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谢雪红（前排右二）、林木顺（前排右一）、吴先清（前排中）等赴莫斯科学习。他们，也是日后台湾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农业台湾，工业日本”，是日据时期日本统治台湾的一项基本政策，其实质就是通过发展台湾的农业，在台湾建立殖民经济体系，使台湾成为日本工业化过程中原料生产和供应基地。
日据台湾50年，霸占台湾土地山林垄断“专卖事业”，赚取巨额利润；控制台湾工商业，垄断对外贸易；推行所谓的“工业化”，以适应扩大势力战争的需要；通过扶植日本资本压抑土著资本和外来资本的殖民经济政策、糖业政策、农业经济政策，以“军需化”为特征的工业及统治政策、配合日本南进经济政策……各种五花八门的掠夺形式，使得台湾的底层百姓深受其害，也催生了以农民、工人为首的针对日本资本主义的抗争。
日本殖民者对彰化蔗农的严重压迫和残酷剥削日益严重，使该地的民众感到走投无路，难以生存。图为日据时期的台湾甘蔗园。图/台湾史研究所档案馆提供
日据时期，被日本财阀和日本移民强行低价收买的土地，占台湾土地总面积的70%以上。实际可直接耕种的耕地，被日本财阀和日本移民占有比例高达20.4%。大批台湾农民丧失了自己的耕地。
负重劳役奋起反抗
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进行的最贪婪而疯狂的经济掠夺，就是强行霸占耕地与森林，进而掠夺台湾的稻米和木材等农林资源。
1895年6月，日本占领台湾后，为了稳固殖民统治、掠夺台湾人民的财富，便对广大台湾农民赖以生存的耕地，进行了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掠夺和强占。在台湾局势稍微稳定后，日本便开始对台湾的自然资源、土地人口做调查，为日本对台湾进行掠夺做准备。
1898年，台湾“总督府”公布了《台湾地籍令》和《土地调查规划》，并动用了大批警察强迫台湾的农民“配合”临时土地调查局进行土地资源和土地所有权的普查。1905年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又制定了《土地登记规则》，强迫农民进行“土地所有权申报”，并规定凡“没有地券或其他确证可以证明所有权的土地”，“概归官有”。这样，大批台湾农民的耕地，便被日本殖民当局以没有地券作凭据为借口，而被视为“官有土地”而强行没收。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教授陈小冲介绍，自日本殖民当局侵占台湾以来，在台湾全岛总计370.7万甲（1甲折合0.97公顷）的土地中，被台湾“总督府”强行无偿霸占为官有的土地多达246.2万甲；被日本财阀和日本移民强行低价收买的土地多达18.1万甲，两项共计264.3万甲，占台湾土地总面积的70%以上。在台湾实际可直接耕种的88.6万甲耕地中，被日本财阀和日本移民占有的耕地占20.4%。
在强行霸占台湾农民的土地后，日本殖民当局开始肆无忌惮地掠夺台湾的农林产品。由于台湾97%的森林地被日本殖民当局强占，所以台湾的林业资源几乎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据统计，仅从1926至1942年的17年间由台湾输出往海外的优质木材总量为588961立方米，而其中被输往日本的就多达503025立方米。被运往日本的木材总量占全部输出总量的85.41%。
农业之外，日本殖民当局继续垄断台湾的工业生产。大力扶植日本殖民垄断资本的发展，同时又极力限制、排挤台湾民族资本和外来资本的发展，使得日本殖民垄断资本逐渐占据了台湾经济的主导地位。陈小冲介绍，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年的时间里，其殖民垄断资本总额增长了10多倍。到1945年日本殖民垄断资本控制了台湾地区银行存款总额的60%，电力工业的96%，制糖工业的94%，从而完全控制了台湾的经济命脉。据此而榨取的工业利润数额，每年都超过利润总和的50%。
“从上述的几个数据就可以看出，台湾的农民和工人基本上是终年为日本人而辛勤劳作，在负担沉重劳役的同时，自身存活的基础却得不到保证。真正到了不得不反抗的地步。”陈小冲说。
“二林事件”促成台湾农民大集合
“由于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农业经济领域居主导地位，以及蔗农与日本糖业资本间矛盾斗争的突出和尖锐，日据时期的台湾农民运动，其针对的目标，主要是日本资本及殖民当局，从而赋予了斗争以浓厚的民族斗争色彩。”陈小冲说，日据初期，台湾农业与农民问题日趋严重，农业发展畸形化，农民利益被侵犯，大量农业人口因生产资料被剥夺而沦为无产者，台湾农民与日本殖民当局、日本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日趋发展、激化，终于在1920年代汇聚为农民的反抗洪流。1923—1926年间，台湾爆发的15次较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大多是由当地民众自发发起或有地方精英参与领导的，参加者也以地方相关民众为主，与外界关联性较低，影响力也较弱。
直到1925年10月，彰化爆发了轰动一时的“二林事件”，这一台湾蔗农反抗日本殖民当局压迫及糖业资本剥削的斗争，被当时日本人称为“是匪乱（指日据初期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占领的武装斗争）平定后第一大事件”。
日本殖民者对彰化蔗农的严重压迫和残酷剥削日益严重，使该地的民众感到走投无路，难以生存。1923年夏，彰化二林镇二林庄庄长林炉根据民众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去联络邻近的大城庄长吴万益，商谈两庄联合起来去找日本财团交涉。无果后，1924年4月当地蔗农推二林庄长林炉及医生许学为蔗农代表，向会社要求支付临时补贴，经北斗郡守调停，最终获得赔偿。此事件的成功，刺激全岛蔗农对制糖会社要求提高甘蔗价格。1925年1月1日，由李应章、詹奕候、刘崧甫、陈万勤等召开农民大会，6月28日成立“二林蔗农组合”，吸收400余名会员。“二林蔗农组合”代表蔗农向制糖会社提出收购前公布收购价、肥料由蔗农自由选购、双方共同监督甘蔗的过磅要求，遭厂方代表拒绝。10月22日，制糖会社强行采收农民的蔗园，与100余名蔗农起冲突。10月23日深夜，日本殖民当局出动100多名军警，气势汹汹地冲入二林、沙山两庄，抓捕蔗农组合干部及参与护蔗的蔗农骨干人员，酿成震惊中外的“二林事件”。
陈小冲指出，“‘二林事件’因其领导者李应章的文化协会会员身份使得反抗运动与文化协会的民族运动得以相结合，其辐射力遍及台湾全岛，且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事件标志着，当时全台湾的农民开始勇敢地站起来为自身利益而斗争了。”
“二林事件”所代表的蔗农反抗运动虽然失败了，但这个事件直接促成了台湾农民的大集合。1926年，台湾农民组合成立，它是全台农民统一的组织，在农民群众中有极高的政治威信，领导农民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斗争。
“二林事件”二审前纪念摄影。最前排左四是刘崧甫，左三是李应章。图/蒋渭水文化基金会提供
1926年，台湾农民组合成立，它是全台农民统一的组织，在农民群众中有极高的政治威信，领导农民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斗争。图为当时台湾农民组合本部。
工会统筹反抗资本家压迫
日据时期，台湾工人运动的出现与高峰时间要晚于农民运动。与农民运动不同的是，台湾近代产业工人队伍的出现，是随着日本资本的涌入，制造业、运输业、矿业，尤其是食品加工业中产业工人队伍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
佟建寅的《略论台湾近代工人运动》一文中写到，在日资企业里，工人动辄遭到日人资本家和工头的斥骂和虐待，日资的企业家常怀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心理和态度，以对待劳工，是在进行一种不可形容的虐待。台湾本地工人不仅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劳动，而且还深受日本统治者的压迫和歧视，即使干同种工作，平均工资只有日本工人的一半左右。对此，陈小冲指出：“台湾的工人运动，斗争的目标集中指向日本资本家，富有革命性和战斗性。”
从1927年4月起，台湾各地相继成立了台湾机械工友协会、台湾制材工联合会、台北印刷工会、基隆印刷工会、台湾船碳工会、台湾涂工会、通宵总工会、彰化总工会、台南总劳工同志会等左翼工会。在这些工会的统筹下，台湾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压迫，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反对低工资和无理解雇的斗争，不断出现高潮。
在1927—1928年间，台湾的工人运动主要有日华纺织会社台北办事处的罢工、嘉义营林所的罢工、阿里山出张所的罢工和高雄台湾铁工所的罢工，其中以高雄铁工所的罢工影响最大。
1928年4月3日，高雄台湾铁工所的工人王风在文协的帮助下，组织成立了台湾机械工友会，并吸收该所160多名台湾工人参加。为破坏刚成立的工友会，第二天厂方无故将王风解雇。工友会代表郭清、陈良等人向厂方交涉，一致要求王风复职，但遭到厂方无理拒绝。4月7日工友会组织铁工所的工人举行罢工，文协、农民组合东港支部、台北机械工会领导人相继赶来支持，要求厂方答应罢工工人的要求。4月17日，厂方又将120名罢工工人开除。4月22日，文协、农民组合立即向全岛发出檄文，号召全岛工会举行同情罢工以及其他声援活动。当时有21个工人团体予以响应，他们不仅组织1433人罢工，而且寄来1000多元和食品给予援助。
罢工不但使铁工所也使其他工厂的资本家意识到工人团结的力量。一些台湾机械工友会会员所属工厂的资本家，开始对支持铁工所罢工的工人施加压力。日本殖民当局更于4月22日出动警察，将在台湾机械工友会馆集会、声援铁工所罢工的工人逮捕拘留，并查封了会馆。王风由于受到警察的不断迫害，被迫流亡到大陆。在这种情况下，罢工最终失败。
“虽然自1920年代以来，台湾各地已成立了几十个大小的农民和工人工会，但它们不仅弱小且还没有密切的联系，因各种罢工斗争，都不能取得满意的结果。为了更有力地与资本家斗争，他们迫切的需要共同组成坚固联盟，相互配合、支援，并能够有一支更坚实的力量，在政治上、理论上给予有力领导。”陈小冲指出，在这样的诉求下，打造一个属于自己阶级的政党的任务迫在眉睫，于是，台湾共产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台湾工友总联盟，是日据时期台湾的第一个全岛性工人运动组织。图为1928年2月19日，台湾工友总联盟成立。
台湾共产党应运而生
1925年“五四”运动以后，台湾人民看到祖国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涨，许多爱国进步青年纷纷回到祖国参加革命运动，一部分革命青年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受到锻炼，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些曾在日本和中国学习的左翼学生，他们逐渐把共产主义思想介绍到台湾，并为台湾农民组合和台湾机械工友协会所接受。
1928年4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彭荣的领导下，在上海法租界一家照相馆的二层楼上举行了台湾共产党（全名“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成立大会。随后，一些在台湾工作的台籍中共党员，在台北、台中成立了中共台湾支部。1929年初，台共“东京特别支部”的许多成员也回台湾参加革命活动。于是，一个明确的领导核心开始在这个岛上形成了。
在台湾共产党的领导下，台湾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有了一个质的提升。
陈小冲介绍，在台湾共产党领导下的台湾农民组合，不仅领导广大农民向日本殖民者和地主阶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且在农村中召开多次演讲会、读书会，开展农村问题研究，以提高农民的觉悟和斗争水平。他们在1929年1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上，提出了“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恶霸地主”等战斗口号，以声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这种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使得日本殖民当局惊恐万状。他们疯狂使用暴力对农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组合干部进行残酷镇压。在1929年“二·一二”事件中，农民组合总部和各地文协、工会等反日团体遭到日警的大规模袭击，300多所住宅被搜查，200多个领导干部包括13名中央委员被捕下狱，1000多人遭到搜查，农民组织工作暂时陷于瘫痪。到1931年6月，除了南部的下营和曾文（台南县）两个支部外，全岛所有支部都遭到禁止或破坏，但一部分农民群众仍继续坚持斗争。
工人运动方面，台湾共产党特别重视现代产业文通工人的组织工作，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瑞芳、猴洞、金瓜石等煤矿区和金矿区，在宜兰线及台北至基隆一段铁路沿线和车站，在台北市公共汽车，在高雄铁路机械厂和浅野水泥厂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工会筹备机构，并吸收了一些革命的日本工人入党。
“有资料显示，1928年，台湾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发动了83次罢工和34次其他斗争，参加人数5445人，到1930年增加为1.7万余人。”陈小冲说。
1931年，台湾共产党组织了“台湾交通运输工会”，向着成立“台湾赤色统一工会”的方向迈进。但不久即因为在日警全岛大检举中，党和工会的干部大批被捕，工人运动被迫在缺乏正确领导下进行分散的斗争，不到几个月，台湾共产党大部分党员被捕。
1931年，台湾共产党被严重地破坏。逃往中国大陆的台湾共产党党员被吸收入中共。长征开始前，中共曾派一些福建籍中共党员同逃出的台湾人一起去台湾，重建台共。然而，由于日本政府加强了对台湾的政治控制，台湾共产党无法再进行大的活动，革命转入低潮。
从农民运动到工人运动，再到台湾共产党的成立与抗争，每一个存在的时间都不长。究其原因，陈小冲指出，日本殖民当局始终对台湾人的工会组织抱着警惕之心，一旦发现工会有不利其统治的言论，立即对工会组织进行无情的打压。1930年台湾共产党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直言：“没有任何左派工会、农民组合、研究会或是演讲俱乐部等组织能够合法存在。如果被发现有左派工会存在，警察会立即进行干预，富有战斗性的工会成员很可能会被拘捕。台湾有将近20个农民组合，其中的4—5个已遭到政府强制解散。其他一些组织的积极分子也曾遭到逮捕与处罚，这些组织皆因此而分崩离析。”
在这种极为不利的外部环境下，台湾无产阶级运动最终走向没落。“虽然只是短暂的一段时间，但台湾无产阶级斗争唤醒了台湾基层民众反抗日本侵略主义的斗志与信心，为之后抗战期间，台湾有志之士与大陆相呼应，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陈小冲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