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女海商的大航海时代
文/《台海》杂志记者 卢燕 图/涂志伟提供
很早以前，《山海经》里就曾这样描述福建：“闽在海中”。临海而生的闽人有数千年悠久的航海传统。这批生活在中国东南沿海偏远地区且与外界隔绝的居民，就已经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的异国他乡。根据古代典籍的零星记载，闽南商人在海外积极经商，其足迹遍布北起高丽、南至苏门答腊岛的东西洋各商埠。
但要征服海洋谈何容易，驰骋于东西洋的海商们一向都置身于海洋文化的惊涛骇浪之中，从来处变不惊，他们几乎都是男性。
一直到明隆庆年间，月港开关，进入海上贸易繁荣期，再加上朝廷社会控制力松弛，传统社会秩序被打乱，而这正是闽南女海商身影出现在海上贸易的最好时机。她们开始走向海洋，崭露头角，她们善观时变、顺势而为，拓展着海上丝绸之路。
与开放的海洋性密切相关
早在六千多年前，闽人的祖先就借由简陋的船只，随着季风向大洋深处迁徙，他们被后人称为南岛语族。他们被季风送到台湾、东南亚诸岛，然后像飘蓬一样在太平洋上渐渐扩散，铺就一条由季风和洋流铺成的商路。这个面朝大海的族群，在海上拓展生存空间的脚步从未停息。
当通往西域商旅的驼铃声逐渐暗哑，东南沿海岸边的福船早已扬起风帆，驶向辽阔的海洋。一艘商船的载重量相当于700头骆驼运输量的总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优势愈发凸显。
大明王朝，闽人自唐、宋、元不断开辟的新航线及其所积累的航海技术，成就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当欧洲人开始突破陆地的局限驶向大海，明朝却从海上退缩了。然而，人类文明交融的渴望势难阻挡，东南沿海的闽人开始以各种方式撕开明朝的“海禁”，延续“海上陶瓷之路”。
诚如厦门已故文史专家洪卜仁在世时所说过的，“一旦机遇来临，仿佛只轻轻一抬脚，闽人便投身于风险莫测的海洋征途中。”
福建海岸线漫长，曲折的海岸线上港湾、岛屿众多，海域辽阔。自宋以后，福建人口迅速增长，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中，向内陆延伸困难，人稠地狭的矛盾使许多人无可耕之田，只能转向大海谋求发展。由于远离中原文化区，福建受中原风气影响相对弱，再加上商人的势力和影响，商人的地位不仅未受到挑战，反而使中原那种贬抑商人的传统制度和观念受到强有力冲击。
明朝的海禁，反倒从侧面上促成了漳州月港的异军突起。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市场逐渐形成，从而进入了一个闽南人的海上世纪。
根据古代典籍的零星记载，以郑母黄氏、印结瓦定、颜二为代表的闽台女性海商，代表不同背景的海商势力，勇于挑战传统体制的束缚和偏见，以崭新的自由商人的身份，活跃在东南、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从事海上贸易。
社会变革是直接诱因
闽南女海商的崛起，与福建文化生态环境中开放的海洋性密不可分。尤其是福、泉、漳、厦四大港口，接力赛般地成为中国的海上门户，与其他区域不同的是：福建的港口都以港口群的方式存在。以福州为例，福州港周边的有：甘棠、马尾、吴航、江阴、三都澳等；泉州港周边有：后渚、安平、蚶江等3湾12港；漳州月港则有双屿、浯屿、梅岭的相持。这些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商业集散地。
在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涂志伟看来，明末清初，闽南女海商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地域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体现了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最佳结合。
洪卜仁生前接受《台海》采访时表示，明初，实行由封建中央政权垄断海上对外贸易的政策，既禁止国内人民到海外经商，也不准外国商人自由前来中国贸易，只允许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以“朝贡”名义“附载方物”的限制性贸易。中叶以后，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达，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与国内市场逐渐扩大的同时，民间私自经营的海上对外贸易，也开始在东南沿海的一些偏僻港口，突破了朝廷森严的海禁防线，“私造巨舶，岁出诸番市易”。漳州的月港和邻近厦门的嵩屿、海沧、大小担是商人私自进行海上对外贸易的活跃地区。多年的发展孕育，明中晚期，东南沿海海上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经商氛围浓厚，推动各个层次更多的人们集中到工商业的经营上来。此外，明政府对赋税制度的改革、人身依附关系的松绑，也使得女性获得了较多的人身自由，经商的女性越来越多。
向海而生的闽南女性，在经商活动上，更是突破经营形式、范围。她们或与男子共同经商，或独当一面，从事与海上贸易相关行业。明末泉州解元李光缙在《景壁集》中就写了10多篇安平商人传记。
不过，涂志伟坦言，明中晚期清初社会变革是促成女性海商出现的最直接诱因。其时，在东南沿海，兵乱、战乱、海盗乱、倭乱、夷乱等各种乱世的军事活动接连不断。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明廷对海盗集团的征剿与招抚，对海外贸易的严禁与开禁一直处于矛盾变化之中。朝廷社会控制力松弛，传统社会秩序被打乱，而这正是闽南女海商身影出现在海上贸易的最好时机。
亦民亦官亦商
泛海通洋，周旋于各大贸易势力间，奔忙于各个港口采购、贩卖商品。以泉州安平女海商郑妈黄氏、台湾大员（今台南）的厦门华人女海商印结瓦定、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的漳州华人女海商颜二、同安陈氏等为代表的闽台女海商，她们以漳州月港、厦门、泉州安海为主要贸易基地，或以台湾，或以巴达维亚等地为主要贸易基地，在东南、东亚海域与荷兰人、西班牙人、日本人等从事国际贸易活动，叱咤17世纪蓝色海洋。
明崇祯元年（1628年）十月初八日，同安“海贼”妇陈氏跟随李魁奇海上武装集团，在晋江井尾港口被明军所俘。据史料记载，“初八日黎明，果遇贼船四百余只在井尾港口，兵渔夹击，犁沉贼船四十余只……贼妇陈氏官卖与赃谷俱充赏格。”
印度尼西亚爪哇巴厘人颜二，嫁给漳州华商颜二观为妻。按照当时巴城荷兰人相关法律的规定，同中国移民结婚的当地妇女及其所生的子女，去番籍入唐籍，在结婚、判案或人口分类时则视同为“唐人”即中国人。
据了解，明天启六年（1626年），颜二观自漳州渡海到巴达维亚。苦斗数年成功，成为巴达维亚城豪商，并跻身为第四任巴城甲必丹即华人侨领。1666年，颜二观逝世后，由颜二继任甲必丹。
涂志伟告诉记者，早在颜二观出任甲必丹期间，有关巴城闽侨社区的日常行政事务便交由颜二负责处理。颜二在巴达维亚城实际行使甲必丹权力长达 12 年之久，也是唯一的女性甲必丹。
从小贩妇到大商妇。资料显示，“颜二观的寡妇虽然是个女人并且是个文盲，但她曾左右印度尼西亚的中国商业界，并且自己有几艘船（Junk）。” 颜二自己拥有几只海船，从事海上贸易活动，又转身为经营海商贸易的女海商，进而管理海上贸易的华商事务。她曾长时间左右印度尼西亚的中国商业界，在巴城华人商圈拥有较高声誉。
是历代女子经商未曾有过的现象
由于台湾海峡的独特地理优势，福建各港口出发的船只可以上北洋（朝鲜半岛、日本群岛）、下西洋（中南半岛、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走南洋（菲律宾群岛、部分印尼群岛）、过台湾；这是广东、浙江的地理位置所没有的。福建各港口成为福建以北下西洋、走南洋与南边人民上北洋的重要枢纽。借助季风、洋流的作用、由福建各港口出发的商船持久、大规模地进入东盟地区，因而使得该区域的文化深深打上了带着福建口音的中华文明的烙印。
历史上，一艘艘福建制造的“福船”满载丝绸、茶叶、瓷器，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驶向遥远的国度，拓展对外商贸往来；闽人亦搭上商船，顺着“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创造了“下南洋”的辉煌历史。
以郑芝龙继母郑妈黄氏同荷兰人交易为例，根据《热兰遮城日记》记载，明崇祯四年﹙1631﹚十二月十四日，“Bendiock从安海搭一艘戎克船载糖和微量的生丝来。”十二月十五日，“今天戎克船打狗号运一万两千里尔去安海收购黄金和生丝。”
这些闽台女海商贸易，经营各种生活、生产日常百货，尤以丝瓷糖姜鹿皮为大宗，还有黄金、锡、鼎铫、蜜料、油麻、白糖、蓝明矾、鱼干、虾米、牛肉干、米、漆、藤、肉豆蔻、苏木、胡椒、棉花、象牙、马蹄银、槟榔、鹿筋等。每次贸易的金额数量都相当大。
福建有句老话说：“福建人是门里一条虫，出去一条龙。”言下之意主要是因为福建发展空间有限，但文化底蕴很深，要发挥作用，只有走出去。
海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福建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进步，福建也对海上丝绸之路绵延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福建盛产的陶瓷、漆器等产品在海外众多国家、地区，包括东南亚、日本、朝鲜，甚至非洲都有发现；在航海方面，福船是航海最重要的一种交通工具。
所谓时代造英雄，明中晚期的社会变革再加上特殊、开放的海洋环境，闽台女海商顺势而为，以崭新的自由商人身份活跃于当时的东西海域，丝毫不亚于男海商。诚如涂志伟所言，女海商的出现并跻身世界海上贸易舞台，是对传统封建桎梏的挑战，更是长期浸润开放的海洋意识的结果，这是历史的突破。他坦言，这不仅是中国历代女子经商所没有的现象，从当时国际海上贸易范围来看，也是没有过的。目前尚未发现同期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有从事海洋经贸的具有可比性的女性人物的记载。
明清时期，中国政府闭关锁国，一味地拒绝海洋文明。同男海商一样，这批闽台女海商们，依然顽强地代表着中国的海洋文明，甚至不惜背负“走私”、“海盗”的骂名。这批闽台地域女性海商发展海外贸易，不仅促进了闽南、台湾、东南亚地方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体现出闽南文化、闽南海商的精神特质，也充实了闽南文化研究的新内容。更重要的是，她们身上富有拼搏精神以及女性特有的细腻，勤劳而勇敢特质，代代相传，一点点沉淀为闽南海商重要的文化精髓，经久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