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6月，美国著名东亚问题研究专家托马斯·亚瑟·毕森短暂造访延安之后，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在为期四天四夜的采访中，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环境之下显示出来的昂扬斗志、坚定信念和开放眼界，深深打动了毕森一行。
84年后的2021年6月，毕森当年写下的笔记和拍摄的照片被引入国内，结集成《1937，延安对话》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书的出版，立即引发广大读者的关注，认为这部书具有很高的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是我党在延安时期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的重要见证，堪称“一部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
毕森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曾担任过美国政府的东亚政治经济顾问。1924年，毕森大学一毕业就来到中国，先后在安徽省怀远县一所中学以及燕京大学执教。4年后，毕森回到美国，但他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形势；1937年初，他凭借学术研究成果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笔研究经费后，立即以“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的身份，携妻带子，重返中国。5月底，毕森一落脚，就在南京采访了当时负责国民党党务工作的陈立夫，但陈立夫对国共合作的敌对态度，使毕森对中国局势的前景忧心忡忡，便迫切想要了解共产党方面的真实情况。于是，6月10日，在前一年曾到访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牵线搭桥下，毕森一行前往延安，与他同行的，有当时正在北京就职、后来成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的欧文·拉铁摩尔，还有刚到北京、正在进行远东采风之旅的《美亚》杂志主编菲利普·贾菲和他的妻子艾格尼丝，而充当司机的瑞典机械师艾飞·希尔，则是四人到达西安之后才雇用的，他跟随毕森一行从西安往返延安。
从6月21日傍晚到达延安，至6月24日傍晚离开，总共四天四夜的采访当中，毕森等人参加了共产党为他们举办的临时欢迎晚会，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并见到了朱德给学员授课的场景，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
6月22日、23日下午，毛泽东两次在个人住处——即毕森笔下“那间简朴至极的窑洞式书房”——会见毕森一行，详细阐述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对英美的相关政策，并回答了相关的问题。毕森写道：“毛泽东那年四十三岁了，身材瘦削，动作敏捷，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春的活力，显示出年轻小伙子一般的气质来。不知为何，他的种种优点和魅力完美地融为一体，再加上他深邃的思想、审慎的态度，竟让人感觉到一种高深莫测。”毛泽东会在每次采访开始时，突然间抛出来一串连珠妙语，既生动又幽默。比如，在6月22日下午的采访开始前，毛泽东让每个人各自介绍一下所从事的工作，当得知贾菲夫妇除了在纽约经办左翼杂志，同时还做批发商、经营圣诞卡生意时，脱口而出打趣道：“上帝保佑你生意兴隆啊！”毕森在书中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谈笑风生、潇洒自如，却依然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鲜明如初。”
6月23日晚上，毕森采访了周恩来。他写道，周恩来“留着胡须，是个干净利落、衣冠整洁的人。普普通通的军装穿在他身上，却能显示出卓尔不群的风采来。从表面上看去，他像个知识分子，但实际上，他却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个老牌共产党员。在他从事地下工作的那些岁月里，曾多次虎口脱险，与死神擦肩而过”。而且，周恩来可以用英文和他们做一些交谈。
人才济济的延安，也给毕森留下深刻印象，并毫不吝啬地加以赞美。比如在采访毛泽东时，毕森说，毛泽东每说几句话就会停下来，“让那位出色的英文翻译转换成英语，这样也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去做完整的笔记”。原本以为自己可能要充当翻译这个“苦差事”的欧文·拉铁摩尔也卸下心头重担，得以轻松自如地坐在一旁聆听。而毕森笔下那位出色的翻译，正是一年前陪同斯诺到访延安、后来成为共和国外交部长的黄华。共产党的求贤若渴，让毕森颇为惊讶。他写道，毛泽东甚至看中了他们带来的司机艾飞·希尔，竭力劝说希尔留在延安，帮助共产党做技术培训。希尔在西安生活多年，不仅谙熟当地风俗民情，操着一口流利的陕北土话插科打诨，还有一手修理汽车的绝活儿，确实是延安正需要的技术人才。可惜希尔没有做好留在延安的准备，只能婉言谢绝了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邀请。
1937年7月2日，毕森一行回到北平，5天之后爆发卢沟桥事变。不久，毕森便回到美国，1969年到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任教，并成为该校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的奠基人。无论走到哪，毕森都严密而谨慎地保存了这些珍贵的笔记和照片。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才出版了毕森的这两本珍贵的笔记。但是，这本英文版小书出版后，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直至2019年1月，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同时也是《1937，延安对话》的译者李彦，写了一篇讲述毕森生平的散文《校园里那株美洲蕾》，投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旗下的《当代》，文中提到毕森到访延安并曾出书一事，引起《当代》主编孔令燕的注意，并最终促成这本书在国内的首次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