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伴随着下南洋之人所需，为华侨携带信件钱物的“水客”从厦门出发或在厦门上岸，由“水客”发展而成的侨批业，成为厦门重要的金融服务业，在厦门早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从水客携带现银回国、外资银行垄断控制、华人资本银行介入争夺、中国银行等民族资本银行的参与……所有这一切，见证厦门成为福建华侨出入境的主要门户和侨批集散中心。
早年，厦门海后路聚集许多银行、商铺、洋行、信局。图刘舒萍
文/《台海》杂志记者 刘舒萍
寻找侨批的踪迹，一定不可错过海后路。海后路位于鹭江道至开元路之间，早年是英国租地“海后滩”的主要地段，路由此立名并沿用到现在。早年，海后路聚集许多银行、商铺、洋行、信局，是厦门对外交往的一个窗口。
厦门在历史上是闽南人下南洋的重要一站，人们在这里离别，有的人多年后重返厦门码头，荣归故里，有的直到最后也没有买到回国的船票。有一封侨批，只写着一个大大的“难”字。这“难”字，让人惊心动魄、让人心痛刺骨、让人泪眼婆娑，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生活是如何的艰难。隐忍和坚韧，至今流淌在闽南人的血液里。
1890—1920年间的厦门海关口，码头上停靠许多船舶。图 洪卜仁 提供
1890—1920年间的厦门海关口，码头上停靠许多船舶。图 洪卜仁 提供
全省85%侨汇由厦门结汇或转汇
早在16世纪中叶，就有人从厦门乘帆船远渡重洋至吕宋、实叻、噶喇吧等地经商贸易。他们从厦门带去土特产和手工业制品前往东南亚出售，又从东南亚贩运当地土特产回厦门。他们当中有些人因买卖需要，久居不返，在当地繁衍生息，从而产生了早期的厦门籍华侨。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五口通商”，厦门作为通往东南亚的主要商埠码头以及福建华侨出入境主要口岸的地位进一步确立。
松浦章在《清代福建的海船业》一文中记载：“厦门准内地之船往南洋贸易，其地为噶喇吧、三宝垅、暹罗、吕宋诸国，《华夷变态》有载‘中国船一年内有二十支左右航至当地，其中福建海船又过半数。乘这些海船渡往咬留吧的中国人达数万之多’。”可见，厦门与南洋各地商贸往来密切。
大多数人下南洋的目的是谋生，期望发家致富，有朝一日能衣锦还乡，因此，华侨始终通过书信与家乡保持密切的经济、社会和情感联系，在银行、邮政局等尚未设立时，代送侨批信款先由“水客”或者“客头”办理，进而由“批郊”代理，从而开启了侨批业的源头。
侨批从东南亚进入厦门口岸后，由厦门信局分送至闽南各侨乡，再由当地的信差将侨批钱款和家书一并登门送达侨眷家中，并取回回批，集中后寄返海外。1882年，厦门设有批信局23家，以后逐年增加，至1937年得到邮政总局发给许可证者即达114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厦门为中心的侨批网络。据统计，抗战以前，福建全省侨汇的85%是由厦门结汇或转汇。
庞大的侨汇业务需求，吸引许多外资银行、洋行纷纷介入。厦门开埠不久，英资的汇丰银行、渣打银行，荷资的安达银行，日资的台湾银行，美资的美丰银行等就在此设立分行和代理处，联合洋行以及外轮公司，垄断侨汇及海运贸易，大获利润。20世纪早期，随着资本积累逐渐雄厚，海外华侨开始更多地参与到家乡的经济建设和贸易投资上来，涌现了不少侨办钱庄，如印尼华侨黄奕住的黄日兴银庄及其长子黄钦书的鼎昌钱庄、菲律宾华侨叶清池的捷记钱庄、菲律宾华侨黄秀烺的炳记钱庄、菲律宾华侨李清泉的李民兴钱庄、印尼华侨廖悦发的豫丰钱庄等。民国时期，在厦门共有4家完全由海外华人资本建立的银行，分别是中南银行、华侨银行、中兴银行、厦门商业银行，其主要业务之一是承接侨批资金从海外汇入中国。
侨批业的发展经历了水客递送、批局经营、归口银行三个阶段。一般说来，在1935年之前，海外的侨批几乎全为民信局所经营。不过，国外民信局所收汇款大都整批购买银行的汇票，通过国际银行或者华侨银行在国内各地的分行支付国内的民信局，然后分发给侨眷。1928年，中国银行成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之后，在国外建立通汇代理银行，开设分行，在闽粤两地设立支行；1936年，中国银行厦门分行行长黄伯权筹设新加坡分行。当年，厦门侨汇约为5835万元，通过该行经纪的达2341万，约占厦门侨汇总数的40.12%。
1938年厦门岛沦陷前后，侨批局大多向鼓浪屿和泉州转移，其中厦门规模较大的几家侨批局都将总局迁到了泉州，因此，厦门沦陷后，鼓浪屿和泉州成为战时闽南侨批中心。中国银行泉州支行经理张公量在《关于闽南侨汇》一书中估计了1938年至1941年泉州侨汇数额，并指出其一部分由南洋直接汇入，一部分经香港、鼓浪屿或上海转汇至泉州。不过据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原行长陈石考证，直至1973年，泉州收汇业务量才第一次超过厦门。这一年，福建省中国银行全省经收侨汇585417笔，折合4837.9万美元。其中福州收汇1137.5万美元，占23.53%；厦门1795万美元，占37.10%；泉州1904万美元，占39.37%。
金铺兼营信局业务,这是海外信局肇始的形式之一。图陈亚元提供
让乡愁有地可栖
喜鹊叫，番银到！据陈石观察，侨汇旺季通常都是一些民间节庆，以农历二月清明节、五月端午节、七月中元节、八月中秋节、十一月冬至节以及十二月年关为多，其中特别以五月、七月、十二月最旺，“每逢侨汇旺季，厦门中行经常要抽调各部门员工加班帮忙，场面十分热闹。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侨汇业务像一条维系海外华侨与侨眷血脉亲情的纽带，为许多家庭改善生活提供了帮助。”
据陈石介绍，1975年1月起，厦门地区侨汇业务一律由厦门中国银行接办，在该行附设“海外汇款服务处”，专门办理海外同业委托解付的华侨汇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厦门中国银行在厦门岛外设有集美、杏林、同安等侨汇派送机构，并长期保持一支侨汇派送员队伍。派送员以自行车为交通工具，挎包里装着侨批、现金和侨汇物资供应券，他们自带干粮，翻山越岭，走街串巷，不畏风雨，把侨汇及时送到侨眷手里，并带回侨眷签字附言的“回单”。有一段时间，由于某些国家禁汇的关系，侨眷在“回单”上的简单附言只能用暗语表示，例如把收到侨汇说成是“补丸”，并以多少“粒”来描述侨汇数量。
据厦门海关《十年（1922—1931年）报告》材料显示，当时出国的华侨年龄大多数在20岁～30岁之间。由于男人到海外谋生，他们的妻子则留在家里，以致许多乡村的妇女人数大大超过男人。华侨远居海外，经济条件好的，一两年回来团聚一次，经济条件差的，八年十年甚至二三十年也难得归来见一面。
对于这一点，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理事卢志明深有感触。儿时，每次从厦门岛内回同安，奶奶总是笑着告诉他：“你阿公寄番批回来了”“你阿公中秋要回来”“你阿公过年要回来”……只是，卢志明从未等到爷爷。对爷爷的了解，全靠只言片语拼凑，只知道他20多岁离开同安古庄村，远赴马来西亚打拼，早年还有回来，后来就只剩番批。奶奶克勤克俭，用爷爷赚来的血汗钱，在同安投资店面，故而，家里经济状况还不错。据卢志明回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家里还可以吃到椰油、通心粉，有一次父亲甚至分到一块手表，他自己也能收到些礼物，如番仔饼、牛奶糖、八音钟，让左邻右舍的小孩很是羡慕。
长大后，卢志明参加工作，成为厦门日报社的一名记者，他才知道侨批是文献，是珍贵的史料，只是他再也没有机会见爷爷一面——有一天他回家，发现奶奶在哭，原来爷爷已客死异乡。多年以后，卢志明的堂弟专程到马来西亚寻觅爷爷墓地，所幸，皇天不负苦心人，在遍寻不到、停下歇脚之际，看到了写有爷爷名字的墓碑，终于找到梦断南洋的爷爷，“今年清明，堂弟又去给祖父扫墓了。”卢志明说他眼前又浮现出奶奶的身影，想起那段由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侨批维系亲情的岁月。
在卢志明的引荐下，笔者在湖里塘边社遇见了华侨“亦爱我庐”的深情。湖里塘边社257号，有一栋两层式的小洋楼，一块雕刻着“亦爱我庐”的匾额悬挂在大门的正上方，让人一眼就可以感受到主人家想要传达的意思。小洋楼建于清朝宣统年间，落成于民国元年，如今已显残破。楼主叫林德栽，因家贫下南洋，后积攒了许多钱财。过去，闽南侨乡流行着一句老话：“买田、起厝、讨亲、造坟”，这是因为华侨有一条生活经验：南洋钱非常靠不住，是风险钱，只有把钱汇回来才算稳定。
树高千尺根还在，人走天涯故乡心，情切归来起大厝。小洋楼落成之际，林德栽特意聘请了一位老画师到家中作画，留下一块长约4米，高约3米的屏风画。画面中一名夫子坐在案前正在指导着五个孩子如何学习知识，案下的五个孩子各自拿着一本书，仔细一看，其中一名孩子手中拿的是一封书信。经卢志明仔细辨认，这封家书是这样写的：“父在外寄子：尔父在家无生活计不得已远游外乡以求财力，因命运不戾无积蓄，空爱束手。然无奈，暂留所望，望妻儿在家为人规矩，节俭治家，儿顺尔母，则父无内顾之忧。在外经营，稍得如意，当速回归，儿不需介意。”侨批走出信封，变成家风，让乡愁有地可栖。
1948年12月《厦门侨通行汇款通知书》。
1958年侨通企业有限公司广告。
绿叶对根的情意
风干的墨迹，泛黄的纸张，九旬老人林清明精心收藏了许多封堂叔林诚致的信件，信的内容多是关心厦门、安溪等地文教、公益事业资金筹集事宜，饱含一片桑梓情。林诚致曾任福建旅港同乡会理事长，是一位爱国爱港爱乡的知名人士。他曾就读于集美农林学校及商校，1936年前往印尼谋生，后移居新加坡，与长兄林树彦一起经营侨通行。林诚致1940年移居香港经营侨通行业务。
侨通行曾经是南洋最大的侨批汇业局，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后至20世纪50年代的最初几年，是侨通行业务的全盛时期，也是林树彦个人的声誉、地位与财产的黄金时代。当时，侨通分行遍设各地，举凡香港、上海、福州、泉州、古田、厦门、巴城（即今雅加达）、巨港、泗水、沙捞越、怡保、吉隆坡、马六甲、槟城等处都有分行（约25间），其中侨通行厦门分行开设在厦门鹭江道九二号，为国家争取大量外汇，支援国家建设。
香港侨通行位于中环繁华地段，便于爱国民主人士、左派领袖、文化界名人等来往联络，传递信息。洪丝丝、方方、庄希泉、庄明理、庄炎林、张殊明、张兆汉等老侨领，曾在那里“歇过脚”。此外，林诚致还为这些民主人士提供活动经费。李尚大到港后，也到侨通行办理过业务。新加坡沦陷后，陈嘉庚被迫逃往印尼避难，集美学校经费困难。此时，林诚致在香港鼎力协助陈嘉庚二儿子陈厥祥筹措学校经费。从1947年开始的半个世纪，林诚致是香港多个社团的创办人，积极团结闽籍同行和集美校友。
20世纪50年代初，为解决香港福建籍子弟就学问题，林诚致积极参与创办香港福建中学。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他四处奔走，请各商家捐出闲置物资，进行义卖。他对教工们说：“你们只管教好书，如发不出工资我把西装当去也要发！”他把自己经营侨通行所赚的几十万元钱都贴上了。
“堂叔来厦门，一般都由我或陈纹藻老师代订普通招待所。如果婶婶没有随行，就由我陪住，照顾他起居。”林清明回忆说，堂叔林诚致在厦门曾经有一栋两层楼房，位于厦门海后路与中山路交界处的黄金地段。起初，林诚致想在香港邀请有经济实力的财团、实业界朋友来这里修建大型的综合商场和酒店，为厦门特区建设服务。“当时，厦门市商业局也看中此地段，委托张其华出面与林诚致洽谈。为支援厦门特区建设，他二话没说，满口答应同意调换。此后，厦门市中山路口新增了华联商业大厦及东海酒店。”
改革开放后，许多海外华人掀起了回国寻根、寻亲、投资的热潮。此刻，寻根寻亲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找到一个亲人、一个姓氏、一个地名”，而是一份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对血脉再相连的共鸣。
位于厦门中山路的侨批文化雕像，再现书写侨批的场景。图刘璐
盼厦门能有座侨批博物馆
厦门是福建华侨出入境的主要门户，也因此聚集了一批侨批收藏家。为了寻找保存品相良好、具有不同邮戳的侨批，陈亚元在过去的30多年里常常在天亮前就前往东渡、万寿，甚至漳州、泉州的古玩市场寻宝。有时为了一封侨批，他甚至不惜花费巨资。陈亚元目前担任福建省收藏家协会厦门分会副会长，他从1990年开始收藏侨批，厦门作为省内侨批转运的中转站，为陈亚元的侨批收藏提供了便利。然而，在最初的收藏阶段，陈亚元对这个特殊的历史产物并不十分熟悉，他的收藏标准主要是有盖戳和品相良好。因此，他经常付出巨大的代价，整批收藏家族寄来的邮件，无论是哪个信局盖章的，他都毫不犹豫地收入囊中，往往花费上万元。其中，一封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寄给外祖母的家信，是陈亚元最珍贵的藏品之一。陈亚元表示，他期望厦门能够有一座侨批博物馆来展示这些珍贵的侨批。
近几年来，厦门市、区两级侨联主动牵头或积极协助做好侨批收集整理、出版书籍、出台政策等相关工作，通过举办侨批研讨会、建设侨批广场、在华侨银行厦门分行打造厦门首个“侨批展厅”等，致力于侨批的挖掘、研究、活化利用和宣传推广。推动厦门歌仔戏《侨批》成功获评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思明区、同安区侨联编辑出版《厦门侨批》《按章索局》《同安侨批》等书籍，不断扩大侨批文化影响力。
侨批文化广场，位于中山路繁华地段，以华侨银行为背景，广场中心地面上是一幅直径16米、由雕刻石板拼贴成的圆形地图，地图上是厦门侨批及其网络分布城市，周边刻有中山路曾经存在的105家侨批局和地址。侨批文化广场的旁边就是侨批展厅。走进侨批展厅，侨批、汇票、信筒、批篮、批袋……在不足30平方米的展厅里，设有文史档案区、文物实物区、多媒体区和文创互动区，已展出7期共250件侨批实物原件和200多件侨批电子资料，实物展品有迄今福建省发现最早的1861年的侨批和最早的盖有水客印章的1884年侨批，有最迟的1988年的侨批，有迄今收到的侨批款额最高的4亿元法币的侨批等，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往。
厦门侨批在侨批历史的画卷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笔，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过往我们并未拥有一处能够匹配其历史深度的公共文化空间。然而，时光流转，今朝的曙光照亮了希望：大同路即将迎来一间新的侨批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保存我们的城市记忆。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期待在此基础上继续书写厦门侨批的历史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