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张桂珠 整理/《台海》杂志记者 刘舒萍 图/唐光峰 受访者提供
张桂珠
厦门市台胞联谊会退休干部
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
1943年6月13日出生于台湾基隆
1949年，7岁随外祖父来到厦门
1985年，第一次收到台湾亲友的家书
1986年，第一次与台湾亲友见面
2002年，第一次回到台湾
回家，返乡，是一条古今中外所有离家的人都无法绕开的路。于台胞张桂珠而言，回家，二字太重，太重。
1949年夏天，7岁的小桂珠离开台湾，离开父母，跟着外公来到厦门游玩，她不知道那将会是和父母的最后一别。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国民党退据台湾，从此一水隔绝，咫尺天涯。
浅浅的一道海峡，割不断两岸血浓于水的亲情，每年除夕，远在台湾的爸爸总要多放一副碗筷，在厦门的外婆总叨念着要她背熟台湾基隆老家的地址，背熟父母的名字。就这样盼了半个世纪，时隔53年，退休的张桂珠才终于回到背诵了千万遍的“基隆市田寮港八番地”，终于能在父母亲坟前上一炷香。这样天人永隔的画面，也成了张桂珠心中永远的遗憾。采访过程中，张桂珠几度泪眼婆娑。
7岁随外公从基隆来厦门
我是居住在厦门的第一代台胞，1943年出生于台湾基隆，在家里排行第二。1949年，居住在厦门的外公（我们叫他阿公），到基隆我的家做客，我们姐妹都想跟着阿公到厦门去玩。爸爸是桃园人，是基隆市一家电灯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妈妈是家庭主妇，生活不是很富裕，故听到有机会到经济条件富裕的外公家玩时，我和姐姐都吵着要到厦门。
原来要带我姐姐，姐姐要去日本学校念书，爸爸又去上班，在我的吵闹下，妈妈同意让我去。那时离台来厦，要办证件，还要照相，妈妈说，如果来不及，你就不要去了。拿到证件后，妈妈背着2岁的弟弟，一手牵着我，坐着人力车来到海边。因为是临时起意，妈妈只是简单地帮我收拾了几件夏装，一路上，妈妈仔细叮嘱我，到了厦门，你要听话，要听阿嬷（即外婆）的话。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天下午，等我们赶到海边时，阿公已经坐上到厦门的船。船很大，且马上就要开了，但我们一直找不到阿公的身影，就在妈妈打算把我带回家时， 我一下子看到了阿公。后来，我时常说，注定我的命运就是要来大陆。
阿公伸出头，叫我赶快赶快（上船）。就这样，一人传一人，我被抱到了大木船。坐上船的我，很开心，还从窗户里探出身来，跟妈妈挥手道别。我那时很高兴，也不知道离开妈妈是什么滋味。懵懂的小女孩，穿着裙子和小红鞋，带着欢笑，赶上了从台湾开往厦门的最后一班船。那一次的挥手，成了我对妈妈的最后记忆。这一年，我7岁。
阿公是浙江人，阿嬷是台湾人，两人定居在厦门江头，也就是今日的台湾街一带。从基隆开往厦门的船，开了一整夜，我有点晕船，再次醒来，已到厦门。刚到厦门时，没有玩伴，我只能每天乖乖地坐在家门口的板凳上，左邻右舍很多大人小孩都跑过来看热闹，想看看这个台湾来的小女孩长什么样。
因为身边只有我一个孙女，阿公阿嬷对我比较疼爱，还雇保姆照看我，当时的我，要什么有什么，吃穿不愁，过得很好，乐不思蜀。到了年龄，我开始上学，阿公帮我重新取名，名为张桂珠，不再使用日本名“珠露”。
年迈的阿嬷身体不好，每次生病就拉着我的手，叮嘱我要熟背基隆老家的地址。阿嬷说，台湾还没有解放，现在台湾回不了，我可能见不到你妈妈，你要熟背你的门牌号，你家里的门牌号是什么？我每次都一直背，我家的地址是台湾省基隆港八番地。她说，你一定要记住，你妈妈叫张富，你爸爸叫张世助，并让我把从台湾穿来的那双红皮鞋用一只小皮箱保存起来，以便哪天能见到台湾的亲人，好有相认的证物。
阿公去世后，阿嬷担心自己年事已高，将来我无人照顾，便托人给我介绍对象，找个贫农，又是转业军人。成长的过程很顺利，就是参加党组识的这段比较坎坷，争取了8年才入党，至今，我已有40多年党龄。
1973年，我在厦门市第二织布厂当女工，忽然间，通知我去北京开会，要组织一个台湾省代表团，我是福建省的其中一位，我那时候做梦也想不到我会当上人大代表。197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有12名台湾同胞的代表参加了大会，他们中有4位妇女代表，我是其中之一。
那天，趁开会前的空隙，周恩来总理特意来到大会堂看望台湾代表，我至今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远远看见周总理走来，我赶紧从座位上站起来。由于心情特别激动，手忙脚乱中不小心碰到桌上的特制铅笔，我赶紧伸手去接，不料笔尖扎刺到手上，至今还留下一个黑色的印记。直到现在，每当看到手上的印记，我总会想起见面的情景。
张桂珠（中）小时候与父母、姐姐、阿姨合影。
一封从瑞士寄来的寻亲信
从北京回到厦门，我一边向工人同志们宣传四届人大文件，一边坚持生产，还利用下班后的时间，走访在厦台湾同胞。当时，我常想，如果在台湾的爸爸妈妈和广大的台湾同胞也能像我们一样过上幸福生活多好啊。
除了炮击和特工渗透，两岸还打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宣传战，双方在空飘海漂宣传品的同时，特别增设了“对敌”广播。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厦门前线广播站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大喇叭对金门喊话，号召国民党官兵起义投诚。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我曾来到前线广播电台。我说，阿爸阿妈，我从1949年和阿公来厦门，在这里受党的培养，在社会主义社会幸福成长，还当上政协委员。八一电影制片厂曾拍过一部纪录片，其中一个片段讲的就是我的故事，当时的我已结婚生子，受到党的培养和关怀，从一名纺织工人成长为国家干部。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表达了两岸同胞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互通讯息，探亲访友的愿望。
1985年，一封从瑞士寄来的信打破了平静的生活。原来是台湾表姐听大陆广播时，听到我的故事。表姐大我两岁，是我姑的女儿，当时人在瑞士定居。
一天，女儿告诉我：妈妈，公安局要找你。我很惊讶，我又没有犯罪，公安局为什么要找我？我记得那一天回家的情景，他说是信访办的，有一个亲人通过中国驻瑞士大使馆要来找我。接着，我就收到表姐从瑞士寄来的第一封书信。表姐在信上说：你要赶紧回去见你妈妈，你妈妈身体快不行了。
那天晚上，我哭得很厉害，反复翻看那封信，一边哭，一边想，表姐能找到我，是不是意味着，我很快也能联系上父母？
我和表姐开始通信，并约在香港见面。1986年，在相隔了37年之后，第一次见到了台湾的亲人，表姐一句“珠露”才刚喊出口，我们俩不禁抱头痛哭。由于表姐是从香港转机台湾，按规定只能在香港逗留一天。那个晚上，我们聊了许久，拼凑出我在这个家庭缺席的记忆。临走之际，我和表姐约定，让她到了台湾，一定要跟家人说，我在香港等他们的电话。
谁知表姐这一去音讯全无，我在等待和期盼中度过了整整2个多月，朝也盼，暮也盼，眼看签证就要到期，就在我几乎放弃等待的时候，终于电话响了。一听到亲人的声音，我激动得“嘤嘤”直哭，一哭就是半个多小时。电话那头是我的姐姐、弟弟、妹妹。在我离台后，妈妈又生了三个妹妹。这时，妈妈已经病重，未能听到妈妈的声音，成为我一大遗憾。
1987年，当年去台的大陆老兵强烈要求开放返乡探亲，在这样的大趋势下，蒋经国下令解除长达38年的军事“戒严”，两岸交流至此由暗转明，台湾掀起了一股登陆探亲热，厦门港和平码头上迎来了一批批来自对岸的亲人。两岸开放了，我也想回去。那时，我已任厦门市台联副秘书长，常常接待台湾客人，触景生情，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远在台湾的亲人。
2002年，张桂珠（左二）终于踏上了家乡的土地，图为弟弟妹妹们特意给她补过生日。
终于能在父母坟前上一炷香
然而，回家之行遥遥无期，台湾那边拒绝我赴台的那张公函，被我一直保存至今天。因为我从年轻时就积极参与大陆的对台工作，后来又从政，成为台当局返台探亲的拒绝对象。后来，我得知，爸爸去世后，弟弟跟着妈妈一起做生意，因为我的身份太特殊，害怕之下，弟弟在1974年以“宣布死亡”为由，注销了我在台湾的户口。
直到 2002 年中秋节前，我多年来的心愿才终于实现，此时我已退休，离开台湾53年。“月到中秋分外明”，回家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因为妈妈的身体原因，举家从比较冷的基隆搬到台南。看着妈妈睡过的床铺、妈妈生前上香的佛龛，妈妈待过的庭院……我忍不住又哭了，要是能早几年回来，也许就能见妈妈一面。邻居说，妈妈生前最惦记我，生病了还整天坐在门口念叨。弟弟告诉我，每年除夕吃团圆饭时，爸爸总要多放一副碗筷，好像我还在他们身边一样。
我和老伴一起到父母坟前上一炷香，能回到我出生的地方以及到父母的坟墓上香，我也就了结了心愿。后来，我也特意去了一趟基隆，眼前的故乡，既熟悉、古老，又陌生、新鲜。在与台湾亲人分隔的日子里，我一度连自己的出生日期都搞不清楚，后来，弟弟找到当年家里的户口影印件，原来我的生日是6月13日。在厦门的阿嬷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生的，报户口时随便报个日子——1月21日。66岁那年，弟弟一家远程连线，在线上给我过了一次真正的生日。
回首往事，五味杂陈。我膝下有一儿一女，女儿在香港工作，儿子今年6月刚退休，从下个月起，就能领取台胞补贴，我还有两个孙子，一个在香港工作，一个今年刚考上研究生，我的晚年过得很安逸，也时常与在台湾的亲友联系，最常联系的是我妹妹，她说，“妈妈去世了，大姐也去世，我就把你当作妈妈。”
“鼓浪屿四周海茫茫，海水鼓起波浪。鼓浪屿遥对着台湾岛，台湾是我家乡……”每当《鼓浪屿之波》的旋律一响起，我常常跟着哼唱，歌词里有这样一句话，“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美丽的基隆港！”我听《鼓浪屿之波》，更加思念我的父母和故乡。同根共生，同气连枝，只希望自己的故事永远成为历史，两岸一家团团圆圆。
左>1985年，瑞士表姐的来信搭起寻亲桥。每次看到这封珍藏已久的书信，张桂珠的眼眶都会湿润。
右>两岸家书纸短情长，除了信件，台湾的亲人也时常寄送照片给张桂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