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王怡苹：用心填补时光的缝隙

来源： 2021-12-03 09:32

文/《台海》杂志记者张铮图/受访者提供

2016年，随着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央视热播，文物修复师成了备受欢迎的“网红”职业。在华侨大学校园里，台籍教师王怡苹不仅教书育人，还是一名文物修复师。在华侨大学四端文物馆一张小小的工作台前，她这一坐，已快十年。

王怡苹，台湾桃园县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2012年8月进入华侨大学任教，兼职文物修复工作。现为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教授。

2009年，为了兑现对恩师刘良佑的承诺，王怡苹跨越海峡来到北京大学读博。一方面是对恩师的敬仰，另一方面也是对热爱的追求，王怡苹选择留在大陆成为一名老师。2012年，她进入华侨大学任教，并兼职文物修复工作至今。华侨大学四端文物馆那扇向阳的窗子，见证了她在时光荏苒中细细打磨的匠心。不管是教书育人还是文物修复，王怡苹认为，“用心”不可或缺。保持热爱，跨越山海。

师者之爱,梦之所愿

很少人会看出活泼开朗、爱说爱笑的王怡苹日常重要工作之一是文物修复。王怡苹坦言，文物修复需要“三个心”——细心、耐心、静心。若这一天有文物修复的工作，她基本不会与人交谈，这样才能更好地进入状态。在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怡苹主要从事文化遗产、华侨华人文物、中外关系移民与贸易等方向的研究，同时也在华侨大学四端文物馆兼职文物修复，至今已近十年。

2012年，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毕业的王怡苹来到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担任讲师，成为最早来到华侨大学执教的台籍教师之一，并很快获得了教师编制。“决定留下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厦门与台湾的气候与生活有很多相似之处，让我感到很亲切；二是因为华侨大学的四端文物馆，与我的专业十分对口。”王怡苹表示。

既能实现教书育人的愿望，又能从事她所热爱的文物修复工作，是王怡苹心之所向的事情。文物修复涉及非常多的专业，化学、昆虫学、地理学等均有相关，但王怡苹认为，自己正好是一个“善于折腾”的人。1999年，在逢甲大学学习商学的她对中文系产生了兴趣，随即参加了中文系的辅修课程，毕业时获得了商学与中文双学士学位。后又因申请的硕士专业与文物、历史有关，有国画基础的她转身又学习了文物绘画与陶土课程。硕士阶段，王怡苹除了本专业的知识，还在课外学习了大量的陶艺课程，初步接触了器物修复的相关知识，加之自己的专业所学，她逐渐掌握了文物修复的一系列技能，并沉迷其中。

尽管导师刘良佑希望王怡苹读博，在学术道路上继续钻研，但硕士毕业后的她并没有读博的意愿。在王怡苹摇摆不定时，她得知了刘良佑去世的消息，对此她懊悔不已。2009年，王怡苹决定放下台湾的一切，来到北京大学读博。正是这一决定，让王怡苹迈出了走向大陆的第一步。

对刘良佑的想念，化为了王怡苹成为一名老师的信念。“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回台湾，其实是因为我在这里找到了想做的事。能把我在台湾学到的和在大陆学到的知识相融合分享给学生们，用我的经验开拓他们的视野，让他们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我就很开心。”王怡苹说。

与文物跨越时空“对话”

在华侨大学四端文物馆一楼，有一张向阳的小桌子，两三米的半径范围内自成一方小天地，是王怡苹根据修复工作所需要的自然光线和温度精心挑选的日常工作台。在这张小长桌上，摆着温度湿度计、各色矿石颜料、试色纸、镊子、镇尺等常见的文物修复材料工具；一旁立着十多个透明塑料瓶，里面装满各种颜色、质感的土壤，那是王怡苹从各地搜集来给文物修复的法宝。平日里，她会刻意留意身边的土壤，路过工地时也会忍不住驻足——看看有没有可用的土。“土壤是很好的修复材料，例如，很多文物的缝隙，我们都是通过将土壤研磨、调色后进行填补的。”王怡苹说。

王怡苹曾用八个月时间“抢救”了一尊长20厘米，宽17厘米，高16.8厘米的汉代铜鼎，它被送来时情况已经十分紧急——圆形顶盖上，有一个直径10厘米左右的破洞，一只顶耳脱落，锈蚀斑斑。若不及时处理，文物的状况会越来越差，修复难度也将增加。王怡苹戴上手套，小心地用软毛刷刷去尘土，用镊子清除掉腐蚀锈层。这是文物修复的第一步，王怡苹比喻，就像是治疗蛀牙，医生要做的先是将虫蛀部分清除干净，才会开展下一步“补”的工作。

填补缝隙的介质胶土，需要从铜鼎上取下一些土壤粉末，与收集到的十几、二十种土壤比对，选择最相近的一种，再利用矿物颜料、对着自然光，用透明的B72胶调和出与文物尽量吻合的颜色。“文物修复讲究修旧如旧，让修补的部位与周围的衔接浑然一体，这不仅是个技术活，还要能耐得住性子。”王怡苹表示。

在许多人看来，修补的过程是机械地重复动作，漫长而枯燥，而王怡苹不这么认为，她把每一件文物都看作有生命的个体，时常在修复过程中与它们“对话”。在天气适合做修复工作时，王怡苹会对文物说：“你看今天天气不错，你乖乖地哟。”若是自己调不出合适颜色的介质胶土时，她又会对文物说：“抱歉，我今天色感不好。”她并不喜欢把修复的文物称作“病人”，而是可以与之对话的朋友。如果修补的过程顺利，王怡苹能感觉到文物在告诉她：“我有好一点了！”她把这种奇妙的感应，称之为缘分。

“文物所包含的精神与情感，是属于全人类的。尽可能地延长文物的生命，是修复师的使命和责任。多年以后，人们还能通过文物去感受传统文化的博大与美好，这就是文物修复的意义。”王怡苹表示。

工作的性质使王怡苹时常能接触各式各样的文物。很多时候，她单凭肉眼就能看出一个文物修补情况的好坏，有时也会为一些修补工作完成得不理想而感到惋惜。比起让文物被修复得完全看不到破损的痕迹，王怡苹更倾向于把那些“曾被使用”的痕迹尽量地保留，因为文物所包涵的故事本就是文物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现在出土了一件宋代的文物，发现它的釉面还没烧熟，看起来灰灰的并不好看，于是我们把它重新烧到发亮。你觉得它是今天的，还是宋代的？”王怡苹笑着反问道。

没有课程安排时，王怡苹在工作台前经常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文物的修复工作无法完成，连王怡苹自己也不能确定，一件文物的修复工作到底需要多长的时间。角雕福禄寿三仙是2016年杜祖贻先生捐赠华侨大学的文物，类属牙骨类角器，是王怡苹来到华侨大学后修复时间最长的文物。涉及的工序纷繁复杂，包括清洗、修补和重新着色，同时因为脆化程度严重，修复难度大，至今仍未完成。

“温度、湿度等天气的不确定因素还可能通过人为办法控制，但很多时候还是需要一些必要的等待，没办法贪心。比如胶质没有完全干透的时候，再往上垒也是白做工，所以每天可能就只有0.1毫米的厚度，但也只能慢慢地、耐心地一天天叠加，最终把洞补起来。”王怡苹表示。

王怡苹用八个月时间“抢救”的汉代铜鼎。

自2012年8月15日任职以来，王怡苹修复过众多石雕、玉器、陶瓷器、书画。图为正要修复的扇面书画。图/黄梦月

比起死亡我更害怕的是

由于需要长时间地用手劳作，王怡苹的手指有些变形，也比一般人的手要粗糙得多。诸如丙酮这样的化学修复材料，因有极强的挥发性，对鼻腔、眼睛黏膜的伤害极大，更不用说平时使用剪刀等工具造成的受伤，对她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但“全副武装”地进行修复工作，王怡苹又觉得十分影响操作。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她只使用口罩、手套这样简单而必要的防护措施。“因为太爱了吧，不然也不会坚持做这么久，还想永远做下去。”王怡苹表示，虽然她也经常说着很“辛苦”，但手从来没有停下来。

王怡苹热情的工作态度不仅体现在文物修复中，也体现在教学中。在同学们的眼里，她总是很有活力，像个“元气满满的小女孩”，与传统的老师形象很不同。“第一次见到王老师时，我还是一名大一新生。王老师蹦蹦跳跳地走进办公室里，看起来特别开心，我觉得这位老师太可爱了。”王怡苹的学生陈欣怡表示。

在国际关系学院，王怡苹所教授的《文化遗产》课程是最受学生们喜爱的选修课程之一，在这个课程里，她会带上全班同学一起走进乡村、体验文化，寓教于乐中让同学们对专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了期末，王怡苹把所有同学的报告装订成一本本小册子，手写目录和寄语，作为毕业礼物赠与学生，同学们被她的用心深深打动。

“对任何事情，用心是很重要的。如果某一堂课上有学生敷衍我，我会反思自己哪里出了问题，下次一定要改正。修复文物也是一样的，如果当下我没有办法修好，那我一定会尽可能地去收集到最为理想的修复材料。”王怡苹表示。

听学生们做课堂汇报，是王怡苹十分享受的教学环节。“学生在课堂上分享家乡的民俗文化、奇闻轶事，很多都是我之前完全不知道的。每个人的认知有限，老师与学生为彼此打开认识新事物的窗口，这是一个有趣的过程，也是作为老师的好处之一。”

尽管王怡苹常常告诉学生，要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丰富自己的经历，但她自己“没想太多”。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早上睁开眼睛知道今天要做什么，想办法尽力把事情做好，仅此而已。她与自己许下一个约定：不管年纪多大，只要身体健康，只要还爬得动，一定要坚持去征服几座山。2017年，王怡苹成功登临富士山，获得了登顶证书。

对于生命，王怡苹有自己的诠释：“生命都是会有尽头的，但比起死亡，我更害怕的是对热爱的事情留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