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 /郭伟峰 整理 / 《台海》记者郑雯馨
郭伟峰：中国评论通讯社社长、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中国评论月刊社长、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董事长
因为一件两岸渔船纠纷演变的事件，促成了大陆记者首次前往台湾采访。作为当年的亲历者之一，郭伟峰在台湾采访的十二天里坚定了做两岸新闻双向交流工作的决心，走过了两岸局势不断变化、新闻传播方式不断演变的30年，他依然坚信，秉持人文关怀的报道对两岸关系发展的积极影响，坚信两岸媒体人建立在理解与包容基础上的新闻交流所产生的“思想力”，会带来处理两岸关系的新思路。
1987年9月，李永得和徐璐以台湾《自立晚报》记者的身份首度到大陆采访，在他们之后陆续有台湾记者前来大陆进行采访报道，然而当时大陆记者想要前往台湾采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台湾方面对大陆还是抱持谨慎、保守的态度。1991年7月21日，在台湾海峡发生了“闽狮渔事件”：原本只是大陆与台湾的渔船之间一次简单的渔事纠纷，却被台湾当局定义为严重的“海洋行劫罪”，将来自福建石狮的“闽狮渔2295”号及船上18名渔民强行带往台湾。事件发生后大陆方面密切关注此事，希望能派人探望被扣渔民并共同商讨解决方案，这期间就需要媒体记者跟进报道，由此促成了大陆记者首次前往台湾采访的契机，这一次的台湾之行也拉开了两岸新闻双向交流的序幕。
大陆记者首赴台
1991年，我正任职于中国新闻社，从事台湾新闻报道多年，来自新华社的记者范丽青从事台湾新闻报道也有八九年，因此在“闽狮渔事件”发生后，我们二人被委派跟随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秘书长的曲折、政策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庄仲希，原计划于1991年8月12日从香港转飞台北。然而就在出发前夕，曲折与庄仲希在启德机场被告知不能入台，因此我和范丽青先登上了前往台湾的飞机，他们两位在8月20日才正式入台。
时隔多年，我依然记得，在桃园机场短短一两百米的走道，我和范丽青在人群的簇拥下竟走了近一个小时，大批台湾记者为了争夺最佳拍摄位置互相推挤，有人流血受伤，现场一片狼藉。这么大的阵仗还是出乎了我的意料，由于红十字会人员的暂时缺席，我们俩反而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因而，我们抵达台湾后发回报社的第一篇稿子就是《大陆记者抵台湾采访》，从采访者变成被采访者，这个体验还是蛮特别的。
一开始，台湾各界无论是媒体还是民众，并没有将我们当成前来采访的记者，在他们眼中，我们更像是大陆方面的形象代表，他们对于大陆的新闻制度以及大陆记者的新闻专业都存有很大的质疑。为了守候多时的台湾记者，我们在桃园机场临时找了一个宽敞的地点接受采访，他们首先关心的问题便是我们此行的报道会如何写，范丽青提到此行主要是采写红会人员赴台看望18位福建渔民的新闻，我补充回答说：“希望台湾方面早日对曲折他们放行，这样，我们也可以比较完整地完成我们的此行报道。”
当时《中国时报》总编辑黄肇松、副总编辑俞雨霖前来机场迎接我们，《中国时报》的媒体朋友提供了许多帮助。在曲、庄二人抵台之前，我们首先采访了时任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陈长文，还驱车前往台中看守所探望事件中被扣押的六位渔民，以及一位被扣押在台中少年观护所的未成年渔民。当范丽青用闽南话对他们说：“我们是北京新华社和中新社的记者，来这里采访，你们的事大家都很关心。”他们表现得很激动，开始诉说事件发生的全过程；听到范丽青用闽南语念写着“家人都相信你们是善良的渔民，希望你们早日回来团聚”的家书时，他们不少人都失声痛哭，在场的人都被这样真切的情绪所打动。回到酒店后我和范丽青分工整理采访，分别向总社传去了《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陈长文欢迎曲折先生来台》及《被扣押的渔民向大陆记者叙述“7.21”渔事纠纷过程》两篇文章。
在台湾采访的十二天，除了跟随后入台的曲折与庄仲希进行活动报道，我们同台湾各界都有所接触，范丽青来自泉州南安，我是广东梅县客家人，闽南人和客家人是台湾的两大族群，因此当我们用方言同他们交谈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语言和文化的相通让双方都生出了亲切感，我们在台湾所进行的报道也得到他们的认可，至今想起来还是很欣慰。这一趟采访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下定决心此生要为两岸和平发展做出贡献，到如今我一直走在两岸新闻双向交流的路上。
大陆记者范丽青、郭伟峰在台中看守所探视采访被拘押的福建渔民，通过新闻报道揭露了事实真相。图/黄子明
1991年8月19日大陆记者范丽青、郭伟峰访台，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图/黄子明
有高峰也有低谷
我和范丽青赴台采访之后，两岸新闻双向交流也拉开了帷幕，到今年8月12日正好满30年。在我看来，这30年大致有几个发展阶段：1991年至1995年属于打开局面的阶段，这一期间发生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诸如1992年10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在香港会谈就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最终就“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达成共识,即为“九二共识”；1993年4月在新加坡举行的“汪辜会谈”，探讨了两岸经济合作、两岸科技文化交流、海协会与海基会的会务等问题。两岸这些重要的事务性会谈我都有参与相关新闻的统筹策划并负责协调指挥现场采访。这一时期两岸新闻媒体构建了相对稳定的接触和互信架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1996年至2000年属于磨合期，两岸的新闻交流法规在这个时期基本成形。
2000年至2008年属于发展期，两岸新闻交流不断发展的同时互联网媒体也开始发挥作用。2008年至2016年可看作两岸新闻双向交流的一个高峰期，2015年11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会面，共同翻开两岸关系历史性的一页。两岸媒体交流也越来越融洽，大陆记者赴台驻点以及各种媒体举办不同形式的交流活动等等，在我看来，两岸新闻的正向交流为两岸后来在其他领域的大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6年至今，因为台湾“执政党”的更替，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九二共识”被搁置，并刺激了分离主义思潮的泛滥，加上美国利用中国台湾遏制中国大陆的力度骤然加大，世纪疫情也阻隔两岸民众的直接交流活动，种种不利因素的叠加，导致两岸关系进入了冰封期。因此两岸新闻交流也受到影响，属于比较危险的阶段，即便当下两岸关系比较紧张，我依然坚信凭借双方积累了几十年的交流成果，能够重新找到沟通的渠道。
回想起当年首次赴台采访时，我曾经和《中国时报》的媒体人在车上探讨两岸新闻媒体的异同，当时双方各方面都存在差异，必须承认的是，彼时台湾媒体的技术力量乃至记者的收入水平都远高于大陆，不过双方都认同并为之努力的方向，是坚持报道中的人文关怀，即眼光往下看，去了解民众真正需要什么，做到为民发声。此外在我看来，当时大陆媒体在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方面做得比较好，即不会一味追求读者阅读量而特意挑弄是非。总而言之，当时我们双方都能做到对彼此的理论各取所长，从而实现很好的沟通。在台湾采访的十二天于我而言是受益终生的，坚定了我做两岸新闻沟通工作的决心。
1997年，我前往香港创办《中国评论》月刊，之后创立中国评论通讯社、中评网、出版社以及中评智库等，投入到搭建两岸沟通交流平台的工作中，在如今两岸局势复杂的情况下，中评社依然发挥着重大舆论沟通的作用，我几乎每天都和台湾媒体同仁沟通，他们会为中评社提供报道及评论，三十年来几乎没有间断过。
台湾各阶层的民众认可和尊重我们的报道，愿意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反映问题，北京方面也能够看到这些且接受。媒体承担思想观点和资讯的传播，其中形成的“思想力”能够为两岸关系建言献策，“思想力”的形成在于沟通，沟通意味着平等的对话，而所谓平等即是双方相互理解、包容。尤其在两岸官方往来基本断绝，两岸民意敌对性日益增强的当下，媒体人更应该站出来，通过新闻报道推动两岸交流，我们那一代的两岸媒体人，对大陆和台湾都饱含深厚的感情，都坚定地认为一个正派的媒体人需要有人文情怀，也愿意为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发声。
1991年8月17日大陆记者范丽青、郭伟峰(左)访台，探访新竹科学园区。图/黄子明
聆听民心与民意
在两岸新闻交流30年间，新闻的传播形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尤其当下社交媒体大量出现，对新时期的两岸新闻双向交流提出了新要求，带来了新挑战。我认为，媒体人应该找到新的论述方法，搭建新的思想沟通平台，聆听及传播两岸的民心、民意。这一观点也是在台湾采访时逐渐形成的，当时我和范丽青不只停留在官方的来往与采访，我们基本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前往很多地方，也去参拜了妈祖、到客家人生活的地方去看、去听，想要尽可能了解台湾的民情民意。那些天我感受到台湾民众的热情、善意，敬佩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领略了台湾当时生活水平之富裕，同时也看到了台湾社会对大陆的不了解，深感作为媒体人有必要做些什么来增进两岸的双向理解。尤其当时互联网尚未发展的时期，两岸传统媒体就是民众的眼睛，没有那些深度、客观的报道，很多事情民众毫不知情，交流和理解更无从谈起。
之后我多次前往台湾采访，从2010年起，中评社进行了为期三年多的“台湾走亲——大型系列采访活动”，我们一个县一个县地实地走访，不仅和台湾最基层的民众交流，他们当中既有农夫、茶农，也有教师和旅游观光业者，还拜会了当地的各党派人士，用善意的眼光看待台湾的乡村、社会形态，操刀了很多深度报道。从前垦丁还只是台湾最南部的一个地方，我们在中评网上专门开辟“垦丁网”，向内地及港澳民众推荐垦丁旅游观光，并多次组织内地和香港的媒体采访、报道垦丁风光，推动了当地的旅游发展。当我们深入台湾，发现几乎每家每户都和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发现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并非如一些报刊以及社交媒体所传扬的那么消极和糟糕。
如今我从事两岸新闻交流工作已有四十多年，一直在第一线从事新闻的统筹策划，也算是高龄媒体人了。我感到最自豪的，便是走进台湾民间，扎根其中做深度报道，并且得到了台湾民众的认同与尊重。
尽管当下两岸的某些社交网络平台上，一些“民粹”倾向的言论在刺激大众，我依然相信大部分人的想法并没有那么偏激。回首2008年至2016年，那和平发展的八年间，两岸都收获了和平红利，从早期台商到大陆投资办厂，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模式以及技术，到后来随着众多惠及两岸的举措推出，两岸民间在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流日益增多，以上种种都促进两岸民众的情感融合，可见抓住民心、民意对于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今年正值两岸新闻双向交流30年，两岸的新闻媒体人不应该仅停留在纪念和回顾交流的历史上，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如何在大数据时代找到主流媒体的价值，打通两岸的民心、民意。对我个人而言，我希望能一直在两岸新双向交流的领域做下去，做一个沟通两岸传达善意、维护两岸和平的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