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芳
2020年2月20日，合肥COVID-19重症病房里，医护人员在给COVID-19患者治疗。2020年，COVID-19疫情吸引着全球的目光。安徽合肥，中国科大附一院感染病院是安徽省收治重症患者的医院之一，最高峰时确诊患者达到84人，重症患者超过27人。
2020年2月26日晚，COVID-19重症病房，两名护士在给一位老者清洁口腔。
2020年2月20日，COVID-19重症病房，护士苏钰和吴思思在护理患者。
2020年2月20日，COVID-19重症病房，医生杨田军在给病人取样。
2020年2月20日，COVID-19重症病房，医生王瑞用轮椅推着一个重症患者去做检查。
2020年2月20日，COVID-19重症病房，一名患者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
2020年2月20日，COVID-19重症病房，几名医护人员在抢救一名老年患者。
2020年2月20日，COVID-19重症病房，一名9旬的老人在接受治疗。
2020年2月20日，COVID-19重症病房，一名患者坐在床上休息。
2020年2月26日，COVID-19重症病房，一名护士在消毒。
评/委/点/评
这组图片拍摄于2020年2月，那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刻，也是最紧张和最让人担心的时刻。
在作品评选时，我看到这组图片的第一张就被打动。这张照片是几名准备进入重症病房的护士正在换防护服。打动我的是眼神，是照片中间那位正在戴口罩的年轻护士的眼神。眼神中是迷茫吗？是恐惧吗？可能都有。以她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历，她肯定知道COVID-19是什么，肯定知道进入COVID-19重症病房意味着什么。但是，她们坚定勇敢，如同保卫家园的战士上前线一样，冲了上去！能不敬佩她们吗！
我同样敬佩拍摄这组图片的作者。他也知道COVID-19是什么，也知道进入COVID-19重症病房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也冲上去了，纪录病痛、纪录救治，纪录那些勇敢的白衣战士。
看了这些现场拍摄的图片，不禁想起60多年前在越南采访奠边府战役时因踩中地雷不幸逝世的罗伯特·卡帕。他是20世纪最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之一，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曾参与报道了20世纪的5场战争，被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 卡帕有句在摄影界流传广泛的名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
靠得近不近，是距离问题。这个距离不是我们饭后散步的距离，是让我深感敬佩的距离。
——中国书局总编辑、世界华人摄影联盟秘书长刘阳
纪实摄影最重要的核心概念是对社会现实的关心，然而切入这一问题的关键首先取决于我们能够站在怎样的文化高度上来认识摄影，这种认识最终决定了我们会将摄影安置在怎样的文化位置上。这组作品记录了安徽合肥中国科大附设医院重症病房治疗状况，让我们看到摄影者站在社会良心的视角，为我们反映生命边缘的无奈，沉重的议题，每张作品都为我们彰显人类面对病毒攻击的无措及生命脆弱的故事。
记得这组作品于决选时五位评委老师有不同的见解，有人从议题的选择角度思考影像的企图；有人从整组照片叙述的完整度切入，质疑影像讯息传递效应；也有评委从创作的难度及道德勇气出发思考，虽然大家意见不见得一致，但是经过相当公正公平讨论，二次投票后这组作品才胜出。
在这里要佩服摄影者的勇气，冒着被病毒感染的风险进行专题拍摄，实践纪实摄影中人道观点的感性叙述、凝视他者，唤起关注与攫取人心的瞬间影像。选择这样的拍摄议题决定本身就是个难题，想必摄影者也是受到传奇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经典名言影响。作者亲近 COVID-19 重症病房内，静静凝视贴近生命的边缘拍摄，让我们看到医护人员从准备、护理、取样、消毒及治疗过程的辛劳付出与奉献，同时也让我们体会到在这场看不见敌人踪影的战争中人类的无助。
对读者而言，每一张影像是孤立、不连续的观看经验，作品是否能产生具有行动意义的正向作用，也许是每一位报道摄影工作者永远思索的课题。
——台湾当代摄影家、艺术家，台北摄影节策划总监蔡文祥
如果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
最高奖金浪奖得主吴芳讲述获奖作品背后故事
讲述/吴芳 整理/《台海》杂志记者 司雯
2020年2月，正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最危急时刻，摄影师吴芳进入合肥新冠肺炎疫情定点收治医院重症病房里，面对危险，吴芳不慌不惧，丰富的拍摄经历和开拓的眼界，让他熟练地调度手中层层包裹的相机镜头，在有限的条件下，用成熟的视觉语言呈现给读者一组震撼人心的作品。
选择拍摄重症病房，有些朋友是不太理解的，他们觉得我已经不是媒体人了，为什么还要坚持关注疫情，更何况是进入到最危险的病房拍摄。
但我总觉得，从影像记录方面来说，不管是从新闻记者角度来看也好，还是单纯从技术性角度来看也好，在这样的一个重大疫情面前，我作为一个摄影师，特别是纪实摄影师，是不应该缺席的，特别是像这种病房里的珍贵画面就更不应该缺失。这是一个摄影师的责任感，这也是我拍摄这组作品的初衷。
不是媒体记者却冲到最危险的一线
2020年春节前夕，武汉爆发疫情后，我所看到的有关疫情的照片，大多都是摆拍的，比如几个医生排排站，太过流于形式了，没法体现更为人性的东西，我觉得挺遗憾的。在我看来，摄影师就应该去记录更为生动的瞬间，其中就包括医生工作时真实的一面。
当时我本想到武汉采访拍摄，但由于我已经不是媒体记者，也不希望在武汉最危急的时候过去添乱，最终没能成行。后来，我了解到，自己的家乡合肥在2020年1月底也有了确诊病例，每天都有具体的数字公布，只是媒体没有过于宣传。
我突然想到，同样都是医护人员与确诊患者，合肥与武汉有什么区别？并没有。无外乎，武汉的患者多一点，医生的压力大一点，但整个的治疗流程都是一样的。既然去不了武汉，那是否可以进入到合肥的新冠肺炎疫情定点收治医院拍摄，记录治疗的过程？
2003年非典期间，我曾进入过医院拍摄，对探访病房需要做好哪些准备，也有一定的经验。决定拍摄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症病房时，也咨询过专家。专家跟我说，只要按照科学的方式来防护，安全问题是没有的。由于之前长期跟拍医院的主题，我与合肥的大医院都保持着不错的关系，在我提出跟拍的要求后，医院也同意了，并在我们进入病房的前一天，做了安全防护相关的培训。
有了相关的经验储备，又重新进行了培训，在医生的带领下，我穿好防护服，给相机也包上防护设备，分两天走进合肥新冠肺炎疫情定点救治医院，记录下重症病房里的救治画面。
要调度的是镜头而非拍摄对象
正式拍摄之前，我对于整组照片的呈现是有考量的。比如说医生的工作以及和患者的交流，都是我希望能拍到的。但我的拍摄有个原则：从来不干涉拍摄对象。在重症病房，我不去管医患之间的互动，我只要抓拍他们的瞬间。在我进入病房后，病房非常安静，我尽量不去干扰他们，不能去调度医生和患者，只能自己移动小心翼翼地拍一些画面，展现他们真实的工作状态。
两天的时间，我不断地寻找最佳的拍摄角度，寻找光影的位置，思考要怎么拍效果才能更好。在我看来，好的摄影师，到现场后要知道怎么样去调度自己的镜头，而不是调度拍摄对象。我一共拍了两千多张照片，最后才选出了较为满意的几张。
但其实，一开始我更想拍的，还是医生抢救病危患者的画面，比如插管、使用呼吸机之类的，就是希望能用镜头展现生死之间的医护关系。由于合肥的疫情不是非常严重，也就没有病危的患者，我原计划要拍的画面最终没能拍到，从摄影方面，这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遗憾吧；但从抗疫方面，我还是感到欣慰的，谁也不希望疫情是严重的。
在整组作品中，有一张很不一样的画面。那是一群医护人员在更衣区穿防护服，准备进入隔离病房换班。这张照片的拍摄我是特意去现场等待的。我曾经看过一张国外的摄影作品，是一群穿黑衣服的女人背影，然后正中间一个人的回眸。这张照片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在拍摄医护穿防护服的场景时，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抓到像这样子的现场画面，即所有的人都背对着我，唯有一名护士朝着我镜头这边看过来。于是，我就不断地抓拍，最终还是让我拍到了。整个画面都是白色的防护服，唯有转头的这名护士有着不一样的颜色，就成了画面世界的中心，具有美感和震撼性。
为了这一张照片，我在更衣室待了很长时间，不停变换拍摄角度，等待时机。我想，这就是纪实摄影该有的样子吧。
在我理解，纪实摄影虽然是随手抓拍，不要去摆动拍摄对象，但是每个摄影师都是有思想的，你可以调度自己的镜头来展现想要表达的东西，这样的拍摄和摆拍是两个意义上的概念。所以，我觉得很多街拍照片，比如说有一个人正好站在影子和亮光的中间，这种可能是一瞬间的抓拍，却需要摄影师蹲守很长时间，更要考验摄影师的思想。
我在大学里面讲课，曾讲到一个观点，为什么初学摄影的人很喜欢的那张照片，参赛时就有可能被认为是一张垃圾照片。因为这些年轻摄影师的眼界，决定了他对这个照片的认知度。如果一位摄影师的大脑里储存了有十几万甚至上百万张照片的记忆，眼界就会打开，也就懂得如何去拍好照片。看得多，看得深，就有思想，很简单的一个道理。看的照片层次也很重要，每天在看手机上朋友圈的照片，和看那些国际大师的作品，决定了你的层次不同。
回到纪实摄影，在摄影师没有办法去摆布周边环境或者所拍摄对象时，只能通过自身的走动来把照片拍好，这考验摄影师的临时应变思维。也就是说，他们要有更活跃的思想，才能在突然看到一个场面后，就知道该如何把它拍好，这比一般的摆拍摄影要难得多。
长期跟拍医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而在所有的纪实摄影中，进入医院重症病房的拍摄是最难的领域之一。因为不仅你人要做好防护，连相机也要包裹起来。这对摄影师的拍摄是有影响的，这又需要经验的帮助。拍照片的时候，一般稍微有经验的摄影师，他会对将来发生的画面有一个预判，就是说我想拍这个画面，我会事先想到医生可能会经过这个位置，那么我在这里守候。有预判，就会有时间调试设备，也就不会因防护服带来的滞后影响。如果没有预判，临时要拍了才拿出相机，然后对焦完成，肯定拍不到好画面。所以说，还是考验摄影师的经验储备。
因为我曾经拍过非典，我很清楚，在病房里面拍摄和外面拍不一样。因为病房里拍摄，哪些镜头能拍，哪些镜头不能拍，心里要有数。还有要跟医疗器械保持距离，跟医生保持距离，跟患者保持距离，这些都是有严格要求的。
我会知道这些，也与我过去长期跟拍医院有关系。一直以来，我与合肥的一些医院关系都很好，我经常会去医院找一些选题，比如说我曾经在合肥的一家医院手术室待了十几个小时，记录手术室的医生，看他们一天的工作状态。这些都可以积累一些经验，帮助我更好地完成此次在重症病房的拍摄。
应该说，如果摄影师都没有去过病房，自然觉得这些画面都差不多，无从下手。但是只要积累了一些经验，充分利用现场的光线，每次进去总会拍出几张不错的照片。
这里又提到一个概念，摄影师要如何克服困难去记录最真实的场景。有些拍摄主题或内容，对于摄影师来说并不容易，过程中总会碰上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无论是作为一个摄影师也好，或者是摄影记者也好，你会有拍不好的照片，但千万不要为这些不好的照片找借口。比如说我去拍一张照片，拍不到，可能是因为警察不让我拍了，或者现场环境制约我的拍摄。但是读者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最终想要看到的是你呈现出来的照片，好或坏，能否打动我，并不想知道这些失败的理由。在我做摄影部主任时，经常跟我们的记者讲，照片不好就不好，不要找任何理由。如果你呈现给读者的不是一张很好的照片，那么就是你没有用功夫，不能突破困境。有些东西连你自己也没信心去把它拍好，又怎么能呈现给读者，去试图打动他们呢？
在我看来，一张可以打动人心的照片，首先是照片的信息，也就是事件本身，呈现出来内容要有震撼力。其次，摄影师抓拍的瞬间很关键，这个瞬间要能抓住读者的心。当然，每张照片都是必须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去解读。实际上，我对自己的这组作品还是感到蛮遗憾的，我并没有达到想要拍摄的初衷。毕竟有些场景没有，也不能去硬造出来。
实际上，关于这次疫情的作品，我看了很多，但我没有找到一个特别能打动我的，这不得不说也是遗憾。武汉因为疫情去世了好几千人，在武汉的那些一线的优秀摄影师们，怎么可能没碰上一些让我们震撼人心的画面呢？我觉得应该有的。比如我曾看到一个视频，一个女孩子追着一个灵车，灵车里是她已经去世的妈妈，女孩拉着妈妈的手，喊了一声“妈妈，别走”。这个画面我看了以后心都碎了，若能以照片的形式展现，不是能震撼人心吗？但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恰恰很多人没有记录下这些感人瞬间。
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公益摄影
如今，大陆的疫情缓和了，我除了继续关注疫情之外，也慢慢开始寻找新的拍摄题材。
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公益摄影这一块。我已经持续了三年的公益摄影，通过我的镜头来叙事，通过我的平台对外传播，包括给其他摄影师提供的一些文章，这几年为一千多个困难家庭筹款，总金额接近一个亿了。这也是我几年来常规的工作。
另外，我的拍摄还是以关注身边的小人物为主。比如说，我最近拍了一个大深山里的一个姐姐，母亲智障，父亲又是半残疾状态，她从小就帮忙带弟弟，全家重担就落在她一个人肩上。如今，姐姐25岁，弟弟21岁，然而每天晚上姐姐还要带着弟弟睡觉，搂在怀里睡觉，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想记录的，就是这一家人的故事。另外，还有合肥的一对小情侣，他们俩认识8个月之后，小伙子中毒瘫痪，变成植物人，但是女朋友一直在守护他，守护了4年。
我对于小人物的拍摄选择，首先还是得有故事，然后这个故事本身能够打动人，且这个故事可能会在社会上引起一些人的关注。我拍摄的目的，一方面是弘扬一些小人物的正能量；另外一方面，也会考虑它的故事是不是有代表性。毕竟时间有限，不是所有的小人物的故事都会去拍。但是遇到求助的，比如像白血病，或者其他大病患者，只要他符合条件，如果有时间我都会去拍他。这个东西是没功利性的，我也不是为了从影像的目的出发，而是为了想帮他们。所以在拍摄时，我也是尽量把它拍得能打动人，那么照片刊登后，就会有更多的爱心人士伸出援手。
获奖感言
此次《COVID-19重症病房》这组作品能获得金浪奖，我很高兴。感谢组委会和评委老师对我的肯定。拍摄新冠疫情下的医院救治，是我在疫情期间一直持续的工作，我也希望能用自己的镜头，为读者展示那段真实的疫情救治经历。虽然整组作品在我看来还是存在不足，但我会吸取经验，争取下次拍出更好的作品。
——吴芳
（独立摄影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