空间需要更多隐喻，或者明显符号，让影像更具张力。
《台海》：您比较喜欢近距离观察拍摄对象，遇到拍摄者回避镜头的情况，您会怎么处理？
占有兵：如果是工作照，要求一定要拍到，我会同人去沟通；如果是我的打工系列，我不会刻意要求，是可以放弃的，当然，条件允许下，尽量把它拍好。我使用过多种镜头，从24mm镜头用到200mm镜头，现在50mm和28mm两支定焦镜头是我最常用的，偶尔用下35mm的镜头。拍摄时，抱着每个人都是普通人、对事情的好奇、对人友好的动机去拍，大多数情况下问题不大，但如果抱着好像偷了别人家东西的感觉去拍照，就很容易结怨。
《台海》：拍摄过程中，是否经常会被驱赶？
占有兵：在工厂门口发生了很多次。2012年左右，我在工厂门口的马路上拍照，一下来了6个保安，把我围在中间。 有一次，被按在地上，挣扎着要起来，又被按下去。还有一次，为了拍摄厂里招工，我先从远处拍大景，然后越凑越近，凑到招工者与求职者之间，结果就被报警，送去派出所。 后来解释清楚了，与他们也成为朋友，可以随意进出拍摄。
《台海》：您当过保安，跟他们沟通时会不会有一定优势？
占有兵：当然有优势，我了解这个行业，知道如何跟他们打交道，遇到蛮横不讲理的就没办法了。 现在，我被人在马路上骂的机率大概是两个月一次，以前是一个月一两次。开开心心出门，被骂了，挺影响心情的，心情起起落落。
《台海》：那又是什么让您坚持下来？
占有兵：因为反复在不同阶段被不同人鼓励。给报纸投稿，像长安集团快讯、长安报、中国摄影报等报刊，有不少被采用了，参加一些影赛也有获奖，东莞当地对斩获中国摄影奖等大奖，也有一定奖励，镇上、市里都会有奖，让你感觉外界还是很认同你，自己做的事情还是有价值的。另外，现在社会急速发展，有些变化就发生在你的眼底，您不可能对这些变化熟视无睹。如果不拍的话，心还是会不甘。
《劳动密集型时代》
密集，是资本最理想的状态，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回报率。密集，是生产线上产品的状态，也是打工者在工厂内的生存状态。但密集，让农民工成为生产线的附属部分，马不停蹄地加班，源源不断地出货，长时间在相同工序上从事重复的劳动，当青春耗尽时，农民工也丧失了社会适应能力。
令人欣慰的是，从2008年开始，很多大型的劳动密集型三来一补企业逐步搬离中国，一部分农民工利用掌握的技术和经验，创办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的产品，填补了外贸市场的一部分空缺。另外，更多的中国本土企业迅速成长，中国制造走上了自己的道路，农民工也有了更多的就业选择。
在劳动密集型时代，每一个密集的细节，都是打工生活的存证。
既是亲历者，又是观察者
《台海》：在您看来，什么才是好的照片，您比较在意的是哪一点？
占有兵：照片还是要有情感，要让不同的人观看后，都会产生共鸣。有一种影像属于生物性审美，日出很绚烂，霞光很美，构图很玄乎，不过，抛开色彩和形式，就没东西了。而具有情感的影像，越是与时代渐行渐远，好像它的力量越来越大，重要性越来越强，就好像电影镜头一样，我们总是想着看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样子，想看看深圳还是小渔村时是什么模样。你有没有注意到，我拍的影像里，类似于新闻性和冲突性的特征是比较少的，如果是新闻的话，一般是员工跳楼、工厂罢工，我拍的是生活的常态，如何工作、如何吃饭，如何面试，如何在工业区附近生活下来。
《台海》：以您所在的长安来说，大概拍了多少个工厂？
占有兵：好几十家。刚开始拍自己所在的工厂，慢慢地，接触的人越来越多，种类也越来越多，制鞋、制衣、五金、塑胶、模具、光膜等等，都拍过。很多人我都留了联系方式。
《台海》：您既是亲历者，又是观察者，据您观察，打工者这个群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占有兵：变化还是非常大的，我是1995年出来的。上世纪90年代，走出来是一个不简单的事。首先是路费就难倒了一批人，为了能走出来，山村的农民卖猪卖牛，有的从村前借到村后，几乎所有的亲戚都借遍，才能凑齐盘缠。所以，无论工厂的条件多么差，你一定要生存下去，至少要挣够回家的车费。
其次是信息不灵通，没有电话，没有报纸，电视中的消息也少得可怜，更不知网络是何方神圣，走出来无异于“摸石头过河”。能不能在异地生存下去，自己也没有信心，只有凭着勇气向外走。抱着一种管他生死，只要能在外面过得比之前好一点的赌博心态出去。
那个年代，还是工厂招工少、找工作的人多的时代，要招5名工人，门口会来一两百号人，工厂明确规定只要18岁到25岁的年轻人，且很多岗位要求是熟手。“老天，保佑我找到工作吧！”每个打工者的心中，不知道默默地念过这句话多少次。2006年以前，只要是工厂，老板只愁订单，从不愁工人。2006年之后，开始出现招工难的苗头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部分工厂倒闭了，从2009年起，工厂一直缺工，直到今天珠三角、东莞制造业缺工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改善。
今天，工业区的各厂都挂着招工的条幅，将工资待遇写在招工广告上，缺工仍是工厂最苦恼的事。从前，工厂的招工广告上只有招聘人数，用工年龄限制，对求职者的身高和品行要求等信息，从来不会标注工资待遇的信息。
《打工，何处是家?》
打工，何处是家?
在内心深处，我无数次问过自己。
宿舍是家吗？在工厂打工期间是，离职或被辞退时，不是。出租屋是家吗？租住的时候是，不租时，不是！
打工，何处是家？每当天黑，躺下的地方就是家。家是宿舍，家是出租屋，家是马路边，家是草地，家是公园。家在打工者流浪时的脚下。
打工，何处是家
《台海》：对比你们那一代，新一代打工者有何特点？
占有兵：我们90年代出来打工的，没有自己的生活，我们就是工作的机器，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也没问题，因为我们要赚到更多钱。现在的小年轻不一样，会到广场上玩滑板，在大街上做直播，这些都是我们那个时代没有的东西。尽管工厂也有提供宿舍，一般是8人间，大概四分之一的小年轻选择在工厂外自己租房子。年轻人对财富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提前消费，使用花呗、借呗。
《台海》：今天的年轻群体会焦虑什么？
占有兵：我上次问一位来自广西的小年轻，他老家有房子，到这里来打工，就想找个女朋友，可是厂里面都是阿姨、大婶，小年轻少。另外，可能因为还没有成家的关系，小年轻想的事情还是比较少，问他长安房价一平方米多少钱，他以为是四五千元、五六千元，实际上是4.2万～4.5万元。今天的年轻人不可能在这买得起房子。如果有两份工作，在工厂流水线上一个月拿5000元，在办公室一个月拿3500元，不少年轻人会选择坐在空调房里。而像我们那一代人，如果工厂钱少，可能不是个好工厂，因为我们拿到的钱少了，意味着年底寄回家的钱也变少了。在我们那个年代，在外面三四年赚到的钱，可能会比家里父辈一辈子赚到的都多。
《台海》：现实中，打工者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占有兵：我们当时打三四年工，就可以在老家建一栋很好的房子，现在，你虽然一个月有4000元，但一年存不到2万元。而现在，乡村建一栋房子，大约20万到40万元。另外一个问题，回到乡村也不适应。“打工，何处是家？”在内心深处，我无数次问过自己。宿舍是家吗？在工厂打工期间是，离职或被辞退时，不是。出租屋是家吗？租住的时候是，不租时，也不是。打工之前的老家是家吗？是，那是出生地、生长地。不是，打工者每年回去一次或几年才回去一次，比住旅馆的次数还少。只有到了退休年纪，城市没有生存之地了，才被迫无奈回去，然后很长时间不能适应。作为农民工，要在农民和工人的身份之间不断地转换。25年的打工生活，我虽然进了城，但回不去村了。而我的兄弟姐妹们还是进不了城、回不了村。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底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9亿人，其中1.7亿人外出务工。
《台海》：您有没有去跟拍过，打工者回到乡村融不进去的专题？
占有兵：没有刻意拍过，我曾经到广东英德的一个村子里，拍过农村淘宝，已经拍5年了，也想做一个纪录片。他们回去后也有一些焦虑，有一位小年轻，出来时是帮别人安装空调，后来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想发展养鸡事业，结果猪肉的价格升起来了，鸡肉的价格跌得一塌糊涂，他说，挣到这么多年的钱，现在亏了，每个月都在亏钱。
从2006年开始系统拍照，一直聚焦群体的追踪，也想知道曾经拍过的人，如今的现状。比如说有一批新疆克尔克州人，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通过当地政府组织的劳务输出，到东莞，后来工厂倒掉了，他们又回去了，我很想知道现状。虽然留有他们的联系方式，但现在的时间和精力不太够。
建一个打工博物馆
《台海》：最近在忙什么？
占有兵：例行的工作采访外,业务时间正在做两个纪录片，一个是关于工业区的，一个是关于乡村的,两个交叉进行。大多还是跟打工相关。
《台海》：动态影像和静态影像之间，区别大吗？
占有兵：拍图片时，我们总是让每一张图像有用，不拍空镜。而在动态影像，瞬间和瞬间的转接是通过空镜来承接的，除此之外，图像只是纪录片的一部分，声音这部分比较难处理。另外，发一点牢骚，我觉得今天的融媒体是不符合社会分工的。亚当·斯密《财富论》中的第一事例就是介绍通过不断细分工序，最后每个人的劳动效率可以提高一万倍。 融媒体发展的大趋势没错，但管理者的管理方式错了，要求每位记者都是全能型记者，这与社会分工是违背的。分工也有一个问题，让工作变得没有乐趣，但产量很大，效率很高，产品稳定。
《台海》：近几年，您怎么会想到去撰写、编辑手工书的？
占有兵：很多时候照片发表后，就与摄影师无关了，特别是网上的传播，照片会被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编辑发表，最终与我的本意大相径庭。手工书可以让图片和文字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从2013年开始至今，我已经做了100多本主题不同的手工书，这批手工书都围绕着打工这个大主题。这些书也被不同的专家、博物馆收藏了一部分。
《台海》：今天您已经不是农民工，拍照时还会有农民工的视角吗？
占有兵：我老婆也还在工厂里上班，我的哥哥、好多家人也都在工厂上班。我没有任何优越感，我觉得自己还在打工。今天，我自己也买得起1000块钱的鞋子，但是我从来没舍得买，我穿的鞋子是49块两双的，我的牛仔裤是拼多多上几块钱买的。生存的危机感一直都在。
《台海》：未来有什么规划？
占有兵：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做文献记录，因此除了影像，我还收集了实物、录音、录像、表单、证件等资料，恰好东莞正在飞速发展，有一些产业的调整，一些工厂关闭，通过各种方式，买来了几千斤的实物，希望做一个小型打工博物馆。今年1月份，美国康奈尔大学来了一个人跟我谈，希望在他们那建个馆，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也没有后续的动作。短期内，我想做一个纪念碑式的影像，要么叫打工纪念碑，要么叫中国制造纪念碑，通过不同人在不同生存状态下的头像，展示中国制造的强大。密密麻麻的人头，也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微不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