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台海》杂志记者 郑雯馨
怀着弘扬律学、培养佛教人才的理想，弘一法师在闽南广开讲经集会、四处奔走推动律学学院的建立，更为闽南佛学院的僧学教育建言献策，并参与到佛教养正院的讲学指导中，为闽南佛学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937年冬天，弘一大师（二排右二）在厦门万石岩讲经会留影。
在城市现代化建设飞速的当下，一些屹立于城市各角落的古树，往往都承载了那些已然消失的风景背后的历史。在厦门中山公园东门外马路的中央地段，一个长条形的绿化带上，屹立着一株三百多岁的古榕树，从一些厦门老照片中可知，这棵树所处的地段最初也属于中山公园的范畴，榕树的前方原本有一座妙释寺，弘一法师与友人往来的书信中，曾提及“以后惠书可寄厦门中山公园内妙释寺转交”，想来这棵古榕也曾聆听高僧讲经，更见证了弘一法师在厦门推动佛学教育的往事。
妙释寺原址上的老榕树。图/张存良
鹭岛妙释律学
弘一法师在《南闽十年梦影》演讲录中曾说：“回想我在这十年之中，在闽南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却是很少很少，残缺破碎的居其大半，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十分欠缺！”这一番自省之言，流露的是他对于在闽南弘法行律的重视。倘若说，弘一法师第一次到闽南是机缘巧合，那么令他下定决心常驻于此的理由之一，便是出于弘扬律学以及推动僧学教育的决心。
原址位于厦门万寿宾馆边的万寿岩虽早已消失，但留在山岩间的“潮音洞”石刻，乃是弘一法师在此挂锡时所题。1932年，弘一大师在厦门万寿岩集得学律者十余名法师，成立南山律学苑，宣布讲律时“不立名目，不收经费，不集多众，不固定地址”并撰学律发愿文。1933年弘一法师开始在妙释寺挂锡讲律。律即指律宗，开创者为唐代道宣法师，因其常住终南山，律宗也被称作“南山律宗”，因其戒律严苛，近似苦修，自宋代以后就鲜少人继承，然而弘一法师却立志弘扬律学，他不仅在浙江金仙寺自誓受菩萨戒，还在慈溪的金仙寺和镇海伏龙寺举办律学讲座。在闽南，弘一法师更是下定决心，投身于弘扬南山律宗的事业中。这当中还有一段传说：弘一法师在妙释寺做了《改过实验谈》演讲后，当晚他做了一个梦，醒来后他觉得，这应是自己居闽弘传南山律的预兆，遂准备择时讲律，并开始编写《四分律含注戒本讲义》，以后又编写《随机羯磨》讲义。
无论传说是否为真，弘一法师确实在之后的四个多月内，分别于妙释寺和万寿岩举办“南山律苑”讲座，先后分为五个学程，主要讲解唐代道宣律祖的律学名著“南山三大部”、宋代元照律祖的“灵芝三部记”和《随机羯磨疏》。因为弘一法师的讲经，逐渐在厦门聚集起一批年轻的学律僧侣。其中有一位出生于台湾的心灿法师，他最初在高雄打鼓岩元亨寺剃度出家，1924年前往厦门南普陀寺跟随性愿法师学法，而后驻锡妙释寺，司香灯一职。当弘一法师来此创办讲律会，心灿法师也成为南山律学苑学员，并陪同弘一法师辗转各寺庙讲经。心灿法师后来返回台湾，得知他谢世后，弘一法师撰写《心灿禅师往生传》，回忆两人相识的种种。
在厦门讲律期间，弘一法师还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1933年，厦门妙释寺募捐请宋《磧砂藏》，有穷人母亲带儿子来捐一圆。问何人布施，说是儿子布施。问这一圆如何来，是儿子一钱一钱经历数年攒的。平时珍藏怀中，舍不得花，今天听说寺庙募捐，小孩欢喜，自愿捐出，“儿衣敝衲，赤足无履，未及童年，名武彝也。”这个故事令他感动，不仅是感念那一代佛弟子的努力，更展现了彼时厦门信仰笃诚之风俗。
1935年正月，弘一大师（后排右九）在厦门万寿岩举办讲经会后与众人合影。
从前的万寿岩已不存，万寿路周边却是人们闲聊泡茶的好去处。
以身作则勤修行
弘一法师研习律宗，持最严格的戒律，他把自己的生活降到了最低处，矮小的关房里，一坏桌，一旧榻，一烂席，一破帐，日啖一餐，过午不食。如此以身作则，自然是跟随他学律的僧侣最好的榜样。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有一天，已是黄昏时候了，我在学僧门宿舍前面的大树下立着。各房灯火发出很亮的光，诵经之声又复朗朗入耳，一时心中觉得无限的欢慰。”足见跟随弘一法师学律的僧人都非常刻苦，他住在万寿岩时，也给性愿法师写信，称赞说：“比次讲《羯磨》约至四月八日圆满。与末学偕来寄居寺中者共十一人，皆一律过午不食，甚可赞叹。妙慧、广义诸师亦在内地。”
为了更好地弘扬律学，弘一法师并不局限于在厦门的寺院讲经。1933年5月，弘一法师应泉州开元寺方丈转物和尚邀请，集合学僧10余人，前往泉州开元寺，在寺院的尊胜院开办南山律学苑。然而这两次创办专习南山律学院的结局，都因为当时弘律因缘不逢其时，导致半途而废，或难以为继。故而弘一大师转向闭关静修和专心著述律学为主，他撰写了《略诵四分戒菩萨戒法》《说戒法略例》《普劝出家人常应受八戒文》等文章，还对南山律典作了大量整理，以方便后人学习，包括梳理南山钞记，历时三年改正讹误；对三大部做了简明的科判，为后学掌握南山律疏的组织结构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为文字古拙、义理深奥的南山三大部与灵芝三记编写了一系列简易注释；犯缘、罪相、并制、境想和开缘等方面，以列表的形式对比丘二百五十条戒的戒相进行了诠释等，这些工作都为律学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因如此他被尊为南山律宗十一代祖师。
在素有“泉南佛国”之称的泉州，无论是青山环翠之地，抑或烟火街巷里总能见到古刹丛林，礼佛风气也十分浓厚。1930年的正月，弘一法师在泉州承天寺协助性愿法师创办了月台佛学研究社，不仅教授了两次写字的方法，还整理了寺院内的古版藏经并编成目录，更主要的是帮助学僧研究和学习佛法，他曾提到：“研究社成立不久，景象很好。真所谓人才济济，很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盛况……。”言辞间的欣慰之情，不免令人想到弘一法师对弘扬律学所付出的心力，以及最终因人力有限而倍感遗憾。
虽然在办学方面不尽如人意，但弘一法师还积极推动在家律学。他特别将南山三大部等典籍中关于在家律仪的部分录出，题为《南山律在家备览》，为居士学习戒律提供了详细指南。在他所写的《新集受三皈五戒八戒法式》书中，更是针对时弊提出十条指导性的事项，澄清了当时比较普遍的一些错误做法和观点。通过这些通俗易懂的方式，方便在家居士学习戒律，也无愧于他“肩荷南山之道统，以此为毕生之事业者。余将尽其绵力，誓舍身命而启导之”的愿望。
1933年，弘一法师（中）与广心法师、转尘法师、性愿法师、青眼居士合影于泉州开元寺。
1938年，弘一法师先后在泉州、惠安及厦门等地讲经，此图摄于泉州开元寺。
弘一法师为泉州的南山律学苑撰联。
助力佛学院教育
矗立于厦门南普陀寺内的弘一大师雕像，无言诉说着这位高僧与寺院的深厚情谊。1928年十二月初，弘一法师乘船经过厦门，因陈敬贤的邀请，他在南普陀寺暂住几日。次年他应邀书写《悲智训语》赠送给闽南佛学院，特别提到了“观仁等，悲心深切。当更精进，勤修智慧。”他在《南闽十年梦影》中也回忆了对闽南佛学院的初印象，“院里面的学僧虽然只有二十几位，他们的态度都很文雅，而且很有礼貌，和教职员的感情也很不差，我当时很赞美他们。”
创立于1925年的闽南佛学院，是国内创办最早的佛学院之一。1927年，太虚法师担任院长后革新教育、严整校风，当时闽南佛学院的学僧不仅学习佛学，还要学习语文、外文、数学、历史、地理、哲学、心理学、教育学、艺术、体育等现代课程，引领了佛教教育的风向。彼时弘一法师与芝峰法师谈论起闽南佛学院的课程，芝峰法师认为课程分类很多，学僧有限的学习时间难以分配，恐难以学得深入。对此弘一法师提了些许建议，大意是“把英文和算术等删掉，佛学却不可减少，而且还得增加，就把腾出来的时间教佛学吧！”弘一法师的提议，足见他在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独到见解，当时闽南佛学院开设如此之多的课程，虽然初衷是希望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僧伽，然而实际操作中便出现了芝峰法师所担忧的现实，毕竟兼通佛学、哲学和艺术的天才型僧徒仅仅是少数。
正因有这一段因缘，在1932年和1934年，弘一法师两次应常惺院长之请，前往厦门帮助整顿闽南佛学院学风，并现身说法。尤其当1934年弘一法师再度拜访闽南佛学院之时，他“观察情形，觉得因缘还没有成熟，想要整顿，一时也无从着手，所以也就作罢了。”但弘一法师并未就此离去，而是向常惺院长建议，在闽南佛学院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一个教育机构。常惺法师马上着手实行，这个新的教育机构就是佛教养正院。
佛教养正院创建的初衷是扩大佛教教育的普及面，将寺院里的小和尚也纳入佛教教育里面。因为弘一法师认为，佛教教育应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过程，必须从小抓起，因此他经常讲课，课后也关心学僧的健康成长，除了教理的研究，养正院更注重戒行的修持，正所谓学行兼顾。然而随着抗战爆发，厦门沦陷，佛教养正院被迫停办。虽然仅仅存在了三年，但佛教养正院培养了一批年轻优异的佛教干才。如今漫步南普陀寺，依然能找到弘一法师留下的足迹，他曾住过的闽南佛学院的小楼、曾亲手种植的杨柳，以及作为闭关静修的后山石洞，都向人们诉说，弘一法师曾经极力推动促进闽南的佛学教育，他的精神依然鞭策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僧勇猛精进。
闽南佛学院是国内创办最早的佛学院之一，弘一法师曾为学院的课程教育提了诸多积极建议。图/马志远
戊寅仲冬，弘一法师与佛教养正院的同学在泉州合影。
南普陀寺内的弘一法师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