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台海》杂志记者 刘舒萍 图/于志新
《消逝的影像——大茶汤》 1986年的北京地坛，八十年代中开始恢复春节庙会，头戴着毡帽、身穿黑棉袄黑裤的手艺人正在展示祖传的“茶汤”手艺。
摄影本身就是记录，记录发生的时间，记录人们的生活，记录那些目前存在而即将逝去的状态，记录着普通人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而这些素材都来源于社会，与人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我迷恋于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去发掘，在普普通通的人群中出现可以见到一种动人心弦的和谐。这些动人的情景，朴实而浓郁的风情都出自普通人的每一天。真想更深地去了解他们，使妙不可言的瞬间得以永存。
——于志新
再好的记忆也会让过去渐渐模糊,模糊的记忆可以随意咀嚼。我们庆幸摄影术的发明，摄影以其冷静的态度告诉后人客观的世界。有这样一位摄影师，从上世纪80年代初涉摄影到现在，一直喜欢拍摄和记录普通百姓纯朴的生活画面，凭着一股韧劲，他执著而不动声色地在小事件中还原着生活的原貌，留下即将消逝的影像。他说：“这些画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已逐渐消逝，留住这些瞬间的永恒，在我而言，弥足珍贵。”
翻开于志新摄影作品集，人生百态，纷至沓来，韵味隽永。于志新取材平易自然，关注老百姓的生活。他喜欢用广角镜头，把人物的生活环境和状态涵盖在画面里，既非描述也不是说明，人们在他的照片中活动，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于志新追求在自然、随意下的人的状态，作品平和安静，但每个细节、每个动作、每个光线，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交流都经得起细细品读，展开就是一个故事，一段无言的岁月。
于志新偏爱纪实，偏爱黑白，偏爱普通人，偏爱即将消逝的事物，偏爱方的构图。他的好友、中华文明摄影家联盟秘书长、中国百姓摄影协会会长郭建设深有感触，“其实搞纪实摄影采用方构图的人很少，因为方构图要求完美，讲究横平竖直，一般很难把画面全部撑满。我总跟他开玩笑说，偶尔拍拍方片可以，但一定要追求完美肯定会丢失很多影像，比如对某个瞬间的抓拍，场面一下就过去了，你抓不到。而且如果后面或布上有一个斑点，你这张照片就毁了。但他就是要追求完美的方构图。”
有人说，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是否走上正路，取决于他在职业道路上最初遇到的那些人。同其他人相比，于志新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1973年进入新华社从事照片洗印，1984年开始做摄影编辑，虽然入行晚，但也有晚的好处，摄影后期和编辑的经历，开阔了他的眼界，见多识广的他很早就体会到摄影世界的精彩，也导致他拿起相机时，拍照非常稳，力求完美，有好的绝对不要次的，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
同其他摄影师相比，于志新的摄影经历也许平平淡淡，没有特别的惊心动魄，但他是一个以记录为己任的人，他的镜头从生活的细微变化切入，真诚而理智地记录，像淘金者一样,在纷纭的生活中、在茫茫人海摄取富有个性特征又能够传递丰富内涵的形象。“意在纪实 情在百姓”是他从事摄影以来坚持拍摄的主题，也是摄影的主要风格。
他说，记录即将消逝的事物和状态，在人的身上最能体现它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强大生命力和历史文化价值，从而使作品具有一种无限延伸的张力。所以，他不断地行走，寻找，记录那些即将消逝的事物和状态。
《消逝的影像——集市上的出租车》
1986年在河南濮阳市蒲城县，一位“出租车”师傅正望向前方。
从后期制作到纪实摄影
《台海》：您是在怎样的契机下接触到摄影的？
于志新：其实刚刚参加工作时，我并不懂摄影，只是我的工作与摄影有相应的关联。上世纪70年代进入新华社从事的是暗房冲洗制作工作，在那个年代中国很少有彩色胶卷，我们的记者大都使用的是黑白胶卷。所以早期拍摄的影像都是黑白图片。新华社老一代摄影家拍摄的国家领导人大多也都是黑白图片，国家要把这些黑白照片通过一种工艺——彩色染印法将这些黑白照片转变成彩色照片。因为这项工作，为此新华社成立了一个图片制作单位，在学校招收了一批年轻人，那年我刚好毕业有幸成为新华社的一员。
参加工作其实与摄影无关，对摄影也不懂，主要工作就是照片洗印。所以一开始我接触的不是摄影，而是图片制作。随着科技发展，开始有了彩色负片“C-41”工艺，彩色反转片“E-6”工艺。彩色染印法的照片制作工艺基本就结束了，开始转为冲洗彩色胶卷、图片制作，为摄影家做后期。通过这项工作，看到了许多摄影家拍摄的风光图片和民风民俗人文图片。也通过和摄影家的接触，使我开始了解了摄影，慢慢地喜欢上摄影。
1975年我开始有了自己的一台海鸥相机，但那时我对摄影并不是很了解，也就是同学之间、同事之间出去玩，互相拍拍纪念照而已。
《台海》：早期信息还是比较匮乏的，您怎么学习摄影？
于志新：由于文化和经济上的落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摄影家接触摄影比较晚，对摄影的概念也不是很清楚。有了相机也是在玩的过程中拍一些纪念照和一些风景照，是属于没有意识的拍摄。但这些照片却真实客观地记录了那个年代的生活印记，现在看来，也是摄影作品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也有一些简单的教材，但摄影的理论比较单调、教条，一说起摄影就是点线面三角构图、黄金分割线等。但那个年代，这方面的条件确实有限，当时，我们主要受到香港摄影的影响，他们以沙龙摄影为主，拍花鸟鱼虫、写意风光，后来通过期刊、画册、展览，慢慢接触到一些欧美摄影家的作品，罗伯特·卡帕、卡蒂埃·布列松、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的作品深深影响了我，视野逐渐开阔，从风光摄影转向社会纪实摄影。
在我看来，“社会纪实摄影”是以社会的美丑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从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去选择和发现，进而真实地、艺术地记录社会生活，并注入作者的审美感受和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认识。
《台海》：你们那一代从事摄影的人，都面临过摄影的觉醒。于您而言，究竟是外在推动还是自己的内心需求？
于志新：外在的力量。喜欢摄影后，我不是只局限于家庭、朋友之间的拍照，我拍摄的内容更广泛，虽然我的专职工作还是照片后期制作，平常要上班，摄影只是爱好，没有时间和条件外出。我一般利用周末去北京的胡同和公园拍照，只有在春节长假约上几个喜欢摄影的朋友到外地去创作。有一年春节，路过一个田地，遇见一位农民赶着一群牛羊，夕阳西下，就是一幅非常美的图景；有一次北京下大雪，一对老夫妻互相搀扶着游览故宫，画面很美，我也拍下来。前者被我命名为《日暮踏归途》，后者叫《老夫老妻》，上世纪80年代，这两幅照片一起发表在同一期的中国摄影杂志上。作品被认可，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上>《消逝的影像——酸曲》
2005年，陕西延川“唱酸曲”的盲人说书艺人。
中>《消逝的影像——缫丝》
2006年，新疆和田的手艺人用大锅加热蚕茧，到一定温度后将蚕丝拉出纺成丝线，织成美丽的丝绸。
下>《消逝的影像——制陶》
新疆喀什的一位制陶手艺人正用黏性的黄土在简单的工具上制作陶碗。
记录普通人生活的每一天
《台海》：您当时为什么喜欢去农村，而不是其他大城市？
于志新：那时的我还认识不到在城市里也能拍到好的人文作品。那时的农村生活虽然很简单，但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习俗。
事实上，一开始，我并没有意识要确定自己的拍摄方向，因我经常在过年时去热热闹闹的农村拍摄，接触了很多地区的老百姓，他们的劳作、衣着服饰和生活状态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开始自觉不自觉地用相机发掘记录这些普通人的生活，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这更加坚定了我对他们的关注和记录。
我想多拍一些，多记录这些即将消逝的东西。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去寻找这方面的题材，慢慢地又从这些题材里头分出几个专题，比如“手艺人”“民间艺人”。
《台海》：你的纪实作品中画面里都是以人为主，把关注重点放在了人身上，记录普通百姓的生活与劳作。分享一下您的摄影观。
于志新：“意在纪实，情在百姓”，是我从事摄影以来坚持拍摄的主题，也是我摄影的主要风格。我经常去农村，接触到的老百姓很质朴，生活虽不富有，但他们很乐观，很打动我。比如《三大件》《电器行》《迎亲》《修牙》这四幅作品无疑是一个时代的记录。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家庭三大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是富裕生活的标志。过去姑娘找对象都是以“三大件”作为基础；《电器行》反映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手提双卡立体声收录机风靡全国，青年人为有这么一台立体声收录机感到自豪；迎亲队伍中新郎的母亲扮演成超生的孕妇，看似反对超生，而心中的愿望是希望自己的福；每逢集市，十里八乡的农民都来赶集，有的游医借集日为有牙病的农民修牙，牙钻是脚踏式的，已有百年的历史……这些场景都来自普通人的生活，所以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从这些普通人的生活中去寻找和发掘。这些动人的情景和朴实而浓郁的风情都出自普通人生活的每一天。
《台海》：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些场景即将消逝，必须赶紧记录？
于志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一次去陕北，虽然还是有很多窑洞，但跟以前不同了，以前是木质窗户，贴的是纸，后来变成铝合金，装的是玻璃；再比如浙江的石板镇，过去的建筑和道路都是用石板建成，很古朴，随着社会发展、建筑材料的变化，原生态一下子被改变了。
《台海》：现在，您再去农村，看到的是什么景象？
于志新：上世纪80年代，我去河南古城，那时，农民靠种地维持生计，后来再去，那里已经变成了小城镇，人们的穿着、交通工具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我到农村能见到很多传统的手艺人，比如捏面人的、修牙的；还有手工作坊，比如榨油坊、豆腐坊等等。但后来发现这些传统手艺真的是越来越少，也许这些传统手艺已经跟不上时代潮流，开始慢慢消逝，但只要还有存在，我就会去记录。到现在，我还在继续。
《消逝的影像——皮影戏》
2005年，陕西陇县一位正在操作皮影戏的手艺人。
《消逝的影像——修牙》
河南濮阳市濮城县，每逢集日，十里八乡的农民都来赶集，有的游医也来此为有牙病的农民修牙。牙钻为脚踏式，已有百年的历史。
《消逝的影像——有轨电车》在马路上排着队准备坐有轨电车的人。
最大的遗憾是忽视了最熟悉的胡同
《台海》：您拍胡同时，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觉？
于志新：我8岁随父母来到北京，从小生活在北京胡同里，对胡同的记忆很深。那时北京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基本都是平房四合院，生活虽然单调，但很有人情味和烟火味。
清晨，朝霞把灰暗的胡同染成红褐色，霞光里，一辆三轮车缓缓地走在胡同里，清脆的叫卖声，如同定时的闹钟，唤起还在晨睡的人们。三轮车上的木桶中盛满了豆汁儿。一声“甜酸嘞---豆汁儿喔”的吆喝声，人们用铝锅、小桶把这种北京特有的酸香饮品买回，就着焦圈、咸菜丝，那独特的味道让人沉醉。
夏日里，老人们坐在门前的藤椅上纳凉，摇着蒲扇，品着茉莉花茶，儿时的伙伴在胡同里一起拍洋画、推铁环、玩弹球、砍包、跳皮筋，过着优哉游哉的慢生活。
走进悠长而静谧的胡同，烦躁的心情立即沉静下来。路两旁的国槐把浓荫投向路面，给人带来清凉的爽意。横枝上挂着几个鸟笼，八哥、鹩哥和百灵比声鸣唱，鸟的主人们在“歌声”中对弈。围墙错落有致地向远处延伸着，藤叶茂密的爬山虎复盖了大半个墙面和如意门的顶端。
现在，北京一天一个样，老胡同拆了很多，胡同越来越少，我希望在它们还存在的时候记录下来。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忽略了身边最熟悉的题材，这也是现在很多的摄影人会犯的问题。
《台海》：您小时候住的那条胡同还在不？
于志新：已经不在了。在我接触摄影的初期，因为没有条件跑很远的地方，就在自己家附近的胡同里，街道上，花鸟集市上拍片子。后来有机会去很多地方拍片子，但我始终放不下对胡同的感情，只要有机会我就拍，不过是断断续续地拍，比较系统地拍摄是在最近五六年。
胡同，是京城的灵魂，是京城的标志，是皇城的拱卫，是北京人生存的依凭。这几年，胡同越来越少，北京市政府也重视，但并没有真正做到修旧如旧。事实上，老北京礼多，也很讲究。身份不同，门墩、碧瓦、上马石、拴马桩的造型也各异，这些都是老城胡同古老文化的一部分，是胡同独特的风景。现在一有时间，我就去胡同走走。我把这个系列命名为“漫游胡同”。
《漫游胡同》
胡同，是北京人生存的依凭，不同人对胡同的记忆也停留在不同的事物上，诸如吱呀作响的三轮车、小吃摊上的吆喝声，有时是孩童玩闹嬉戏的场地，或是留下了人生某个重要瞬间的地点。无论时代变迁，胡同永远都充满了人情味和烟火味。
上>北京市东城区的前门，进出百货商店的人。
中>北京市宣武区的胡同里送蜂窝煤的人。
下>北京市西城区的白塔寺边玩耍的孩子们。
上>北京市东城区的前门大栅栏，站在老字号东来顺涮肉店前的人。
中>北京市东城区的南锣鼓巷，坐黄包车游老胡同的游客。
下>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后海，正在胡同里拍摄结婚照的新人。
《台海》：您认为现在的年轻摄影者如果想要有长进，应该培养什么态度？除了摄影的能力，他们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于志新：现在全民摄影，拍照变得很容易，但我始终认为走摄影这条路，就应该脚踏实地，不要好高骛远，要给自己制定一个方向和目标，专注、认真，深入挖掘，并且持之以恒，都能干出点分量来。
相机只是一种无意识的工具，而摄影家则是有意识的。如果没有目标，见草拍草，见景拍景，见人拍人，形成不了自己的风格。无论拍什么，要踏踏实实深入进去，也要多关注身边的人与事。我就很遗憾没有早点记录胡同。
要有一颗赞美之心
《台海》：您还有一个专题叫“行走美国”，介绍下这个专题。
于志新：行走，无论走到任何地方，都要设定一个专题，去感受、去记录。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纽约是国际的大都市，曼哈顿是当今世界最繁华的城市，每次去美国我都喜欢到纽约的曼哈顿转一转，感受那不一样的生活。繁华街道上硕大的广告牌、快乐的建筑工人、教堂里的祷告者、出苦力的搬运工、公园及街头的表演艺人、卖小吃的小贩和擦皮鞋的手艺人，圣诞树下的流浪者等等，这些都让我感兴趣，于是，坚持拍了四五年，积攒了几千张图片，最终命名为“行走美国”。
《台海》：比起成功的拍摄，很多人更记得走麦城的经历。
于志新：过去胶片时代，你得把胶卷装在相机里头，发生过拍了半天，实际上胶卷没有挂上的情况，很囧。有一次参加聚焦台湾的活动，我去南投拍，正好赶上台湾少数民族举行婚礼前的一个杀猪仪式，遇到这个题材我很兴奋，各个角度地拍，自认为拍了很多好的东西，结束后一想，不对，一卷胶卷36张，怎么拍了半天也没换胶卷，打开相机一看，里头根本没有胶卷。这是摄影生涯里最囧的一件事，也是一件遗憾、难过的事。现在数码相机解决了这个问题，不插CF卡，快门按不下去。
之前去西藏，想拍一些西藏人文的片子。每逢你举起相机他们不是把脸挡上就是低下头躲开镜头，可能是厌倦一直被人拍，有些人养成了收钱的习惯，给钱后才让你拍，但这个瞬间已经不是你想要的了，之前你想拍的情景、动作、神态都变了，真实性也没有了，再拍没有意义了。你也可以事先跟被摄者打声招呼，但那跟抓拍完全是两个概念。
摄影人一定要尊重被摄者的意愿，如果他不同意，我就不拍。
《台海》：除了认真，大家还认为您是个品行端正的人，您也曾获得全国的“德艺双馨”荣誉称号，什么样的人是你最欣赏的？
于志新：作为摄影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一个认真的态度，应该真诚、讲信誉。艺术修养固然是一个摄影家不可或缺的素质，但人格修养起决定性作用。每个摄影人都应该在人格、道德、行为上不断锤炼自己、打磨自己。
拍人首先要做人，做好人才能拍好人，这很重要。当你面对被摄者时，要有一个平等的心灵与他们交流和沟通。努力捕捉人们的欢笑与幸福，善良与和谐，要有赞美之心。过去拍摄的时候，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我都认为应该把人最美的一面表现出来。现在也是这样，在拍摄普通老百姓时，不管他们的生活条件有多艰苦，我都会透过镜头努力发掘记录他们那种热爱生活、快乐生活的美好情绪。
我希望能从那些普普通通人们身上留住人间最美好的记忆，这是我摄影艺术的宗旨。我以为，这也是每一位摄影艺术家绝不可缺少的一份心境。我将仍然延续我的拍摄风格，行走、记录即将消逝的影像。“漫游胡同”、“手艺人”、“民间艺人”这几个题材，我不会丢掉，会一直做下去。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附近，排着队在摸奖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