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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获准到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黄子明:有时争分夺秒,有时慢慢体会

来源: 2021-10-26 09:29

讲述 / 黄子明   整理/ 《台海》杂志记者 郑雯馨   图 / 黄子明

黄子明:中国时报编辑摄影中心主任记者、台湾著名纪实摄影师、连续七届担任台赛评委。



从1990年至2002年,黄子明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多次往来两岸,作为首批获准到大陆进行采访的台湾记者,他经历了众多有关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新闻事件,除了事务性的会谈,他还将镜头转向更具时代感的主题,用照片讲述两岸新闻交流三十年里曾发生过的真实故事。



1990年3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当时我以首批获准到大陆进行采访报道的台湾新闻工作者的身份,第一次来到北京。那时候境外记者被安排住在北京长安大街的民族饭店,从会议现场完成采访拍摄后,我就在饭店房间内用Leafax底片传真机传稿回台北的报社,所使用的还是比较笨重的Leafax底片传真机,每次传稿时都会发出“嗡嗡嗡”的声响,时常引来饭店工作人员的注意。想来是当时两岸之间在新闻领域的交流并不多,彼此因为不太了解而有所顾虑。完成北京的新闻报道之后,报社要求我再前往广州进行广交会的采访报道,原本还计划前往沿海经济特区,但因为摄影装备不够而作罢。这一趟大陆之行中,我感受到两岸之间尚处于相互观望的状态也是我对大陆的初印象。


争分夺秒的新闻时刻

1991年8月,大陆记者范丽青和郭伟峰到台湾采访“闽狮渔号事件”,他们的到来在台湾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是大陆媒体第一次正式到台湾进行采访报道,我作为中国时报旗下的记者全程陪同,拍摄了他们二位在台湾的行程以及与台湾媒体的互动。中国时报报系当时还派出了众多新闻人员关注此事,并协助他们安排行程,比如前往一些客家人聚居的社区采访;以及帮助他们申请到以媒体的身份旁听有关“闽狮渔号”的审理过程。以此为契机,两岸开始在新闻领域开启双向交流,从1991年至2000年,我以记者的身份频繁往来两岸,关注两岸关系的发展。

当时我主要负责党政要闻以及两岸相关议题,北京和上海是我最常去的城市,记得初到北京时总想到处走走。有一天我特地清晨五点起床,拿着酒店给的一张旅游地图,背着相机准备去天安门广场,可是一出门就发现自己分不清方向,碰巧遇上一个正在晨练的人,我上前向他请教从酒店到天安门大概多久,对方很爽快地说:“天安门很近啊,直走一下子就到了。”我走了一阵心里开始嘀咕:走了这么久还没有看到天安门?路上又遇到一个路人,他的回答也是大同小异“很近,走过去就到了。”结果我走了近一个小时才看到天安门,真的有些哭笑不得,当下就感觉两岸对时空的概念和描述还是有区别的。

除了这样的小故事,我在采访一些涉及两岸的重要会议时还遭遇过更惊心动魄的插曲。1994年亚太经合会(APEC)在印尼茂物的总统夏宫举行领导人会议,多国领导人均出席会议。彼时萧万长作为台湾代表出席了会议,而我最希望拍到的就是他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同框的画面,可惜现场人来人往,很难捕捉到合适的镜头。大概在中午十二点左右,当领导人都聚在一起时,我恰好看到他们正站在一处分别同别人讲话,便立即按下快门,算是“抓”到了一张同框。当时我还是用传统底片相机拍摄,需要立即将相片冲洗出来发回报社,可是基于安全考量,在场的记者被要求在所有仪式完成、领导人离场之前,不得离开划定的采访区。我事先同会议的新闻组要求提供一个有水的地方让我冲片,没想到唯一合适的地点居然是管制区内供工作人员使用的厕所,更不可思议的是那居然是个茅坑。迫不得已,我只能从一旁的水缸里舀水冲片,那真的是一次难忘的冲片经历,尽管超过了截稿时间,这张重要的、“有味道”的照片依然登上了中时晚报的版面。

还有一次紧张的截稿经历发生在1991年的“巴拿马货轮鹰王号”事件的追踪报道,当时两岸经协商在香港启德机场飞机上交接被台湾扣留的六名厦门海关官员,因为当时海基会副祕书长陈荣杰与香港新华社台湾事务部部长黄文放对交人方式意见不同,一直到中午才完成交接程序。当时我所在的中时晚报截稿时间为中午十二点半,我一路奔跑冲进香港的过境旅馆冲片,准备传照片时才发现旅馆内电话的线是直接包覆在墙壁内,当我用工具把电话线挖出来,顿时傻眼了:居然有六条线,而我需要传输的传真机只有两条线,于是我趴在地上试了许久才完成了传输,将两岸首度在飞机上交接人员的重要画面刊登在了报纸头版。做完这些后,我发现自己已经是大汗淋漓,那是我采访生涯中特别难忘的一次经历。



2009年本刊承办的首届台海新闻摄影大赛,吸引了来自两岸各地的摄影师参加。

图为中国时报摄影中心主任黄子明在鼓浪屿进行拍摄。图/商华鸽


黄子明在中国时报担任记者时主要关注两岸议题,他经常出现在两岸重大事件的现场,用镜头记录下两岸交流中的重要画面。图为1993年12月18日,“汪辜会谈”后续第三次事务性协商会议上,海协会副秘书长孙亚夫(左)与海基会副秘书长许惠佑(右)相互握手示意。

两岸关系的演变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岸之间时常举行事务性的会谈、会议以及活动,两岸记者也时常以组团的形式参加一些联合采访活动。1993年4月,国务院台办授权福建、上海、广东、海南4省市受理审批台湾记者采访申请,为台湾记者“登陆”采访简化了不少程序。我一直负责的党政要闻及两岸议题的采访,通常情况下很难拍摄到会议正在进行的画面,往往是会议结束后召开记者会,说明会议协商结果,因此有时候各家报社都需要制作与会议相关的延展性新闻。

从记者的角度,这些采访报道属于对重要历史节点的真实记录,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两岸近30年来的接触、交流甚至冲突,倘若从影像工作者的角度,坦白说,在进行这些报道的工作时,我感觉还是有些乏味和形式化,我更喜欢挖掘那些具有时代性的主题,比如长期关注的大陆渔工到台湾渔船打工的现象。

早在八九十年代,台湾渔船几乎八九成的渔工都来自大陆,尤其是福清、平潭等地,因为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相近,加上当时台湾方面的薪资也比较可观所以人数众多,但早期因为缺乏规章制度,导致纠纷频发,我也拍摄了不少反映这一现象的照片,诸如两岸透过红十字组织协商,在马祖或福州的海域交接被遣返的渔工等。2009年12月22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在台中签署《海峡两岸渔船船员劳务合作协议》,为两岸渔业劳务合作完善机制,使其能够步入正轨运作。早期到台湾工作的大陆渔工无法上岸,只能在所谓“海上旅馆”的渔船上休息,还曾经发生过因海上恶劣天气导致在“海上旅馆”过夜的渔工遇难事件,“合作协议”里列出了福建和浙江等地的9个大陆船员登海港口,以及台湾方面6个岸置处所、58个暂置渔港和37个查验渔港,让大陆渔工能够暂时在陆地上休息;同时“合作协议”还规范了务工机制,有效遏制了类似“私渡”“黑工”的现象。

我对大陆渔工的影像记录,从他们无法上岸到短期上岸,从“黑工”到纳入合理的管理机制,算是比较完整地记录了演变的全过程,那些影像也是体现两岸渔业劳务政策演变的缩影。在拍摄过程中,我还认识了一位来自平潭的年轻渔工,他叫阿民,是一个很淳朴的小伙子,他从平潭到台湾渔船打工时才十七八岁,也是受益于“合作协议”的签订,他的权益得到了保障。不过近年来台湾渔船上的大陆渔工越来越少,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大陆的渔业逐渐发展起来。

其实我最初是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待这一话题的,台湾早期也有人到日本乃至美国打工的情况,那时属于劳力输出;而后随着台湾渔业发展,加上经济转型之下很多劳力转型服务业,面临缺工现象,大陆渔工的出现就是一种劳力输入。如今随着大陆经济发展,不仅是渔业需要大量劳力,原先的渔工也有了其他更好的工作选择,加上他们向台湾学习了先进的捕鱼技术能够自己开船捕鱼,大陆渔工在台湾的数量可能会越来越少,不过过往的这一阶段在台湾整个渔业发展进程中依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也是我用镜头记录的理由。


大陆渔工到台湾渔船打工这一现象是黄子明长期关注的有关两岸交流的主题之一,图为一名大陆渔工对着镜头展示他的工作证,随着《海峡两岸渔船船员劳务合作协议》的签署,大陆渔工在台务工有了保障。


1990年,为了迎接第11届亚运会,北京街头举行了热闹的鼓乐表演。




镜头下的真实故事

2003年之后,从我担任部门主管就很少再前往现场进行采访,有关两岸交流的采访交由更年轻的记者进行。在我参与两岸交流的一些重大事件的采访报道时,既有很顺利的时候,也常遇到困境,但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这些突发的状况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当外在环境不顺利时就要自己想办法去克服困难。

在见证两岸新闻交流数十年的过程中,我也认识了不少大陆新闻工作者,不管是我们到大陆采访还是大陆媒体到台湾驻点,彼此都会相互帮助,随着交流的频繁,彼此的互动也逐渐变得自然,相互能够理解。此外,两岸媒体之间的交流活动也进一步促进彼此的了解,比如香港《中国旅游》杂志从2002年起与台湾《中国时报》联合组织两岸摄影家到台湾参加“合拍全台湾24小时”摄影活动,给两岸摄影师提供一个相互认识和交流的平台。

在采访过程中也发生过其他有趣的插曲,比如我第一次到人民大会堂采访时,发现各路记者都忙着抢占最佳位置,甚至带着便携的小梯子占据“高地”,我因为没有经验,那时候连台上人的脸都看不见;于是第二次采访前我就先找到饭店工作人员,扛着借来的梯子去采访;后来我索性在北京一家五金店买了一架铝制的小梯子,它陪着我走过众多会议现场,直到现在我依然在使用,因为太耐用了连想换新梯子都没机会,这也算是我多年采访报道的一个见证吧。

虽然如今已经很少亲临现场采访两岸交流的新闻事件,但我依然持续关注两岸交流的话题,除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大方向的交流合作,两岸民间的交流也始终热络,尽管都是比较片段化的事件。比如过去由于历史原因,许多金门人留在了厦门,“小三通”正式通航以来,陆续出现了从厦门回金门探亲的人,当中很多人都是与亲人分隔了五十多年。我曾经前往金门,从码头跟拍了一些回乡探亲的场景,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老人家,他年少离开金门,年老时才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那时候在码头迎接他的是四位姐姐,我跟着他们一同回到了家,看着他们拉着手相互诉说近况,说到动情处,年迈的姐姐拿着手巾给弟弟擦眼泪,场面真的非常感人。

因此每当选择往来两岸的交通方式,比起直航,我更喜欢走“小三通”,虽然相较于飞机要花费更多时间,但在这段行进的过程中,我总能见到一些令我印象深刻的画面,其中很多都体现着两岸之间的往来交流,比如一些前往大陆创业或工作的台胞也喜欢乘坐“小三通”,因为除了多花时间,整条航程的费用相较飞机更划算。此外我经常能见到台湾的宫庙人员前往大陆交流,有时是声势浩大的请香团,比如前往湄洲岛请妈祖入台绕境。正是这些民间交流的片段以及闪现其中的鲜活感人的画面,诉说着两岸之间的渊源以及一种时代感。将这些用文字、影像记录下来,通过传媒平台传递给大众,正是媒体工作者的职责,作为见证两岸新闻交流三十年的媒体人,我能感受到这样的交流对两岸相互了解、关系的维护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


1990年,在深圳的马路旁竖立着一面写着“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的标语。

1990年,台商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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