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杜微 整理/《台海》杂志记者郑雯馨 图/唐光峰
蔡颖芳（右）回台湾探亲，雾峰林家的晚辈陪同她故地重游。
在中国近现代曾经涌现过不少名门望族，台湾雾峰林家以一片赤诚的家国情怀而为人称颂，身为林家后人的蔡颖芳同样身怀爱国之志。而今斯人已逝，由其子杜微向我们讲述他的母亲从豆蔻年华到两鬓斑白，是如何坚定不移，投身于祖国建设与联结两岸同胞的事业中。
1943年，蔡颖芳（后排右一）身穿西装，与厦门市立第一女子中学的同学在鼓浪屿合影，当时她已加入抗日学生会。
一封电报，毅然“登鹭”
我的外婆林双英出身台湾的雾峰林家，是林祖密和原配夫人杨月蟾的二女儿，她在新加坡求学时，认识了新加坡华侨轮船公司“双美”号船长蔡有益，两人结婚后，外公因为工作的关系，频繁往来于中国及南海周边国家之间，为了让我母亲蔡颖芳能安定下来并接受教育，便将她托付给当时从台湾迁居到厦门的林家。
我母亲从小学到高中一直住在鼓浪屿上的林家宅邸，就是如今在三丘田附近的宫保第，她曾回忆道：“林家当时在鼓浪屿有自己的码头、炭栈、两艘汽艇、舢板，风光一时。”宫保第里的一草一木，一物一景见证了她的成长，也承载了她许多的回忆，她小时候时常缠着外婆杨月蟾，听她说外公林祖密从前生活的点滴，还有他为国家民族舍生忘死的事迹。因为林家的家风，我母亲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曾就读于厦门市第一女子中学，系厦门一中的前身，在她留下的那些老照片里，就有一张她与当年同窗好友的合影，照片上，母亲一身条纹西装的新潮打扮，与同学们手挽着手，大家看上去都是青春洋溢的模样。
照片上的同学后来陆续回到台湾，而我母亲也一度返台，与当时雾峰林家的亲戚一起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她收到了一封从香港发来的电报，写信的人是她的弟弟林绿。我这位舅舅原名叫林义岱，他是林祖密和原配夫人杨月蟾的二儿子林正传的孩子，他们姐弟从小感情就很好。我舅舅年轻时在福州读书，后来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投身抗日；他被晋升为营长后，参与了解放厦门的战斗，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厦门第一任思明区的区长。
彼时厦门百废待兴，亟待人才参与建设，舅舅就想到了我母亲。那个时候两岸无法直接通信，都需要经由香港中转，他也不可能直接说，希望我母亲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电报里大意是这么说的：阿姐，我已经回到厦门了，如今厦门一切都好，我对这里也很熟悉，希望你也能来看看。
虽然收到了舅舅的电报，但我母亲要回厦门并不容易：一方面是当时家族对大陆的情况还是持比较保守的态度，不放心她一个人回去；另一方面则是两岸正处于隔绝的状态，来往的确不便。可我母亲还是毅然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悄悄先到了香港，在那里又集合了好多愿意回到大陆参与建设的知识青年同行。1951年，我母亲顺利从香港回到了厦门，算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登陆”台胞，而且那时的她也不过20岁左右。
我母亲从前读中学时，学校里就有一位英国老师授课，因此她外语很流利，在她入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设在厦门的分公司后，便由她主导筹建处理“海洋运输保险”等相关事宜的部门，主要是负责与一些外国商船进行对接工作。不久，我母亲因为家族一些成员的身份比较敏感，被派驻到当时华东区的保险公司总公司，就这样再一次离开了厦门。
1952年，蔡颖芳（二排左起第五）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厦门市支公司的同仁合影。
艰苦岁月，苦尽甘来
正因为被派往上海，我母亲才认识了我父亲杜格非，他原来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一名副教授，随部队进驻上海后，一度在教育局工作，担任过中学校长。1955年我在上海出生，在我三岁的时候，我父母因为“反右运动”而无法继续留在上海，全家被送往西北，那个时候交通不便，到西安后就没有火车，只能坐着破破的马车和运输车一路颠簸地往兰州去。
好不容易到了兰州，我母亲一看当地一片荒凉的景象，心就慌了。她和父亲一想到，我还那么小，担心再这样走下去，我可能就会死在路上了。我们家与林巧稚医生是旧交，而她当时正在北京首都医院，于是我母亲赶忙给她发去一封电报求助，后来好像是周恩来总理了解到我们家的情况，亲自给当时甘肃的省委领导打电话说，不能再把我们往西送了，我们一家便在兰州定居。
那个时候我父亲被安排当老师，我母亲则去了当地食品公司工作。如今想来，他们老一辈真的活得很坚韧，我父母从上海一路到西北，包括在西北生活的那些年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冤屈，但是我从没有听到过他们一句怨言。我自己也是苦过来的，八九岁的时候，为了活下去，天天去垃圾堆里捡东西换吃的，不过现在想起来也并非全是坏事，当一个人从生死和贫困线上挣扎过来，他考虑问题的角度自然就不一样了，长大后遇到事情，我都能比较冷静地思考解决办法，后来我的老师也说我的心理很强大，我父母同样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我父母得到了平反，我外婆和母亲还专程前往北京，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肯定了我外曾祖父林祖密是革命志士。我母亲也从食品公司调到当时的甘肃省政府侨务办任处长，面对这一突然的任命，她一下子就蒙了，回到家就问我父亲：“让我当这个（处长），我要跟他们说啥呀？”父亲回道：“这个很简单嘛，就是让你负责侨务的工作，那单位都有规章制度，你去了以后，就照制度办嘛！”因父亲的鼓励，母亲放下心来，从容地开展工作，她工作勤奋同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约两三年后就升任侨务办主任，后来还担任了甘肃省政协组统委主任，一直到退休。
1989年左右，我父母退休之后便回到了厦门。此时距离我母亲离开厦门，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厦门的变化自然是日新月异，而她曾经生活过的鼓浪屿宫保第，也已经变成了酒店，令她分外伤感。当年我外婆从南洋回厦门后，从一位华侨手中购地准备兴建农场，后来因为种种变故，计划就搁浅了。等到我们一家准备从甘肃回厦门之际，外婆向国务院侨务办申请，依照涉侨房产的情况落实政策，但由于当年她所购之地已经有新筑的房屋，与厦门政府沟通之后，重新规划了一片区域，给我们新盖了四栋楼，之后我母亲又扩充购买了周围部分地皮，盖起了一栋“云林山庄”作为我们的新家。
蔡颖芳母亲林双英（左）与弟媳沈毅合照，林双英的弟弟是在台湾牺牲的共产党地下党员林正亨。
两岸寻根，传承家风
我父母最初到兰州时，曾一度与台湾的亲戚断了联系，直到改革开放后，台湾的亲戚从我母亲的姨妈，也就是定居北京的林双盼那里得到了我父母的消息，陆续赶到兰州来看我们。我也曾经陪同母亲两次回台湾探亲，第一次见到雾峰林家宅园的感觉就是：太壮观了。包括林家宅邸和林家花园在内的古建筑，是全台湾最完整、最精致的建筑群落，台湾的亲戚还陪着我母亲到林家花园里的五桂楼，她坐在椅子上，环顾房间内的陈设布置，一边给我说从前在这里生活的点点滴滴，无论在台湾还是厦门、甘肃，她都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后来我父母回厦门定居，“云林山庄”也变成林家亲友寻根的大本营，无论是大陆这边的亲友，还是从台湾远道而来的子侄，我母亲都非常热情地招待他们，他们也都亲切地称呼我母亲为“阿贤姐”。虽然林家后代子孙分散于海峡两岸，但自林家先祖起，代代传承下来的精神一直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当年我的外婆林双英得知我们一家被送往西北后，风尘仆仆赶来见我们，也因此留在了兰州，我们家得到平反后，她还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政协常委等职。
外婆是在兰州过世的，后来我将她的灵柩送回厦门安葬，文圃山陵园内设有名人园，而且周围景致也不错，政府有意在此规划林祖密将军纪念园区，并给予一定拨款辅助，于是由我去负责交涉相关事宜。外曾祖父的第三子林正干之子林义峻则在台湾成立筹备委员会，配合后续工作。因为筹建林祖密将军纪念园区，我频繁往来两岸与林家亲戚沟通，最终在2012年5月19日，林义峻率领筹备团来到厦门，我们一起勘察、确认文圃的纪念园区的位置，并讨论制作林祖密将军塑像。其后陆续有关建设的事宜逐一敲定。9月2日，筹备会主任林义崇携筹备团成员再次来到厦门，由我母亲带领林家子孙一起到文圃的纪念园区排练揭幕典礼，她与林义崇一同领着众人，献花、献果，默念三分钟。
10月15日，在林祖密将军纪念园区举办了隆重的揭幕典礼，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厦门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以及来自两岸的林祖密将军后人代表等众多嘉宾出席。仪式上，林义崇作为林祖密将军在台湾的后人代表，宣读了祭文，我母亲则作为林祖密将军在大陆的后人代表，向现场嘉宾介绍了竖立林祖密将军雕像的源起以及意义，她说：“林祖密将军为了国家，捐尽家财150万银圆，这份资产在当时都算是一笔很大的费用，可谓毁家纾难！虽然此后林家的生活比较艰苦，但我们作为林家的后代，必将承继祖先爱国的精神！”对林家后人而言，这片纪念园区以及雕像的存在，不仅是为了让子孙后代时刻牢记家族的爱国精神，同时也提醒着海峡两岸同胞，传承这种精神，为振兴祖国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