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出了个张贤亮
文/《台海》杂志记者 年月
14岁时，我第一次读张贤亮写的《绿化树》，后来又读了他写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再后来，穷尽办法找到了比《绿化树》更早发表的《灵与肉》。在中学时期，我就把他早期有代表性的几部小说都读了好几遍。不管读哪一部，我都常有种剜心的疼痛，但又乐此不疲。当同学们都在迷琼瑶小说时，我感到很费解，“有什么好读的？”在阅读上，我直接跨过了琼瑶，是因为张贤亮不容置疑地树立了我的生命观——耐寒，悲凉，而又热烈。
“宁夏出了个张贤亮！”这是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文学评论“《灵与肉》和张贤亮”一文中的开场白。而当获知要去宁夏采访时，我脑海里蹦出的第一句话也就是这句。当看到采访行程中有“镇北堡”时，我不由自主地找出《绿化树》，如饥似渴地再读下去，张贤亮在《绿化树》中如是写下镇北堡的情景，只不过，他把它化名为“镇南堡”：
“镇南堡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我懊悔一上午急急忙忙地赶了三十里路，走得我脚板生疼。
所谓集镇,不过是过去的牧主在草场上修建的一个土寨子，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沙砾之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用黄土夯筑的土墙里，住着十来户人家，还没有我们一队的人多。土墙的大门早被拆去了，来往的人就从一个像豁牙般难看的洞口钻进钻出。但这里有个一间土房子的邮政代办所，一间土房子的信用社，一间土房子的商店，两间土房子的派出所，所以似乎也成了个政治经济中心。今天赶集，人比平时多一些，倒也熙熙攘攘的，使我想到好莱坞所拍摄的中东影片，如《碧血黄沙》中的阿拉伯小集市的场景。”
早在1962年，一天，正在南梁农场接受劳改的张贤亮穿过旷野，来到镇北堡，他感受到的是一种悲壮的精神在遥远的天地间延伸。他觉得眼前的这个土寨子，具有一种衰而不败的雄浑气势，在贺兰山脚下的茫茫大漠中，它的存在平添了黄土地的特殊魅力。后来，他把镇北堡写进了《绿化树》。
1981年，当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张军钊带着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的摄影师张艺谋来到宁夏取景时，平反后被安排到《宁夏文艺》当编辑的张贤亮，把剧组带到了荒凉的镇北堡。《一个和八个》是镇北堡与中国影视的第一次触电，这次触电的火花造就了张艺谋脱颖而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就此确立。
同年，由谢晋执导的《牧马人》是张贤亮文学作品的首次“触电”，这是一部第一次被公认为中国新时期的经典影片。古朴苍凉的镇北堡为《牧马人》成功表现淳朴民风、民情提供了绝佳的艺术舞台。一亿八千万人观看影片的纪录让中国人记住了《牧马人》和张贤亮，也通过张贤亮知道了遥远的宁夏有一个镇北堡。
1987年，当张艺谋执导自己的第一部影片《红高粱》时，把镇北堡选作影片的外景地。不久，张艺谋捧回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巩俐、姜文也迅速从古堡中崛起，三人成为中国第一代走向世界的电影人。
1993年，刚刚当选宁夏文联主席的张贤亮，拿出所有积蓄79万元，成立了镇北堡西部影城，其文学作品《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也是在这一年被改编成电影并在这里拍摄的。
01>张贤亮纪念馆的展墙上，儿子张公辅特意上了一张自己与父母在厦门船上的留影，想必厦门之行给一家三口带来美好回忆。
02>1993年，拿出全部积蓄79万元投资修缮镇北堡西部影城的张贤亮，在清城堡大门前留影。
03>张贤亮根据历史资料和自身记忆在影城里实景搭设了银川一条街，有多部影片在此拍摄。
04>为纪念自己笔下的女主人公马缨花，张贤亮在影城外围加建了马缨花美食文化广场。
05>一场大雪后，镇北堡西部影城银装素裹，张贤亮写下的传奇还在堡里流传。
此后，近两百部影片在此拍摄。除了《红高粱》《牧马人》外，最有名的还有《东邪西毒》《大话西游》《锦衣卫》《黄河绝恋》《红河谷》《黄河谣》《双旗镇刀客》《五魁》《善德女王》《这女人这辈子》等。
“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横幅大标就在入口处，十分显眼。
当然，随着更多影视基地的崛起，镇北堡西部影城作为影视基地的功能越来越弱化，被普遍认为很有经商头脑的作家张贤亮带领影城实现华丽转身，所有来此取景拍摄的电影，镇北堡都分文不取；镇北堡以旅游景点的方式生存发展，如今它已是5A级景区，每张门票80元，接待我们的导游说：“去年全年营收将近1.3亿人民币，今年有望超过。”
01>1987年，在镇北堡拍电影《红高梁》时，张艺谋正给巩俐说戏。
02>《绿化树》里“我”经常去给妈妈寄信的镇南堡邮政代办所。图/ 年月
03>非遗传承人李思源（右）沉浸在贺兰石雕刻中，沉浸在对张贤亮的追忆中。2008年，张贤亮为抢救宁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把100位非遗传承人请进了影视城，提供免费的摊位。图 /年月
游客熙熙攘攘，年轻女孩纷纷换装为“紫霞仙子”，或站在牌坊前，或站在墙根下，拍照留念。而我的思绪却还停在了《绿化树》里的那条街，“集市上有二三十个老农民摆着摊子,多半是一筐筐像老头一样干瘪多须的土豆和黄萝卜，还有卖掺了很多高粱皮的辣面子的。有一个老乡牵来一只瘦狗似的老羊，很快被附近砂石场的工人用一百五十块钱的高价买走了……”
“要刻枚贺兰石吗？”有个声音把我拉回到了现实中，出现在我面前的不是“摆着摊子”的“老农民”，而是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
“在这条街上，你见过张贤亮吗？”我望着《绿化树》里的那条街，张贤亮写道：“这条‘街’，我不到十分钟就走了两个来回”。
“见过，天天见！”小伙子答。
1990年出生的李思源，是贺兰石篆刻非遗传承人，2008年入驻镇北堡西部影视城，那年，张贤亮为抢救宁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把100位非遗传承人请进了影视城，提供免费的摊位，李思源便开始了在影视城里为游客刻贺兰石印章，每枚65元，一天刻下来，多则近20枚，少则几枚，有时一枚也没有。贺兰石篆刻技艺就在日复一日与游客互动中传承下来。
影视城里游客如织，人声鼎沸，李思源坐在摊位后充耳不闻，只顾刻写贺兰石。当我聊起张贤亮时，本来一声不吭、静默如石的他，话匣子一打开，关都关不上。
游客在这里可以穿上戏服，导演一场属于自己的精彩。
“张老师，人可好啊！”这是他的开场白。他对张贤亮的轶事如数家珍：张贤亮在世时，李思源几乎每天都可以见到他，因为张贤亮除了出差外，每天都会在影视城走走看看，“思源，今天生意怎么样？刻了几枚贺兰石了？”张贤亮走到摊位前，微笑着问。影视城有500多位员工，每位员工，张贤亮都能叫出姓名来。员工遇到难事，他伸出援手；员工遇到喜事，他前去祝贺，非遗传承人在外获奖了，他高兴得挥毫泼墨，写一幅字相送，以资鼓励。
张贤亮去世时，有不少员工痛哭失声。“张老师是2014年9月27日下午两点走的。”李思源不假思索地说出了张贤亮的忌日。“可惜啊，是肺癌，这跟他年轻劳改时苦闷爱抽茄子叶卷的烟有关。”李思源谈张贤亮如忆起亲人。
李思源并不是张贤亮的文学粉丝，不像我等几乎读遍张贤亮的所有早期作品，他读的是《一亿六》——张贤亮最后一部小说，“对人性的刻画太深刻了！”李思源与我分享他的读后感，他还读过张贤亮的《大风歌》，那首导致张贤亮被错划为右派，并劳改22年之久的名诗歌。
李思源建议我一定要去“张贤亮纪念馆”看看。我谢过他的提议，走进了离他摊位不远的张贤亮纪念馆，这个四合院式的纪念馆回忆了张贤亮从出生到去世的78年人生历程。
在纪念馆里，我读到了张贤亮于2014年元旦写给员工的一封信，读后，我印象深刻的一段话是：“我个人觉得最值得我欣慰的是:影城为社会提供了数百个工作岗位。数百人靠影城置业、成家、购车，赡养父母生育子女，许多人和影城一起成长发展，共享繁荣。这使我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能自豪地说一句:“我还是一个活着有利于他人的人!”
2014年9月27日下午两点，张贤亮因肺癌不治而去世，很多员工都记住了这个令他们仿佛痛失亲人的日子。
同时怀念他的还有被他救助过的人。自20世纪90年代，张贤亮就开始投身慈善事业，因善举曾当选为“中国十大慈善人物”，在他去世时，已有587人受益于他的慈善事业“救生行动”。
离开纪念馆，我在街上，突然见到了《绿化树》里的那个邮政代办所，“我”经常来这里寄信给妈妈，“我没有什么钱，但我有很多话，要寄给妈妈。”忆起书里这句话，我不禁热泪盈眶。
数十年前，作为女儿，我读到这句话，哭了。今天，作为妈妈，我想起这句话，又哭了。
