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垦台湾，开台妈贡献多
文/《台海》杂志记者 卢燕 涂志伟 图/冯木波 许梗桐
在台湾漫长的垦拓岁月中，一个个地缘聚落生根于对岸，在闽粤文化的版图上，就像一块块飞地，带着原乡深刻的痕迹，和母体保持着难以割舍的联系。
在台湾开发史上，除了有男性的开台祖之外，还有不少女性的开台祖妈。除了一部分跟随丈夫一起前往台湾开垦的女性外，还有许多女性单独带领子孙渡海移民台湾。尤其是诏安、平和、南靖、潮州等客籍女性，她们带领家族在台湾各地辛勤拓垦，为开垦事业的成功、家族的兴旺发展，所克服的艰难困苦，所付出的坚忍不拔并不比男性少，所做的贡献却少为人知，许多被隐藏在男性的后面。
>>山区贫瘠、交通不便，随着人口逐渐增加，人与地的矛盾更行突出。为了改变生存环境，闽粤客家人不得不再行迁移，她们翻山越岭，走山路淌水路，进而跨海进台垦荒，其路途之艰辛不言而喻。
携眷到台湾者始终未绝
而女性迁台难上加难
“唐山过台湾，心肝结归丸。六死三留一回头，过番剩一半”。这短短的几句俗语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道尽了早期赴台先民的艰辛，正因为渡海过程的艰辛才留下了这样几句家喻户晓的俗语。
台湾历史上的文化大家客家吴子光也曾记载过自己的母亲和妻子赴台的故事：吴子光早年与父亲先行赴台打拼，后来母亲蔡氏、妻子陈氏也从老家渡海赴台寻夫。
婆媳俩从广东跨省走过福建两百多里的崎岖山路，在厦门她们拿到了官方出具的路条，从而得以顺利登船出海。一开始顺风顺水的航程颇为平静，然而就在台湾近在眼前之时忽有大风起自东北，船头被大风吹得偏离了方向，于是东渡之旅变成了西归。在西归路上婆媳俩又遭遇一系列磨难：被勒索、遭抢劫，甚至是翻船落水险些丧命。多年后吴子光的妻子陈氏辗转来到台湾，然而母亲却未能同来，这成为了吴子光一生最大的遗憾。
那时候的帆船较小，航速又低，当船途经海峡中的“黑水沟”时常发生船翻人亡的惨剧，幸运抵台的人还得经受瘴疠、毒蛇、猛兽侵害，经受台风、豪雨、地震等天灾地变的考验，他们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才终于得以在台湾安家落户，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早在几百年前，就有戴氏人家从漳州长泰漂洋过海迁居台湾的新竹嘉义和台南等地，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女性。据了解，现在台湾的戴氏人口已经有六万多人，每年都到长泰县寻根祭祖。今天的戴氏家庙除了每年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平时成了戴氏老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海峡两岸的戴氏后人可以说都是这里的常客。
不过，过去女性迁台，真是难上加难，除了横跨黑水沟凶险重重，还有政策“阻拦”。清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多次实行禁止赴台者携眷的政策。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钦差大学士福康安在《清查台湾积弊酌筹善后事宜疏》中说：“至禁止携眷之例，自雍正十年至二十五年，屡开屡禁，经前任总督杨廷璋酌请定限一年，永行停止。”根据厦大台研院邓孔昭教授的研究表明：在清廷治理台湾的212年间，没有禁止赴台民众携眷和允许赴台民众搬眷的年份有118年，而禁止携眷的年份，明确记载的只有59年。禁止携眷的时间少于允许携眷的时间。但禁者自禁渡者自渡，由于沿海航点甚多，官府亦防不胜防，携眷到台湾者，始终未绝。
据台湾国学文献馆主编《台湾研究资料汇编》的资料所载：“厦门鼓浪屿郑合兄弟，‘用小船载妇女数口，如探亲者，送上大船，竟往台湾’，在鹿耳门被查获。”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在台湾淡水拿获福建今晋江县偷渡民人“男妇一十四名”，其中有“许贵带妻吴氏、弟妇颜氏、婶母老吴氏、堂弟许用，又蔡东同母洪氏，吴远同妻林氏，又陈老同妻施氏，又庄宽同婶母吴氏，又耿助一人。”
台中侨光科技大学教授陈瑛珣告诉记者，雍正十二年（1734），平和山莲13 世祖赖文记由其母黄氏慈惠跟赖戊（赖文记之兄）与赖亮的父亲赖君义从漳州府平和县出发渡海移台。根据族谱记载包含山莲赖氏12、13 世祖及配偶等，约五六十人，一起移居台湾。当时，他们在厦门港出海，到台湾鹿耳门登陆，后往嘉义定居，此为一个庞大的家族移民行动。
>>早在几百年前，就有戴氏人家从漳州长泰漂洋过海迁居台湾的新竹嘉义和台南等地，其中不乏女性，今天的戴氏家庙除了每年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平时成了戴氏老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海峡两岸的戴氏后人可以说都是这里的常客。
孀寡移民约占移民的十分之一
不管政策如何变化，女性移民迁台的例子比比皆是，不曾断绝。而一个族群要发展繁衍也是不可能离开女性的。
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间，漳州府龙溪县人汪姓太妈黄聘率子汪玉润等入垦今台南市永康区大湾里汪厝聚落，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汪玉润中武举人，繁衍成族，汪厝位于广护宫北侧，为汪姓垦居之地，故名之。
台湾学者尹章义、陈宗仁认为，在台湾移民史上的性别结构中，除男性移民、家族移民之外，出现第三种类型“孀寡移民”，约占移民的十分之一。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祖籍漳州府诏安县二都隆乾干堡二都陈坑老屋下马子堀，即今诏安县客家籍霞葛镇五通村陈坑自然村黄世兴之妻赖淑德带着三个儿子，携带先夫黄世兴骨骸，渡海来台，入垦湖水坑庄，后搬到坑仔内定居，即今彰化县员林市湖水里，传下七房，形成了黄氏大族。
无独有偶，清乾隆四年(1739)，十五世黄日英之寡妻张氏37岁，携带年方19岁的黄只巨、黄只仁及三子黄佛佑等三兄弟，从汀州府永定县奥杳乡即今龙岩市永定区湖坑镇奥杳村，再度返回台湾继续垦殖。起初居住在嘉义诸罗县大排竹庄，继迁移彰化猫雾拺犁头店新庄仔，后又迁移员林，并往返于三块厝之间。直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黄家向三块厝江家买得水田并建一座草茅屋。乾隆十五年(1750年)，茅屋翻盖瓦屋，才从员林搬回三块厝居住。几年后黄只巨与弟黄只仁合买得刘厝庄车路面一处水田，在三块厝西南侧约一公里处另建屋开垦，取堂号为四合堂，即今台中市南屯区新生里下厝仔聚落报本堂现址。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人丁渐旺，兄弟分居，弟弟黄只仁在东侧半里外的永定厝，即今南屯区永定里内另建祖厝，取堂号为四美堂，由于黄只巨与黄只仁均各有四子一女，故两座祠堂堂号取名均包含“四”字，寓意“四”子与后代彼此要长保和好，共同追求美好将来。
记者了解到，十五世黄日英夫人张氏墓，位于大肚山脚下知高庄仔公墓。张氏是犁头店黄鹏爵迁台族裔共同的开基妈。如今每年清明敦本堂、四美堂等各派下族人从各地回来，聚集在大肚山脚下公墓祭拜。
祭祀祖先方面
开台婆与开台祖地位相当
透过族谱、零星典籍记载，在大陆先民赴台的壮阔历史洪流中不乏闽粤客家传奇女性的故事。
台湾著名旅美史学者汤锦台坦言，由于反清复明的郑成功于1661年渡台后， 满清实施沿海严格的迁界令，从广东到辽东半岛数千公里的沿海地带三十里到六十里内坚壁清野，良田荒废，民不聊生，造成无数人家破人亡。待台湾收复后，百废待举，渺无人烟。从广东、福建交界以至珠江三角洲的广东东半部的东江流域广大地区都需要恢复耕作，发展百业，于是开放粤东客家人大批移民广东东半部，甚至远达珠江以西甚至更远的地方。在此同时，也开放福建漳州客家移民台湾，并于雍正年间随着粤东人员的快速增长，而放宽客家人携眷移台。因此，客家移台人口，到康熙晚年，已快速进入今高雄、屏东交界的下淡水溪两侧，而后在整个清代陆续进入嘉义、云林、彰化、台中、桃竹苗等以及淡水河两侧和台湾最北部，至清代后期进入宜兰平原。但因在各地发展条件不一，至今主要集中在桃竹苗三县市和高雄屏东地区。日据后期至1950年代又有桃竹苗地区客家大批二次移民到花莲和台东，形成东部客家。
安土重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迁徙历来是无奈的选择。为了谋求生存发展，清代许多闽粤客家人又开始新一轮的迁徙，渡台垦荒便是她们的选择之一。
据了解，福建客家人要“招垦”去台湾的话，一般走“正港”——官方的厦门港口，因为台湾同属一个福建省，所以在这里办理手续方便，费用也便宜。但是，闽粤交界的永定县、武平县距离厦门路途较远，许多人就愿意顺汀江而下，到大埔县的三河坝，再坐船沿韩江直达潮州，在柘林港偷渡到台湾。广东梅州一带的客家人到福建厦门也很远，路费贵，因此，广东客家人更多的是从潮州去台湾。当发现潮州的柘林港是偷渡港口、不安全之后，便返回福建，从连城到厦门，走官方的“正港”。
当移民逐渐站稳脚跟，聚居地人口规模也逐渐扩大。血缘关系超越了地缘关系，“血缘聚落”开始生成。于是，产生于农耕文化背景的宗法制度、乡族制度、士绅阶层以及相关的文化思想，也开始在台湾基层社会落地生根。陈瑛珣坦言，台湾客家移民社会，到台湾定居，强调生生不息，在免族群衰微的大环境生存压力之下，对于开台婆祖的祭祀，跟男性祖先一样重要。凡是新婚或者出丁的族亲，必须祭拜开台婆祖，祈求开台婆祖保佑平平安安。风水宝地庇荫后代子孙的概念，对于客家人来说，相当重要。
据了解，台湾中部石冈刘氏为台湾中部开发石冈地区的重要家族，家族组织庞大，时至今日仍然保有祭祀开台婆的习俗。移民社会因为家族迁移的关系，男性开台祖返乡后，老死在家乡，倒是女性祖先随着儿孙迁徙来台。死后葬在台湾，开台婆祖成为辈分最高，子孙祭祀的供奉对象。开台祖元龙公葬在原乡，元龙婆在台湾过世，葬在台湾。刘家的开台婆祖元龙婆，生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卒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坟墓位于现在石冈乡石冈村。
陈瑛珣告诉记者，刘元龙祭祀择定农历春分当天举行，每当这日，大批刘家子孙从台湾各地返乡祭扫“元龙婆”墓。祭典依循客家古礼，准备“满汉全席”和“五湖四海”供品，主祭人员身着长袍马褂传统服饰。采取客家古礼“三献吉礼”仪式，八音吹奏进行祭典，整个仪式历时约两小时。据说，元龙婆的相关祭祀，在刘氏宗族内主要管的就是族内传宗接代的这个部分。女性祖先在生育这方面的功能，传说作用以辅助族人后裔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