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的表达之路上，我们积累了很多招式与规则，但也因此有了“局限”。要化解艺术的局限，需要一定的高度。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可以化解生活中的矛盾。比如摄影，当你进入没有章法的状态，技巧与工具变得没那么重要，在超越了招式与规律的“道”之后，艺术或许可以更自如地升华到“精神”层面的探索，这是我对摄影艺术的践行。
——李世雄
李世雄
长期任教于厦门大学传播学院。曾任及现任：世界华人摄影学会执行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摄影教育、摄影艺术专委会委员、世界闽籍摄影家研究会副会长、福建省摄影行业协会副会长、福建省城市摄影协会主席、厦门市摄影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等。
“1985年我到新闻传播系工作，到今天已经35年了！”2020年1月6日，李世雄在厦门大学的荣退仪式上自豪地说。“很多老师不愿参加这样的仪式，但是像我内心这么强大的人是不怕有年老的阴影的，我一点也没有退休的感觉，现在还很忙呢。”没有刻意的煽情，他幽默风趣的语言一下子把在场的大家逗笑，一如他轻松的上课氛围。
对于退休后的日子，李世雄坦言比以前还要忙碌，除了要开办各类专题讲座之外，他在老年大学的教学课程也照常进行。早在1988年，厦门老年大学刚刚开设摄影班，学校苦于没有师资，刚从事厦大摄影教学不久的李世雄毫不犹豫地兼任了这一职位，彼时的他还是一位年轻老师，在厦大校园里与学生相处仿佛同学。一边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一边是阅历丰富的老年人，李世雄定制出了特殊的教学方案，因人施教，还自费给老年大学学员颁奖，办展览、出影集。
不管是在厦门大学还是老年大学，李世雄近四十载的教学生涯里，教案从未重复使用过。几乎每一堂课，学生都能学到不同的知识。正因如此，他在老年大学的摄影课堂上甚至有待了十几年的学生，最后因为实在年龄太大才“被迫”从摄影班毕业。
在这些“干货满满”的课程背后，是李世雄对摄影孜孜不倦、与时俱进的学习与挖掘，更是他对于教学事业的热爱与责任感。曾经，李世雄因为身体不适需要住院手术，为了不缺课，他推迟了治疗时间，强忍着疼痛骑车到老年大学上课，学生见状十分心疼。2013年，厦门老年大学首届“十佳教师”评选上，李世雄获得了第一名。老年大学摄影研修班的许多学员，在国家、省、市比赛中获得大奖，也成了各级摄影家协会成员。“我常常鼓励学生，不只是要‘老有所乐’，更要‘老有所为’才行！”李世雄表示。
李世雄的语速悠然，态度之平易近人与他堪称先锋式的艺术探索迥异。时间回到1987年4月，内地民间业余摄影团体首次在香港举办影展，即引发了媒体和摄影业界的关注。这个名为“5个1”的展览，让参展作者、当时名为“自由神摄影创作群”的5个年轻成员声名鹊起，李世雄便是其中之一。自那以后，“5个1”逐渐代替“自由神摄影创作群”，成为那段摄影新潮中对他们的团体的称呼。
李世雄回忆起自己对摄影的热情，与父亲的影响密不可分，他更是把这种情结比喻成与生俱来的“摄影基因”。其父李开聪是《厦门日报》第一代摄影记者，担任过省、市摄影家协会负责人等，是受人尊敬的老一辈摄影艺术家。坐在李世雄位于启明星摄影基地的茶室内，翻阅李家三代人的摄影作品，厦门半个多世纪的峥嵘岁月仿佛从手中流淌而过。
采访中，李世雄多次提到自己自由、随缘的个性，这和他同样热爱的茶文化很像。“‘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这句佛家妙语传递着茶的魅力。拥有千百条高僧的偈语又如何？参尽枯禅皆不是，还不如放下一切，喝茶去。”李世雄笑言，“人们道‘人生如戏’，我却觉得比起被动地‘演戏’，‘人生如茶’或许更到位些。”
《灿烂的宁静》（1985年）
李世雄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入选《中国当代摄影四十年》和“摄影180年在中国”等。从拍摄、拼贴、构成到翻拍，整个创作过程十分复杂。根据画面设计的需要，他将10张少女侧面脸孔图像进行拼贴，使人脸轮廓曲线形成峰峦叠起的“群山”。再把“群山” 拼贴在“蓝天红日”的背景上（摄自一条毛巾图案），最后加用柔焦镜片把这11张图片剪辑错位翻拍成一张底片，构成一个静穆、灿烂、辉煌的诗美境界。
摄影世家，继往开来
《台海》：您的父亲是厦门新闻摄影的奠基人李开聪，是否因为家庭的原因，使您从小对于摄影有非同寻常的感情吗？
李世雄：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经常为了采访东奔西走，得空时他会和我们聊聊摄影，如何用光、人物造型、暗房制作等方面的技艺是我们常常交流的主题，我也掌握了许多关于摄影的技艺。摄影对我而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吸引力，或者说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基因。不过，我父亲对于摄影器材十分珍视，从不让我们随意触碰，甚至直到我读大学时，我能玩到的相机大都是向别人借的。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和朋友去新疆拍摄，借到了坏的相机自己也不知道，等到冲洗出来才发现都是废片。现在回看，十分有趣，不过在当时很常见，普通家庭买得起相机的并不多。
我的儿子李远著出生于1991年底，从小也是玩着相机长大，并走上了摄影之路。福建省文联等单位曾为我们家颁发“摄影世家”的荣誉称号，我认为这个“家”的内涵是传承与氛围。通过摄影，我们观察并记录时代发展的脉动，我们拍下的每一个镜头都将成为历史。我们是时代的记录者，用影像记录生活、关注社会、反映文化、表达思考。在我看来，摄影世家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一份家族情怀，更在于文化的传承与坚守。
《台海》：上世纪80年代初，“传播”这一概念对很多人而言还很陌生。您是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创立之初的授课教师之一，当时你们有遇到哪些困难？
李世雄：创系之前，许多领导都没听说过“传播”，误解是造船的“船舶”，还称赞厦门大学地处海边，专门建立一个船舶专业很好。“传播”这个概念，由余也鲁教授从美国带到香港。1983年，刚从香港中文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职位退休的余也鲁教授，希望在内地也能开展传播学教学工作，恰逢厦门大学要恢复办新闻专业，于是他成了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的主要发起人。当时我在校长办公室上班，多次参与接待余也鲁先生的工作。还有刘季伯，也是来帮我们建系的老专家。
1985年，我正式从校长办公室调到新闻系。当时找不到教摄影的老师，留学的人还没学成归来，内地也没人教传播学概念的摄影，一般都是教类似电教室的摄影技术，所以我调任的主要目的是摄影教学。我不是学摄影专业的，实际上当时也没有图片摄影专业。但因为我父亲是厦门资深的首席摄影记者，所以大家都认为我可以。其实我也是半路出家，硬扛着上去了。本来我没有长远任教想法，没想到一开始就放不下了，一教就是三十几年。
《台海》：您与学生的相处方式是怎样的？
李世雄：学生们都觉得我们彼此像同学一样，没有传统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感。有些调皮的学生犯了错，常常是我去领导那“救”他们。为此我还曾被批评说对学生太宽容了，没有原则，但我觉得学生们都是孩子，所以一直比较关照他们。我不局限于只教摄影技能，在日常生活中也跟学生像好朋友一样相处。目前联系比较多的是八九十年代毕业的“资深学生”。
01>1985年的厦门大学白城海滩。
02>20世纪70年代末的厦大校园。
03>从南普陀寺图书馆楼顶拍往厦门大学，前景是绿色的南普陀琉璃瓦，远处是红色的厦大嘉庚式建筑，两种不同典型风格的屋顶，正好把厦门文明教育与教化的两颗明珠串在一起。
把摄影理念“串”起来
《台海》：您觉得摄影是什么？
李世雄：摄影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同时也渗透着人性的各个范围，所以很多专业实际上都和摄影关系密切。以前的观点认为，摄影只是一种拍照技术，但没有想到进入读图时代和网络时代，摄影方式会迅猛地发展，甚至每个专业都需要。随着媒体技术发展，摄影应用变得越来越普遍，甚至医疗、刑侦等行业，都需要摄影的参与。网络时代来临后，它与数码结合成了一条现代沟通的高速公路，使得这个学科也越来越重要，于是我也被时代推着走了。
摄影背后的“靠山”是日新月异的科技，它的功能很开放，比如资讯传达、保存记忆、收集证据、回顾历史的各项功能，所以我们不能把它框定于新闻传播或艺术手段的任何一个类别。
《台海》：对于摄影新手，您有什么想说的？
李世雄：很多人会纠结于摄影表面的技术障碍，或是纠结于摄影器材，但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就我自己来说，现在常用的摄影设备只是一部手机而已。我会告诉学生，首先不要被技术门槛等框架框住，实际上包括摄影在内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分为道、法、术、器几个层面——器指的是器材、工具；术指的是技术、手段；法，指的是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最终形成“道”。我们要从道法的层面入手，然后才去完善器材。要清楚，我们拍照的目的是传达情感和理念，没有这两项的支撑，设备再好也没用。
第二个方面是要有高度，也就是超越工具和技术，看见摄影本来的样子。因此，摄影时关注的首先是取景，想好要把哪些东西放在画面里，同时把握好最佳的瞬间。到一定时候你就会关注成像条件，了解怎么用光、怎么传达质感。这些是摄影过程中的细节，熟能生巧。
很多老师大多从摄影的技术、器材开始讲起，认为这是基础。但我的观念不一样，我是从上往下，把“道、法、术、器”纵向地串在一起，通过道法把握技巧，再从技巧了解如何使用工具。因此，在我的课程里情感和理念、思维如何落脚，是很重要的内容。
《台海》：您说过“要用专业的思维把媒介的边界打开”，如何理解这句话？
李世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上课的内容就强调摄影语言功能、摄影本体特征。我觉得摄影的应用是“跨界”的，所以跟偏重讲技术的老师不一样，我偏重讲理念。媒体技术、社会应用变化非常大，如果没有传授影像语言多维的根本理念，学生到社会工作时就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
“跨界”与“混搭”是后现代以来最重要的理念，但这是我八十年代就开始提出和呼吁的。新闻传播专业跟规范性的实验专业不一样，我们需要面向社会，而且要与时俱进，所以跨界思维非常重要。现在文字记者也兼任了摄影记者的工作，普通大众也能用手机随时记录身边发生的事情，以简单的现场记录为根本任务的传统新闻摄影，正慢慢地失去地位，或让位于更具记录性的视频手段。我一开始就是这样想的，所以会把很多观念艺术、当代摄影思潮和新闻传播专业结合起来，特别在创意与鉴赏方面加强对学生的训练。
“我比PS技术早了20年”
《台海》 ：有人称您为“PS”的鼻祖，因为您的早期作品就有一种仿佛PS技术才能实现的效果，是如何做到的？
李世雄：当时根本就没有PS的概念，直到2000年以后慢慢才有人知道有PS这么一项技术。我的想法是如何把影像的二维平面变成多维平面，有了这一目的后就开始想办法实现。比如我80年代的代表作之一《灿烂的宁静》，我脑海中首先有了一个目的——我要灿烂的色彩，体现改革开放初期百花齐放、朝气蓬勃的意象。于是，我从一条毛巾上拍下蓝天红日的图案作为背景，又将之前用罩上红、蓝、黄等各种色纸的闪光灯拍摄获取的11张颜色不同的少女侧面脸孔图像进行拼贴，使少女脸部轮廓曲线形成峰峦叠起的“群山”。拼贴过程中，我还将每张脸孔做了不同程度的“垫高”，营造出层层叠叠、由远及近的立体效果，最后又用柔焦镜把拼贴好的画面翻拍成一张底片，成像后完全看不出拼贴的痕迹，立体又自然。
《台海》：您的另一代表作《先驱者之歌》比《灿烂的宁静》创作的时间还要早，谈谈这一作品的创作背景。
李世雄：《先驱者之歌》是我在1980年用多底合成技术完成的作品，一张是一棵伤痕累累的树干，一张是阳光穿透乌云。树的形象犹如一名赴难取义的勇士，是革命者、牺牲者的象征，但最终他会刺破乌云，迎来曙光，悲剧之下富含生命力。事实上，我在刚玩摄影时就不满足于简单的记录，这种多底合成技术是在暗房里比较麻烦的一种技巧，需要在一张相纸上先曝光，再换一张底片二次曝光，这其实也是一种PS思维，当时我们并不懂，觉得就是一种创意玩法。
《台海》：1987年，您与五位厦大校友在香港举办《5个1》摄影展，成为内地第一个到境外办艺术展的民间团体。您带去了上述两张代表作吗？这次展览有何特殊意义？
李世雄：值得一提的是，我玩摄影除了有家庭、职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浪潮对高校校园文化的带动。当时作品并不多，我带去了那两张作品，以及一些偏意象的创意作品。
我还记得那天是1987年4月23日，我们的展览办在湾仔的香港艺术中心的五楼。碰巧的是，同天“香港专业摄影师公会第一届作品联展”就在我们楼下开展。两个“第一次”同时同地撞在一起，令我们有些坐立不安——香港专业摄影水准在世界上仍属前流，香港影友更是见多识广，“5个1”的六十幅又小又粗糙的作品会不会显得太没分量了？短短的七八天里，我们同香港摄影界和新闻界的朋友们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向他们介绍内地青年摄影的现状，同时参加他们的沙龙聚会，了解香港摄影家的艺术追求。香港十几家报刊纷纷发文登图报道和介绍，对影展给予了高度评价。摄影家陈复礼先生后来对我说：“你们迈出了成功的和可喜的一步，现在你们年轻人是主角了，希望再接再厉。”
《台海》：为什么“5个1”在香港办展的影响意义如此深远？
李世雄 ：我们当时年纪青涩，思想比较自由，所做的事正好镶嵌在那段所谓“精英时代”里。我们这个群体原先的名字叫“厦大影友圈”，在全国的摄影群体中可以说是最年轻的，也是最业余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在专业的媒体或机构里真正从事职业摄影。虽然现在看起来我们当时的做法只是一些“小打小闹”，但当时没有人这么做，因为当时摄影观念的保守而反衬出意义。因此，“5个1”便成了那段摄影史绕不开的类型，这一形式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重要特色。当我们在讲厦门特区的开放时，文化的开放体现在哪里？这就是很重要的案例。
《现代艺术的困扰》（1986）
作品拍摄于1986年的现代艺术展厅。安排模特介入展品，使用不同颜色的闪光灯逆光照明，形成立体而多彩的视觉效果。此阶段是“厦门达达”艺术系列活动活跃的时期,这是一个另类而又活跃的艺术团体,摄影创作也被认为是其中的一部分。
《先驱者之歌》（1980年）
早在八十年代，李世雄就有了“PS思维”。《先驱者之歌》用了多张底片多次曝光放大的方法制作。乌云密布的苍穹下，一棵“伤痕累累”的树干冲破云层、迎出阳光。用树的形象比喻赴难取义的勇士，同时象征它终将穿越艰难，迎来希望。
《三个男子汉》
该作品是李世雄近些年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拍摄于厦门翔安的一处宗祠，是摄影艺术专业语言“框架意识”精确的代表，它提取切割了现场的三个符号，排除了现场无关紧要的杂乱，将中国男人的三个层面完整抽离了出来：当下生活中的男子汉、戏剧形象中的男子汉、作为精神文化符号的男子汉……一个来源于现实生活，一个来源于艺术生活，一个来源于灵性生活，这三层元素巧妙地撞在一起。
摄影如茶，人生如茶
《台海》：您从事摄影的这四十多年也是厦门飞速发展的40年，在此过程中有没有一些重要性的瞬间被您记录了下来？
李世雄：记录重大变化、事件、人物的内容，我父亲拍得比较多，我和他的路不太一样。我偏向于用意象的手法体现情感和理念，所以我会通过某一具有代表性的意象，去展现宏观的背景。比如，我在鼓浪屿上拍摄一张婚纱照，会有意地将整个环境带出来，展现出环境、社会等层面的内容。传统拍婚纱照大多觉得要干干净净，不能有路人、杂物在画面里，但我要把人物的社会性和时代性都体现在一张照片中，达到风景、场景、情景三景合一的效果。
《台海》：您曾被中国摄影家协会评为“德艺双馨优秀会员”，在摄影教育、摄影创作、摄影理论、摄影组织、摄影商务方面是“五项全能”。对此，您怎么看？
李世雄：我觉得这些身份是一体的，没有对立，所以我在感悟中说把摄影“融入生命”，就是追求全方位的升华修养，把握和善用摄影在网络时代对全社会、各领域密切介入的特质，争取让摄影从生活的被动角色转换为主动角色。
从我个人经验来讲，我们需要在社会上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而且随着社会发展，人的角色是多变的，特别是我们新传专业，需要有全方位发展的理念。所以我希望学生不能局限自己，有的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是专业学习，不会为人和交际，在社会上可能到处碰壁。
《台海》：您是《到闽南喝功夫茶》这本书的图片作者，谈谈这本书的背景。
李世雄：这是厦大的郑启五教授邀请我一起制作的一本书，他对茶有很深的研究。当时他找到我，希望能为他已拟好的关于茶的文章配图，并制作成册出版。
根据他的文章，我配了一些常年拍摄积累的闽南文化影像素材，包括人文、风俗等各个层面。搭配好图片以后，整体效果变得更加丰富而有韵味，郑教授觉得非常有趣，把很多文字不能表达的内容，通过图片呈现出来了。正式出版后，这本书受到了很多爱茶人士的喜爱。
《台海》：您与茶似乎有着颇深的缘分。
李世雄：作为老厦门人，我从小在闽南茶文化的氛围里长大。如今，茶也在我的工作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泉州市安溪县西坪镇是中国铁观音的发源地，蜚声中外的乌龙茶之乡。在西坪，我用相机记录下具有500年历史的日月寨、壮美的茶山、梅坂祖厝、泰山楼等等，还原茶叶原乡的天文、地文、人文之美。在走访西坪的过程中，我感受到茶乡亲切的“茶水人情”，在此基础上创生出“梅记·茶乡影韵”系列作品。这些作品有别于一般摄影人主动寻找一个场景进行创作的方式，它是“人情旅行”的附属产物，是一种平易近人、自然的表达。
我认为茶的作用有五个层面：先是“茶饮”，从茶作为饮品的物质层面出发。到“茶知”，即人们对茶的知识与技术层面，茶人、茶师皆属于此层面。再到“茶艺”，乃是人们对茶坊体验的审美追求；继而到“茶道”，“道”是心性与礼仪规范的结合，也需要很多“道具”的配合。在此基础上，我提出了“茶如”的概念，它代表精神解放、生活自在。“如”达到的是一个无形的层面，如，即为自然、自在、随缘，茶文化的魅力就在于它强大的包容性与无形的渗透力。我们经常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如茶”更到位，能够自己把握，自己体会。
《台海》：您觉得茶文化和摄影之间有什么共通的地方？
李世雄：摄影与茶拥有相通的“文化基因”。在现代艺术形态中，似乎唯有“摄影”是全方位的，它能介入到各个领域，并且它可以满足我们关于艺术表达、信息传播、个人记忆等的需要。
茶，作为“人情媒介”，亦可包容各种精神，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延伸性。茶背后的精神，源自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而一种文化最重要的是它的包容度及化解能力，在这一点上，茶文化与摄影艺术是共通的。
《浪漫生活鼓浪屿》
李世雄认为，“艺术照”不一定要避开俗世生活，现场就是这一刻的社会。这张在鼓浪屿拍摄的婚纱照里，他保留了鼓浪屿的人居生活现实，除了建筑、时尚形象、浪漫情节，还有下班下课的路人、买菜回家的居民、过往游客等等，将各种各样的人文情景元素放进图片框格，使照片有更丰厚的资讯和能量。
在走访安溪县西坪镇的过程中，李世雄感受到茶乡亲切的“茶水人情”，以独特的人文视角，探究摄影艺术与茶文化的共性。他将照片通过后期软件的复合叠加制作，融入了画意基因，使作品呈现出“似画非画”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