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陈昭强 整理/《台海》杂志记者郑雯馨 图/受访者提供
倘若说，台胞陈德堂家族的迁徙史是“唐山过台湾”的一个缩影，那么陈德堂他本人的经历，就是从台湾重返“唐山”，对祖先故土从陌生到熟悉，重新扎下根的一个过程。不管是台湾、海澄还是厦门，他曾经生活过的这些地方，都寄托了浓厚的情感,海峡两岸近四十年的隔绝曾经使台湾成了他的乡愁。
跨海求学，立志行医
1908年9月23日，我的父亲陈德堂出生于台北士林。同许多“唐山过台湾”的故事一样，我们陈氏家族的先辈来自大陆的中原地区，而后为了躲避战乱迁徙至福建，传至第十二世祖时，定居于当时的同安县。清乾隆四十八年，年过五十的第十二世祖妣刘圭娘带着十八岁的儿子陈阳迁居台湾，经历了种种艰难险阻，最终才在台湾开始了新生活。
同我们陈氏家族开台第一世祖妣一样，我的祖母也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女性，我父亲四岁时，祖父陈屋病逝，祖母一个人日夜辛劳，将父亲和叔叔养育成人。虽然家境贫寒，但父亲从小就勤奋好学，五叔公金山也有意培养他，在他的资助下，父亲于1924年4月从台湾启程搭船前往厦门鼓浪屿，在日本人兴办的博爱医院附设的医学专科学校读书。
博爱医院创办于1917年，在当时的鼓浪屿上，博爱医院称得上是医疗设备最完善、技术力量最雄厚的医疗机构。父亲自然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虽然五叔公的资助有时接济不上，但他依然克服困难坚持学习，最终顺利完成了学业。
1928年3月，父亲从博爱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博爱医学校眼科实习了一年。1929年5月，在海澄开诊所的五叔公金山帮助下，父亲在海澄救济医院当医生。1931年底，五叔公回去台湾，将他在海澄的延年诊所托付给父亲，开启了父亲人生的新篇章。
从1931年12月到1937年8月，父亲在海澄的延年诊所开业从医，他当时也不过二十出头，为病人诊治时十分严谨，久而久之得到当地人的认可，他的生活也逐渐改善。海澄对我父亲而言，不仅是新生活的起点，还是爱情萌发之地：当年我母亲黄秀琴家里经营着一间干果店，店铺跟父亲的诊所在同一条街，母亲当年十五六岁，时常到父亲的诊所串门，有时也帮忙做些敷料。在他们结婚之后，母亲依然经常在父亲的诊所帮忙，虽然她没有上过专门的医学校，但多年的经验积累还是掌握了一些医术。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当年父亲和母亲就是在这样日常往来之间，逐渐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当我父亲到外祖父家中求亲时，我的外祖父一开始也很认可父亲。只是后来又有一位财主为他的儿子前来求亲，外祖父便想将母亲嫁到财主家。但母亲态度很坚定，她和父亲无惧阻碍，结婚之时，还是得到了很多长辈及朋友的祝福，他们俩携手相伴多年，感情依然如故。
陈德堂的妻子黄秀琴（左一）在他的影响下也掌握了一些医术。
排除万难，重返大陆
可惜由于时局突变，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打断：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台湾自甲午战败后被割让给日本，那时候在大陆生活的台湾人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当时的国民政府下令，要求在大陆的台湾人尽快离开大陆，无奈之下，父亲只能匆匆将诊所托付给一位名叫狮叔公的长辈，他带着母亲和我的大姐惠华、二姐惠年搭上开往台湾的船。父亲离开海澄后，延年诊所的房子就被军队强占了，再也要不回来了，这是父亲心中永远的痛！
日据时期的台湾，台湾同胞被视作“二等公民”，很多重要的工作岗位都由日本人担任，医生算是当时仅有的几个允许台湾同胞从事的职业之一，有条件的台湾同胞都争相报考医学校，像我父亲这样出身贫寒的年轻人，更是珍惜能够学医的机会，期望因此改善原本贫困的家庭环境，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因此，父亲刚回到台湾时，虽然一时找不到工作，但他并不气馁。他从博爱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曾专攻眼科专业。于是，他便到当时“台湾帝大附属医院”（台大前身）的眼科深造。通过一年的扎实学习，他的医疗技术有了很大的提升，对于后来开业看诊可谓获益匪浅。彼时，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一方面强化对台湾同胞的控制，另一方面对台湾同胞的压迫并未停止，目睹了种种状况之后，我父亲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1938年8月，他只身一人到厦门创业——当时母亲已经怀有身孕，加上时局不明朗，父亲也不放心带母亲和我的两个姐姐同行。
时隔十四年，父亲再次踏上厦门的土地，他几经波折才在大中路72号租下了两层楼房，一楼开办了陈眼科诊所，二楼为住家。父亲刚刚安顿好，在台湾的母亲就风风火火抱着我刚出生的大哥陈昭典，以及两个姐姐赶来团聚。我们在厦门有了一个新家，我的三姐、二哥还有我都是在这栋小楼里出生的。我出生于1945年，这一年抗战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分离了五十年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父亲自然由衷地感到高兴，他当时已经成为厦门一带有名的眼科医生，尤其擅长眼科疾病治疗和白内障等手术，抗战胜利后依然兢兢业业，为从各地慕名而来的患者诊治。
一封家书，再续亲缘
台湾光复后，1947年父亲专程回了一趟台湾，他将原先五叔公资助他读书的钱加倍还给叔公一家，同时把祖母接到厦门来同我们一起生活。1948年，父亲用多年来行医的积蓄在思明北路157号购得一栋楼房，并加盖成三层小楼，一楼同样是陈眼科诊所，那时候我们几位子女经常在诊所里看父母亲如何诊治病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们八位子女中就有五位选择从医这条路，三个儿子都是医科大学毕业，都成为主任医师。我的大哥陈昭典还是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过浙江医科大学校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我们继承父亲“救死扶伤”的精神，为社会为医学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后，父亲积极投入到公益事业中，我们家客厅曾挂着一方“德望满堂”的匾额，那是由于父亲曾担任过复华小学的校董事长。因为日本殖民者曾经在台湾推行“奴化教育”，很多台籍子女一开始都只会说日文，甚至对中华文化也知之甚少，有鉴于此，在位于厦门新华路40号的台湾公会内办公的厦门台湾同乡会于抗战胜利后，在台湾公会对面的原旭瀛书院旧址上创办了复华小学，初衷正是为了让在厦门的台胞子女重新了解中华文化。父亲经历过日据时期、抗战时期以及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对于这一切都是感同身受，自然十分支持。开学时，学校来人，父亲将两个沉甸甸的盒子交到他们手中，里面装着数百枚的银圆，将他行医多年来的积蓄捐献给学校。后来父亲还成为中国农工党党员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盟员，并担任第五届厦门市政协委员以及做过开元区人大代表，积极参与社会的公共事务。
从1949年至1987年，由于两岸隔绝的时代背景，父亲与台湾的亲人一度失去了联系，甚至连书信都无法往来。大概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父亲收到了一封经由日本及香港转寄到厦门的家书，写信人是父亲在台湾的兄弟，那是父亲时隔多年后再次得到亲人的讯息，信中大意是告知父亲，台湾亲人的近况，并附上了联系方式和地址。可惜这封家书不知收藏在何处，我们也无法再重读当年寥寥数语间透露的牵挂，不过正是因为这封家书，父亲与台湾亲人的重逢才成为可能。
1987年11月，台湾宣布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台湾的叔叔急忙在我堂嫂的陪同下，通过报名参加旅游团的方式来到厦门。记得那一天，年迈的父亲早早地赶到码头，一路上他都十分激动，直到望见从远处走来一个熟悉的身影，他认出了那就是他阔别四十年的兄弟。父亲和叔叔见面的那一刻，两人紧紧相拥，眼泪不由自主地落下，旁人都被这样的气氛深深感染。父亲和叔叔多年不见，彼此都有很多话想说，但是旅游团在厦门停留不久就转往福州和杭州，我父亲特地追到杭州，在我大哥陈昭典家中等候我叔叔，再次团聚的那一晚，他们两人彻夜长谈，直到分别都意犹未尽。
随着两岸交流逐渐开放，我们一家与台湾亲人的联系更加频繁。一开始两岸尚未开通直航，需要先从厦门到香港后转机，虽然过程很麻烦，但挡不住父亲回台湾探亲的心。1990年他从台湾探亲途经香港回来，我到深圳接他，就看到他带着一大堆相册，里面都是和台湾亲人的合照，这些都是他最珍贵的回忆。因为父亲这一代人之间真挚的情感往来，我们二代子女至三代孙辈也逐渐熟络，如今我们与台湾的亲人通过微信就能互通往来，逢年过节互赠贺卡、互道祝福。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虽然现在祖国尚未统一，但不管任何人，都无法阻挡“血浓于水”的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