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台海》杂志主编 年月
百花村，在行政区划上，叫“长福村”。但十有八九者，只闻百花村，不知长福村。
六百多年前，1404年，朱熹后人朱茂林率领族人，一路南迁，当来到长福村时，看到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沟渠里流水潺潺，山坡上鲜花盛开，他们停住了脚步，从此定居下来，并世世代代以种花为生。
这一种就是几百年，花儿生生不息，尤以明清时期，花事一度兴盛。后虽经战乱摧残，长福村民种花的风气却没有随战火而湮灭。解放后，百花复苏，1963年，朱德委员长南巡视察，来到长福村，只见村中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种花种草，置身怡人花香，他情不自禁发出了感叹：“真是个百花村啊！”从此，长福村，就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成了百花村。“长福村”这个本名反倒被忘了。
年近七旬的朱江兴是我到长福村后见到的第一位本村人。实际上，我在多年前就已知他声名远播，当然，他的名声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就传遍大江南北，这一年，他成了长福村第一个万元户，也是经媒体报道后万众瞩目的种花致富能手。从1997年起，他当了15年的长福村党支部书记，带领花农从庭院经济走上规模化种植和产销，一时间，百花村香遍全国。
可百花村在行政区划上还是叫长福村，于是大家就提议索性正式改名百花村。正式改名，就得经民政部门同意，而按当时百花村的知名度，朱江兴觉得民政部门十有八九会同意。正当朱江兴在大家呼吁声中信心满满准备申报改名的材料时，一个冷静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江兴啊，我们长福村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年年风调雨顺，花木茂盛，这都得益于祖宗取的名字——长福，长福。改不得啊！”朱江兴的父亲朱海憨，这位种了一辈子花的花工，阻止了儿子，“你当村支书是一时，当长福孝子孝孙才是一世啊！”
从此，没人再提改名的事儿。尽管没改名，但“百花村”，人们，无论远近，都叫它这名字。“长福村”，续的是血缘；“百花村”，结的是花缘。
朱海憨是解放后百花村的第一代花农，因为种植技术高超，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位于鼓浪屿的华侨亚热带作物引种园请来当花工。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文革”之后百花村重振种花经济，竟发端于他从鼓浪屿采到的一粒文竹种子。
朱海憨在鼓浪屿当花工的那段时间，发现岛上不少别墅人家喜欢种文竹，而且花盆及四周常常落满文竹籽，他把文竹籽带回家给了儿子们及村里人种植推广。文竹因长相优雅、文气十足，人们喜欢把它当盆景摆在客厅和书房，一时间供不应求，而厦门成了百花村最大的市场，百花村花农今天回忆起当年在厦门的销售盛况，说：“厦门像填不满的海！”
而今地球村时代，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百花村年轻一代甘愿埋首花丛、深耕花田吗？
“种花，赚不了大钱，但过日子容易，独立自主，不求他人，何乐而不为呢？”1972年出生的刘德隆说。
他从父辈手中接过小小的花圃，十几年用心耕耘，花木销往美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互联网和展会为刘德隆等百花村农家子弟嫁接起了与外界四通八达的销售网络。
与其他村子不一样的是，百花村活在许多文人的心里，尽管它现在实际上已是个商业气息浓厚、城镇化明显、不像村落的村落，但文人雅士忆起它，依然心头诗意升起，他们甚至常常把百花村诗化。漳州是出文人的地方，而漳州文人，不管留下的还是离开的，他们的笔下大都有过百花村。
诗人安琪去北京前，就住在百花村边上。在诗歌界，她和百花村一样，都是漳州的名片。尽管去京多年，百花村依然是她魂牵梦绕的所在。当我微信告诉她，我正在百花村采风时，几分钟后，她就写下了这首诗——《百花村》（给年月）。
我把它作为本文的结尾：
她在故乡百花居住的某个村落/想起我—— /这移居异乡的植物/是否水土不服/是否根系，还在不断蔓延，朝着南方的方向。
她用微信把她的问候传递给了我/仅此一念/便使干渴的灵感得到灌溉/她应该是月季月月有美意/而我是菊/随便放在哪里都能野蛮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