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2日西安，黄渠头附近一商品房施工工地。（第十届台赛环保科技新闻类金奖《瞰见“非常绿”》组照之一）
在我拍摄的所有作品里，获奖的不到1%。摄影不是为了参赛，记录历史才是最重要的。每一年我的摄影素材都非常繁杂，对我而言，这是梳理过往、明鉴得失的一种形式。人生上半场，努力、拼搏是最重要的；人生的下半场，舍得、参透是一场修行。我非常喜欢诗人汪国真在《山高路远》中的一句话：“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摄影如此，人生亦如此。
——衡国良
采访衡国良老师的时候，他正在编排他一人运营的公众号“秦镜界”。他告诉《台海》杂志记者，他还运营了同名的视频号。自2015年从媒体走向讲台，他的生活多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是一个充电的过程。”
从业界到学界，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在知天命的年纪里，衡国良重新拿起大学课本，学透、钻研，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他时常感到“压力山大”。为此他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原则：老师懂的，一定会告诉你正确的；老师不懂的，我一定在课后搞懂了，下一堂课再告诉你。
对待学生，衡国良既是严师，又像慈父。会在同学偷懒翘课、上课不认真听讲时做出严厉的惩罚，也会在课堂上以为同学的“比心”是没钱吃饭，闹出要给同学转账的乌龙。被西安外事学院文学院网络评选为“我最喜爱的老师”时，他感到既欣慰又惊喜，彼时的他想起从媒体离开时的不甘与遗憾，也能淡然一笑，没想到在人生的转折点处，竟是别有一番风景。
从飞机上航拍的雾霾，到动车上一张张被口罩遮得严严实实的脸，出差频繁的衡国良总能在旅途中找到拍摄素材。除此之外，他还会前往各地记录美景：醉美于家乡的草木山水，流连于新疆的无限风光，感叹于西藏的宏伟壮丽……所到之处，衡国良都会思考与记录，他表示这是一个“随想、随思、随拍”的过程，这个“随”不是随便的随，而是在走心的基础上随时随地拍摄。在生活中很多我们司空见惯的东西，在他眼里都能看到与众不同的一面，用相机把一般人看不到的那一面呈现出来，是摄影作品“陌生感”的来源，这种陌生感会让人产生新鲜感，新鲜感是人们对一张照片产生兴趣的基础。
关于前半生，衡国良总结道：“我这半辈子干了四件事：当兵最苦，当工人最囧，当记者最累，当老师最开心。”在人生的旅途上，他表示上一章的故事不必眷恋，因为“宁静致远，来日方长”。
懵懂中结缘，失败中摸索
《台海》：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踏上摄影之路的？衡国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我刚上初中时学校组织春游，同学带来了家里“华山牌”相机。懵懵懂懂中，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相机，就对它产生了兴趣。
当时谁家里有一台相机是非常稀罕的,所以我就常常跟同学借来这部相机，买上胶卷，给同学们拍照。因为我没钱到外面去冲洗，就买来相纸药水，把家里厕所改造成“暗室”，制造了一个印像曝光箱，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再把洗出来的照片分享给同学们。相片这种东西在当时是很匮乏的，大家收到后都很开心。后来，几乎每次活动同学都会把他家相机拿给我用，这部小相机也就成了我的“专属”，一直陪伴我们的中学时代，直到我们高中毕业。
1983年，我入伍了，部队里还是没有相机，父母一年省吃俭用给我买了一部海鸥牌4B双镜头相机，我当兵每月津贴才7块钱，这台相机花了将近200块钱。我开始在部队里拍摄战友们学习、训练、生活照片。
《台海》：在当年那种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您如何通过自学让自己的摄影技能迅速提高呢？
衡国良：我摄影之路的真正起步是在我复员工作之后，我是单位专职宣传通讯员，配备了专业相机，经费、器材、时间等都有了保证。但我的摄影技能也不是迅速提高的，只能说是在不断的失败中总结经验，再把它变成下一次成功。遇到过很多问题，也被电打过，那是发生在一次我用自己做的曝光箱冲印照片时，里边的红灯必须常亮，但我在接线的时候短路了，暗黑情况我触电了。摄影对我来说就是不断地拍，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积累。
《台海》：您并非摄影科班出身，为了成为摄影的“正规军”，您做了哪些事？
衡国良：我的愿望是成为摄影记者。在工厂工作的十年里，我完成单位日常宣传报道后，参加了新闻专业的成人走读，边工边学，5年从大专读到本科，系统地学完了新闻史、新闻采编、广播电视新闻概论、新闻摄影等新闻学课程，其间通过华商报招聘正式进入了媒体。从1997年到2015年，从摄影记者一直到影像部主任，在媒体待了近20年。这是我摄影之路的第三个阶段。
西藏纳木措迷人的打卡极致景区——“月亮湾“。（手机摄影作品）
《雾霾中国》组照节选
图为2013年11月11日，长春龙嘉机场起飞的航班上俯瞰到一供热企业场景。
一直到今天，我只要有机会搭乘飞机，我都会航拍雾霾。
2012年底，因外派工作的原因，我出行有了乘坐飞机的机会。金秋时节，飞行在万米高空，本以为可以俯瞰家园美景，航拍美丽中国，不承想飞机掠过的天空竟总是土黄色的，看到的地面建筑物上方仿佛戴着摘不掉的灰帽子。
深秋初冬，东北、西北相继进入供暖季，在飞行过程中，我时常目睹吐着废气的烟囱，天空几乎都是雾霾烟土，蓝天白云不再，眼前一片混浊的景象让我陷入了深思：要取暖？要环保？要健康？要发展？还是要蓝天白云……
所幸，现在我们越来越重视环保，越来越珍惜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衡国良
从媒体到讲台，从业界到学界
《台海》：您在媒体工作近20年，为什么想要从业界转向学界？衡国良：其实，我一直想要在媒体干到退休、直到头发花白。但遗憾的是2015年遭遇纸媒“寒冬”，报纸的阅读量、广告、发行量等呈现断崖式下滑。华商报因转型不得不进行大规模裁员，800多名员工最后裁到了不到300人。当时，我年近50岁，无奈在被裁之列。这是我非常遗憾的，此时正年富力强，经验与阅历都处于峰值，职称评定为高级记者，而遇到被裁员，心里难免不甘不舍。但为我下一阶段转型提供了条件保障。
从报社离开不到一周，我就应聘到西安外事学院成为一名专职教师，给学生带新闻摄影、摄影艺术、数字影像等课程，把自己在职场的一些经验从业界带到学界。
《台海》：从业界转向学界，这个跨界难度很大，您做了哪些努力？您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衡国良：在西安外事学院这个平台，让我再次得到了很好的“充电”机会。因为在媒体的那段时间，基本上是一直在“放电”，没有“充电”机遇。在高校平台，我自己也系统地把大学里边的专业知识重新进行了学习，使得自己理论储备又上了个台阶，能用理论更好地服务于教学，把以前没有搞懂的、模糊的概念与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的同时，我感到有了底气。
虽然明白自己就是讲台上的一个“钟点工”，但我曾经走过的弯路不能让学生走，而要让他们“弯道超车”，授课里我会尽量把学界和业界的东西相结合，让学生们在接受教育的同时不吃亏，少走弯路。
《台海》：您和学生的相处模式是如何的？您认为好的师生关系应该如何？
衡国良：作为一名老师，首先要对学生一视同仁。不管他在哪个学校，他的高考成绩多少，都不能决定他一生的方向。
其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在该严厉的时候，我坚持原则。比如，在学生人数达不到考勤规定时，我坚决不讲课。有的学生不爱做笔记，我就要求学生课上必须做笔记，笔记算平时成绩考察的30%，必须完成。在生活中，我喜欢和学生们打成一片，发生了不少有趣的事。有次上课，学生突然给我个“比心”手势，我还以为是数钱的动作呢，就问他是不是没吃早饭？是不是没带钱？需不需要我帮助？然后同学才告诉我，那是“爱你”的意思。他们还教我使用很多网络语言、表情包等等。我会用和他们相同的网络语境去交流，让师生之间的距离更近一些，我的心态也更年轻了。
再次，我们师生交流共同进步。作为老师，要勇于向学生承认错误。不管是我以前犯过的错，还是没搞清楚的概念，都不能再传播给学生。有时候已经把错误的知识告诉学生了，后来才发现课上讲的是错误的，我会第一时间向学生们道歉。
《台海》：您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现在又是一名老师，您觉得理论和实践哪个更重要？
衡国良：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在学校时学好理论更重要。但毕业以后，实践是更重要。很多同行都有这样一种体会，就是读了新闻专业后到了媒体，理论在实践上用不上。尤其在这个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教材的理论发展往往滞后。既然我是有业界的经验，我会告诉学生怎样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做到相辅相成。
《365天半径五公里》组照节选
2017年，我以一种以往从未有的形式记录日子，365天先后使用三部手机拍摄了四万多张照片，以影像日志的形式，为每一天立此存照。因为个人工作的原因，我几乎每日的活动范围被格式化圈定：家—学校—家。这种固化的、规律的、重复的行走，限制了我的脚步，每天视野几乎就在这五公里圈子里游离。于是，市井百态、芸芸众生成了被我框取的主角。拍着拍着，发现身边每个普普通通的人物都有不同寻常的故事。
——衡国良
下半场，再出发
《台海》：近年来您有了不少手机摄影的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衡国良：2008年我有了第一款能够拍照的手机，开始接触手机摄影。早先的手机摄影分辨率、成像质量、传播效果都差强人意，后来手机像素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再到几千万到现在过亿像素，手机4000万像素已是主流，已经进入了数字影像时代，摄影的门槛也因此降低，甚至没有门槛，人人都可以通过手机摄影成为自媒体发布中心。2015年起我开始研究手机摄影理论，总结出一套实用的手机摄影干货经验与手机摄影爱好者分享。
《台海》：您会觉得手机比起相机不够专业吗？
衡国良：手机与相机各有优势。互联网传播语境下，手机拍摄近乎达到了“完美”标准，比如像素越来越高，又可以用滤镜、美颜等“计算”拍摄。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全世界手机摄影人数远远超过了相机使用者，且手机方便携带，随时可以按下快门，现在很多新闻事件第一时间都是手机用户拍摄完成的，真正的现场为王。当然，这并不是说手机会完全取代相机，在专业性能和成像质量方面，要承认手机还是逊色于相机。
其实，手机和相机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一直在相互借鉴。比如专业相机以前是没有触屏聚焦的，现在不管是单反还是微单，都可以实现触屏对焦，这就是借鉴手机的“黑科技”。对手机来说，光圈、快门速度、感光度、白平衡等之前专属于相机的功能，现在手机拍摄专业模式都已经嵌入。
但是无论手机还是相机，最重要的还是镜头背后那颗脑袋最重要。
《台海》：近些年，短视频的发展也让手机拍摄成了热门，您是否有视频这方面的尝试？
衡国良：2017年，我开始在学校里给学生们讲手机视频课，并做了一个自己的视频号。短视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方式，让新闻报道多了一个媒介。它将声音、图像、文字三者结合，信息丰富、阅读便捷、传播快速，备受宠爱。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不管是摄影还是摄像，都是学无止境的过程。
《台海》：不管是您的手机摄影作品还是其他作品，都能看出您比较关注社会人文与环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倾向？
衡国良：新闻因人而精彩。人在影响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因人在改变。当昨天成为今天的历史，我就想把今天发生的事拍摄下来，留给未来去观看。可能与此前的媒体职业有关联，所以我的拍摄风格或者说套路偏纪实为主。
《台海》：比起宏大题材，您好像更倾向于从“小切口”展开视觉叙事，是吗？
衡国良：大家习以为常的东西，往往容易被忽视。或者大家可能都看到的东西，我总在想能不能做到比别人看得更深更远更透一点？所以，我选择要求自己日常拍摄从小切口入手，把它切深、切透，尽量做到入木三分，以小见大。
我之前拍摄的《手机上的中国人》《为健康，请戒烟吧》等等，这些都是在我们视界过往和身边正在发生的，又习以为常的日常。
有时我也会想，明天我拍什么？但毫无疑问还是从小切口入手。影像最重要的是通过视觉语言做出“陌生感”。照片有了“陌生感”才会引人注目，因为陌生产生新鲜感。那么如何让人对每天都能看到的东西产生新鲜感？一定是之前没有看到的、没有想到的一面，这才叫新，这就要求我们要从平常事物中找到与众不同的视角，然后用视觉语言关联现实，表达传播。
《台海》：如今您如何看待“获奖”这件事？
衡国良：参赛是让摄影结果接受检验，再次学习总结的过程。获奖作品可能占不到我所拍摄内容的1%，我也有很多作品参赛投稿会落选或失败，而不尽如人意。
摄影，一定不能为了比赛而比赛，这样会陷入一个名利虚伪的怪圈。一定要认准目标后坚持去拍，将来有一些合适的赛事再去量身检验一下结果，评选只是一种形式和手段而已，不是摄影的终极目的。
《台海》：您说过一句话：“我这半辈子干了四件事：当兵最苦，当工人最囧，当记者最累，当老师最开心。”能不能展开谈谈这句话？
衡国良：这算是我对人生上半场的一个小结吧。人生的上半场一定要去努力，回想每一个阶段，我也曾走过这样或那样的弯路，也有过痛苦，但苦中有甜。无论如何，过往经历都属于上半场，时间已经把它翻篇了，如果一味地留恋过去，人是走不动和走不远的。
我人生下半场目标之一是有更多见识、慢慢体味。我曾读到一句话说：“你知道越多,你不知道会更多。”同时，人生的下半场还要学会舍得、参透、修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觉得健康开心最重要。
《台海》：对您摄影之路的上半场做一个小结，您是否有遗憾呢？
衡国良：作为一个时代的经历者，一些重大新闻事件没有机会参与，留有遗憾。现代摄影发展飞速，很多器材的性能我还是一知半解，这是其二。另外，作为一个摄影人，每每看到同行摄影作品获奖佳作，我也会常常问自己，我为什么自己没想到、没拍到。当然，人生有了“遗憾”才算“完美”，人无完人。不断学习和认识世界并去寻找发现美，应该是我前行的助推器和永动机，如此才能让我在未来时光里定位更准，走得更远。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我喜欢这句话，诗性里富有禅意。
《为健康请戒烟吧》组照节选人人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谁知道原来吸烟这么难看？
我花了四年时间，拍摄了这组照片。原《新文化报》副总编辑孙进评论道：“这是我见到的一组美感最差的照片。”但，这样的“丑景”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被动吸烟的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和儿童，他们常在家庭、公共场所遭受他人“二手烟”的危害。吸烟者工作、居住、生活和经常停留的场所也会造成污染和残留，形成“三手烟”的潜在危害。
——衡国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