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朱子榕 整理/《台海》杂志记者 郑雯馨 图/受访者提供
1919年12月19日出生于台湾基隆
1939年，离开台湾到大陆
1952年，调往厦门大学工作
1980年，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教授
1996年，第一次回到台湾参加学术交流
2002年，因病去世
作为在厦第一代台胞的重要代表人物，朱天顺的一生阅历丰富，个人经历与时代紧密结合。2019年，是朱天顺诞辰100周年，他的长子朱子榕在读过父亲所写的自传后，对父亲的一生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因此他决定以自传手稿为中心，多方收集、整理有关父亲的资料，包括文件、老照片等，陆陆续续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这本《传承——我们家的那些年》图文并茂的家史，作为对父亲的一份纪念，他也向我们娓娓道来有关父亲朱天顺的故事。
2001年在厦门大学芙蓉湖拍摄的全家福。前排右三为朱天顺。
毅然投身革命
据我父亲自述，他出生于台湾基隆市田寮港57番地，也就是今基隆市信义区西部，包括义六路以东的田寮河两岸至田寮河上源的信绿里一带。2019年，我与太太前往基隆寻亲，在父亲老家，即信二路6巷碰巧遇上了素未谋面的堂姐，从她口中了解到，祖父原先居住的小屋如今已变成一幢六层高楼，祖父那一辈的族人早已迁居台湾各地。
当我走过田寮河沿岸，想起父亲曾说起，他小时候就在这条河里游泳、钓鱼和捞蟹，度过了快乐的时光。他还提到，我的祖父名为李阿火，后来入赘朱家当女婿，因此他姓朱，名天顺，而他的弟弟则姓李，名为天寿。后来台湾亲属寄给我们一份“李氏家族系统表（渡台后）”，上面不仅清楚地写明，我父亲为李氏家族的第七代子孙，还提到李家祖籍是福建省漳州府龙溪县溪尾社（霞美社），渡台时间大致是乾隆末叶。
迁居基隆的李家人基本都从事人力车夫的行当，祖父李阿火也是靠着拉人力车养活一家人。虽然生活艰苦，但父亲从小就表现出强烈的求学渴望，在他八岁时，进入基隆第一公学校读书，然而毕业后家庭无法再支持他升学，于是他一边工作一边上夜校，这当中他深刻感受到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社会的种种压迫，对受压迫同胞的同情，与对人生意义的思索，通过一篇篇文章体现出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朱双一教授为此还写过一篇论文，根据我父亲当年在台湾《风月报》上刊登的诗歌散文分析他趋向祖国认同的心路历程。
1939年，“台湾总督府”正在招募赴大陆当日军“通译”（翻译）的人员，我父亲先前就参加了基隆总商会开办的北京话（汉语普通话）学习班，结业后他想要借此改变自己的处境，转而到大陆寻找新机遇，于是报名参加，并顺利通过考核。
这一年10月28日，我父亲乘着轮船从基隆港前往上海，但工作不到两个月他就辞职，后来经人介绍辗转来到湖北省应城县，在当时“日伪政府政务指导班”担任翻译，当时我父亲已经开始进行反日活动，不仅积极营救新四军被俘人员，还收集情报给中共鄂豫边区委，在一次送情报时交通员被敌伪人员察觉，于是他避难上海，后前往苏北新四军军部。他先到了新四军一师一旅，后又辗转返回武汉，找到了鄂东部队新四军五师十四旅。
因为我父亲懂日语，他被安排在师敌工部负责对敌宣传的工作，包括对日军的宣传、管理日军战俘等。在这期间，父亲还作为台湾特邀代表参加了鄂豫边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发言，他在自传里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与政治民主生活的亲身体验，对于在台湾长期受日本殖民统治，受政治歧视和压迫，毫无政治权利的一个台湾人来说，其政治解放的感受是终生难忘的。”
我父亲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他记忆中最艰难的一段就是中原突围战役。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然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国民党利用停战协定调动了30多万大军，包围中原军区6万多的部队，对此毛泽东主席做出“必须准备对付敌人袭击及突围作战”“巧妙避开敌人之打击，分途突出包围圈”等指示。1946年6月26日，我父亲被安排与军区警卫团一起，护卫十位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日本战友突围。这一路不但要翻山越岭，沿途还要与国民党军周旋，几乎一天都没有休息，走了3个多月，最后日本战友中仅有两位同我父亲顺利抵达了延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为三五九旅回延安而宴请团以上干部时，还特别给他们三位送去大红请柬邀请参加宴会。
抵达延安后，我父亲被调到中央党校六部学习，后来知道我父亲懂日语，就把他调去西柏坡中央宣传部当翻译。我曾经问过父亲，当年宣传部副部长是徐特立，你为什么没有一直在那里工作呢？他笑着说：“我家乡观念很重啊，知道当时华北军政大学有一支台湾队，就打报告申请调过去。”1948年，我父亲到华北军政大学台湾队担任政治教员，1949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台湾队政治教员，1950年任上海市卢湾区税务局副局长，他与我母亲沈敬繁也是在上海相识、结婚的，后来父母亲选择来到福建，也是因为福建离台湾近的缘故。
朱天顺是李家后人，因其父入赘朱家而姓朱。图为李氏家族族谱，显示李家渡台时间大致是乾隆末叶。
厦大治学岁月
从父亲一生的经历来看，主要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其一是1940年至1953年从事抗战与政治相关的工作，其二是1953年后治学为主。1952年厦门大学还没有成立党委，福建省委从各地抽调了十八位同志来厦大加强党的工作，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一开始父亲在厦门大学人事科担任副科长、代科长，校长见他很喜欢看书，就跟他说：“北京大学哲学系正在招研究生，你就去读吧。”我父亲他们那一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的第一届哲学专业研究生，回到厦大后，他就从事马列主义教育研究工作，先后任厦门大学哲学教研组副主任、主任，以及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主任。
我父亲在厦大任教期间，开设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课程，出版了《原始宗教》《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等著作。在与他相处过的同事和学生眼中，他身上有一种儒气，就是书卷气，潜心于学术研究，较少卷入一些政治漩涡。除了教书，他还有很多兴趣爱好，像乒乓球、桌球、围棋还有游泳，退休之后他一边回忆，一边写自传，八十几岁还坐在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打，用这种方式回顾自己这一生。从资历上，他是一位老革命，从统战层面看，他是一位台胞，从学术上，他又是一位哲学教授，在这三重身份下写成的自传，还是具有很特别的意义的。
1982年，朱天顺（右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图为他同其他参会的台湾代表合影。
献策两岸交流
从1939年离开台湾，我父亲后来就一直没能真正回到故乡。虽然20世纪90年代两岸开放探亲，但父亲因为身份特殊——他曾是中共十二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是台当局限制的对象，因此无法回去。直到1996年，他利用参加台湾云林县马祖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得以再次踏上台湾的土地，可惜也没能够回到基隆老家，仅仅在前往景区途经基隆时，隔着车窗远远地对故乡投下匆匆一瞥。
后来我跟妻子的基隆寻亲之旅，也算是替父亲了却了一个心愿，台湾的堂姐还对我们说起从前长辈有提到我父亲，“他们都说你爸爸很聪明啊，说他以后一定会有出息。”堂姐还告诉我们祖父骨灰的存放情况，原本我打算来年带两位弟弟一同赴台，可惜因为疫情的缘故，至今还无法实现。
无法与台湾的亲人团聚，是我父亲的一个遗憾。1980年7月厦门大学成立大陆第一个台湾研究机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父亲调任该所领导之一。在台湾研究所期间，是他一生工作的另一个亮点，他发挥对台湾民情较为了解和宗教研究的学术专长，深入开展台湾民间信仰研究。闽台民间宗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他出版了《妈祖信仰 中国民间宗教》书籍，主编了“妈祖研究论文集”，写下了一批两岸关系研究论文。我父亲在研究妈祖信仰时，很多论述就是从两岸妈祖信仰的差异化、渊源等层面展开的，例如《妈祖信仰的起源以及其在宋代的传播》《台湾妈祖庙的神格地位之争》《元明时期促进妈祖信仰传播的社会因素》等等。福建省台联原常务副会长告诉我，当年是我父亲第一个在福建省政协会议上提出，发挥妈祖信仰在海峡两岸交流中的作用的提案。如今看来，这个提案是十分具有开创性的，闽台两地民间通过妈祖信仰的交流，在两岸关系上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父亲还担任过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一、二、三届副会长，第四、五届顾问，以及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第一、二、三届会长，第四、五届名誉会长，他始终不忘祖国统一大业，积极为中央对台决策、为海峡两岸交流服务，积极参加涉台社会活动，为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献计献策，2002年4月17日，我父亲因病去世，校领导在告别仪式上肯定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追求真理，无私奉献的高贵品格，称他在治学、为人、社会工作和敬业精神方面都堪称学界楷模。在我着手整理父亲留下的自传、资料、老照片时，不止一次地懊悔，从前没能和他多聊聊那些往事。对我们子女来说，父亲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一直对我们谆谆教导，要“努力去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些话会成为我们家的一种传承，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