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台海》杂志主编 年月
我对“书院”情有独钟。这份情感始于星云大师18年前在岳麓书院的一场演讲。
那是2006年3月19日。这天，春寒料峭、春雨霏霏，两岸学子披着雨衣，秩序井然地坐在岳麓书院的露天道场，专注地听着星云大师开讲“中国文化与五乘佛法”，这个讲座探讨的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彼时，79岁高龄的星云大师，耳聪目明、思维敏捷，演讲时风趣幽默，讲故事时信手拈来，所以，尽管他的扬州腔很重，但学子们仍心领神会，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尤其当倡导人间佛教的星云大师说“在人间佛教的思想理念中，只有‘中国化’，没有‘去中国化’”时，岳麓书院瞬间回荡着经久不息的掌声。
那天，陪同星云大师一起从台湾跨海而来、迈入这座千年书院的，还有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荣誉会长吴伯雄、台湾远见杂志创办人高希均、亲民党党务高级顾问钟荣吉、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理事潘维刚、天下远见出版发行人王力行以及星云大师的两位才华卓越的女弟子慈惠法师和慈容法师，他们，都是在宝岛上发光发热的人物，因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而走到一起。
岳麓书院创办于北宋年间，即公元976年。七八百年后，台湾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书院——崇文书院。史学家连横在《台湾通史》中写道：“康熙四十三年，知府卫台始建崇文书院。”康熙四十三年，即公元1704年。此后，台湾陆续出现了仰山书院、海东书院、明志书院等知名书院。这些书院都与福建、与闽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台湾的书院的诞生本来有望更早些。1683年，施琅率领清军打败郑氏政权，收复台湾，同年，他在台湾创办西定坊书院，但普遍认为西定坊书院只是义学，义学与书院之别在于，有没有大儒进入，而研究者认为“施琅并未带来名重士林的硕学巨儒”。
但不着急，随着清朝对台湾统治的加强，福建书院的制度与流程很快延续至台湾书院。福建籍的官员、士绅、大儒均为台湾书院的发展贡献良多，他们中，不乏闽南籍的身影。
台湾书院教育的发展迫切需要高水平的山长和主讲，于是一批闽南籍士绅纷纷跨海前往台湾，到各书院任山长或主讲。据《台湾文学史》记载，当时台湾的著名书院，如仰山书院、海东书院、明志书院等都有闽南籍士绅主持或主讲。
仰山书院与福建的渊源极深，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书院便有来自福建的三位举人、秀才出任院长。其中，福建晋江人陈友松是最为知名的一位。
很难想象，台湾近现代史上久负盛名的丘逢甲、许南英、汪春源、郑鹏云等人都曾就读于同一个书院，追随同一位老师。
这座书院叫海东书院，这位老师叫施士洁。1886年底，清朝进士、晋江人施士洁由台湾巡抚唐景崧聘请，跨海赴台出任海东书院山长。施士洁在海东书院时“倡为诗古文词之学”，培养出了丘逢甲等一干日后成就卓著的学子，并经由他们的传播，深刻影响了台湾的文化生态。而施士洁会义无反顾踏波登岛传道授业解惑，是受乃父影响的，其父施琼芳便是他的前任山长，在施士洁赴台前，父亲施琼芳已主持海东书院30多年。父子都是进士，且先后任同一所书院的山长，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温馨的佳话吗？
让我们回到施氏父子的故乡——闽南。在施琼芳出生时的19世纪初，闽南的书院文化已盛行近千年。公元七世纪，福建历史上最早的书院——松洲书院，就诞生于我的故乡漳州，据说是由开漳圣王陈元光的儿子陈珦创办的，有“兴庠序”以教化漳州，维持地区和平稳定的深谋远虑。随后数百年，闽南地区的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特别是朱熹出任厦门同安主簿、知漳州期间，书院文化达到高峰。
而今，当走访历史上知名的闽南书院时，最令我心潮难平的，不是寄托陈元光父子理想的松洲书院，也不是朱熹“紫阳过化处”，而是黄道周讲学处。
黄道周讲学处位于漳浦县城东郊石斋村前，又称东皋书舍。有一年，我陪同闽南文化研究专家、台湾成功大学教授陈益源先生前往凭吊。与许多书院山长不同的是，黄道周不仅是位全才大儒，而且还是位大英雄，他不是逝世于讲台前，而是就义于领军抗清的血战中。在东皋书舍，震撼我和陈益源教授的，不只是黄道周的学问，更是他的气节。
我们能够同频共振，也许就因为彼此的信念之树根植的土壤皆是中华传统文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