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被日军攻陷后，合昌信局趁全市批信局处于停顿状态，通过鼓浪屿转递批银，解清内地全部批款，顿时声誉鹊起，南洋委托局一时激增至180多家，几乎囊括了闽南的侨批业务。而合昌信局是由中国银行附设的，在侨胞侨眷看来，合昌信局就是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就是合昌信局，二者实为一体。
文/《台海》杂志记者 刘舒萍
在抗日战争期间，闽南侨批业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阶段，战争造成交通阻隔，社会治安动荡，批局邮路严重扭曲，原本三五天的邮程竟然需要80天，私营侨批业信用不佳，并时有倒闭。当时，中国银行顺此时机，承接“合昌信局”牌照，以官方名义开办侨批派送业务。
盖有合昌信局印戳的侨批。图陈亚元提供
从民间信局到拥有官方背景
要讲合昌信局的故事，绕不开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成立于1912年2月，1914年1月福建分行成立，1915年和1916年，厦门、泉州支行则相继成立，是福建省内成立较早的银行机构，以经办海外移民汇款为重要业务。1921年10月，福建分行迁移到厦门，后改称厦门分行，内部简称“闽行”。
“中国银行对推广侨汇业务一直不遗余力。1932年11月，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携香港、厦门两分行经理赴新加坡考察侨汇情况，期间指示香港、广州、汕头、厦门四处分行改进收转及汇兑手续，凡是侨眷到行提取汇款时，给予便利。不会签字的，画一个‘十’字也可以。”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原行长陈石表示，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银行更努力开拓这项业务。1936年，中国银行在新加坡设立分行，而后又在马来亚、印尼、缅甸、越南等地设立经理处，扩大海外通汇地点，并在福建省内各侨区普遍设立分支机构，雇用专差派送侨汇。1936年，中国银行经办的侨汇占全市侨汇总数的40.14%。
对于经营侨批业，中国银行早已有意进军。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天一信局、三美信局、锦昌信局等批局相继倒闭，震动闽南侨批业，海外侨胞对于国内信局颇有疑虑，闽行认为这是进军侨批业务的大好时机。于是，1937年初，中国银行泉州支行即开始筹备并成立侨汇组，先后派人在厦门、安海、石狮等主要商埠筹办侨批分解事务。由于邮局规定，经营侨批业须领有牌照方可营业，这时凑巧合昌信局宣告关闭。合昌信局原是一家民间信局，1932年，在厦门磁安路10号登记开业，创办人是黄泳来，但经营到后期日渐式微，1937年4月宣告关闭。
泉州支行受闽行指示先是买下“合昌信局”的执照，仿照民信局办法，直接送解信款，以期便利侨胞，吸收外汇，后又招收三美和锦昌等侨批局的旧部，在闽南各地迅速建立分支机构。
由于合昌信局派送侨汇一律付给现钞，不收取任何佣金，侨批回文又能及时寄出，加之中国银行在南洋的汇兑网络、资金雄厚且信用可靠的优势，于是，海外批局纷纷联系委托，很快中国银行就在海内外与数十家侨批局建立了合作关系。1938年经收的侨汇占全市侨汇总数56.36%。
1937年夏，厦门中国银行员工在鼓浪屿军训留影。图陈石
冒险派送从而声誉鹊起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厦门十几家中外银行相继撤移至鼓浪屿租界营业，中国银行在岛上原有鼓浪屿办事处，当时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对内外均以分行名义行事的机构。
1938年5月，厦门沦陷后，民间信局处于停顿状态，汇款均无法解付；内地各银行亦减少库存，停止解款，以至于东南亚华侨汇款无门。而合昌信局是由中国银行附设的，中国银行作为国际汇兑银行，对于侨汇业务十分关注，冒险利用亚细亚洋行交通汽船将批银先押运至海沧嵩屿再转泉州等地清解，顿时声誉鹊起，南洋信局纷纷与中国银行合昌信局签订了代解合同，不到数月，南洋委托信局已达180多家，其他银行也争先与合昌信局合作，例如菲律宾中兴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香港办事处等金融机构与之签订合同，确定合作关系。
合昌信局在厦门沦陷后业务能够突飞猛进的原因有二：一方面，在乱局之中没有畏缩怕事，反而从中看到机会，坚持冒险解付，主动与各方联络，在内地遍设机构，同时在永春、洪濑、涵江等处添设机构，款无论多寡，路无论通塞，全部予以清解，侨胞莫不称赞；另一方面，是因为其具有官方背景，在混乱中得到了更多便利和信任。在海外侨胞看来，中国银行与合昌信局实为一体。
1939年11月20日，马来西亚华文报纸《槟星日报》对中国银行挺身而出的仗义之举进行了报道：“当厦门沦陷，汕头、海口遭受封锁时，中国银行即在内地遍设机构，使侨汇得以不致因海口受封而发生阻滞，其间虽通行路线数遭变扰，然仍继续努力，不断奋斗，终能维持我南洋华侨与内地之联络，使万千侨眷不致因接济中断蒙受冻馁之苦，中国银行同人对此极深兴奋。故纵一内地派送信款时，历冒生命危险，时而坏车伤人，时而受敌机轰炸，而工作进行，仍所不怠，虽效果方面间有未能尽满人意者，然至今尚保持侨汇无阻……”
陈嘉庚对中国银行也不吝夸奖之辞，他在《南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数月前敌陷厦门，扰及潮汕，闽粤海疆受制益甚，而各地原有银行或缩或停，一部分民信局则乘机取利，抬高手续费。于是我侨胞寄汇信款颇感困难。幸中国银行负起责任，遍设办事处于闽粤内地各城市乡村，而谋补救。款无论多寡，地无论远近，路无论通塞，皆乐于收汇，而汇水又甚低廉，近月来我侨胞远处乡国之父母兄弟姊妹，得如涸鲋获苏于勺水者，泰半恃此。”
1938年7月，泉州中国银行请准邮局将合昌信局牌照移泉，并仍在鼓浪屿留分局办事，泉鼓两处均可收发海外批信。在1938年12月25日印尼李丙成致厦门海澄浮宫郭陈石转交岳母的侨批，信封背面盖有“福建泉州交合昌信局”。此时，厦门已沦陷，侨批邮路经泉州中转，所以海澄的侨批也交泉州合昌信局收转。在信中，李丙成写道：“自广汉被日本占据、咱厝地方如何？望大人回音指示。”在外谋生，华侨时刻关心国内抗战情况，关心家乡亲友的安危。据悉，1938年至1940年期间，海外华侨汇款几乎完全集中由厦门中国银行代解，对安定闽南侨乡侨眷生活作出了极大贡献。
20世纪50年代初，厦门合昌信局告示，提醒侨眷写回文时要使用暗语。图陈亚元提供
从艰难经营到一律由银行承办
抗日胜利后，交通恢复，困居海外的侨胞纷纷寄信汇款回家，赡家侨汇激增，侨批业随之复业并迅速发展。此时，部分侨批局迁回厦门营业。不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和南洋各地相继沦陷，侨胞与家乡通信阻隔，加之通货膨胀，黑市猖獗，银行业务萎缩，侨汇业务经营艰难。“其间，福建各地中国银行业务日趋萎缩，机构陆续裁撤，至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时，全省仅余8个行处。”陈石表示，汇兑业务是银行获取收益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战火纷飞、金融动荡的年代里，汇兑业务难以畅通，中央银行头寸调拨又有一定的条件限制，以致汇款解付困难重重。
1948年7月30日，一封从海外寄往福建安溪上宛深格的侨批反映了当时的情况，该信封背面“厦门水仙路十一号合昌信局收AMOY CHINA”“厦门中国银行收”字眼清晰可见。这是一封白文扬写给妻子廖玉芳的家信，在信中，白文扬这样写道：“因为汇水行情涨跌之故，所以后日若急须之项可以由电汇付去，更敏捷。再一办法是汇票直交妥人接领，然后若不急用，亦可暂换（美金）收存。又一办法，由垊埠信局买美金，每百津贴菲币五元，将信局出条，对厦门分局支领。对此三条件，请选适一条来示。”从中可以看出中国银行服务侨胞之周到，亦可看出当时通货恶性膨胀，美钞成为公开流通货币。限于种种原因，1948年下半年后，合昌信局业务逐渐停顿，乃至完全停顿。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提出“恢复合昌信局，沟通海外联系”的建议，1950年2月，合昌信局正式获准恢复对外营业，总局设在厦门中山路222号2楼和水仙路47号，分局遍布福州、泉州、漳州等地。1950年由菲律宾马尼拉寄中国石狮经厦门中转的侨批封，封背面就盖有“厦门合昌信局收”长竖条章。由此可见合昌信局在海外的影响力。
为提高侨汇派送速度，加强对侨胞、侨眷宣传服务工作，1957年1月，厦门中国银行对侨批业原三盘派送机构进行改组，成立了“厦门侨批派送处”，地点在海后路38号。1976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专门小组，对各侨批局资产负债进行全面清理，办理股东退股，厦门侨批业正式宣告结束。1976年1月起，各地侨汇业务一律由银行承办，从业人员吸收为银行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